《建国大业》 　　作者：王兴东、陈宝光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周年。《建国大业》以四十年代抗战胜利直至建国前夕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为背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再现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和衷共济、团结奋斗，为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 　　楔子：陕北——河北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在中国北方，从西到东奔腾着一条河流。因为它流经黄土高原裹挟了太多的黄土，使河水呈明显的黄色，因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河。在陕西省和山西省之间，黄河呈从正北到正南的走向，成为这两个省的界河。 　　在中国北方，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鬼斧神工地隔开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成为山西省与河北省的分界。它叫太行山。 　　194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有一支车队横贯这三省大地，由西向东奔驰。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1948年3月23日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在这里与中央后委会合。此后，中央后委副主任杨尚昆带领中央机关的绝大部分人乘汽车走南线，直奔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早在这里的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十来个人乘汽车走北线，走走停停，奔赴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分两路进攻延安。3月18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最后撤离延安。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接见了保卫延安的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对他们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分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29日晚，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石咀驿枣林子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进到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这就是中共中央、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三个机构的由来。 　　4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乘坐的这支小车队，已经通过龙泉关——山西省与河北省的分界，进入晋察冀边区所属的阜平县了。由吉普车组成的车队，轰隆隆地碾轧在石头和渣土铺就的路面上，车轮子卷起冲天的烟尘…… 　　细心的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少吃些土，安排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走在车队的前面。司机是长期给毛泽东开车的周西林。此刻，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小心翼翼地把着方向盘。车速中等，车开得很稳。这是一条在山间修建的盘山公路，路的一侧是向上的崖壁，另一侧就是向下的陡坡，公路依据山势盘旋而上或盘旋而下。虽然已经翻越了太行山高处的主脉，但仍然处在太行山的东麓，需要格外小心。司机旁边坐着警卫排长阎长林，他两眼虎虎有神，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汽车后座坐着毛泽东。他穿着已经有些褪色的灰色中山服，右手夹着一支香烟，许久抽上一口。由于抽烟太凶的缘故，食指和中指的指甲已被熏得焦黄。他时不时地往左手的金属烟盒里磕磕烟灰。烟盒是黄铜色，已经磨得有些褪色，里面积了不少烟灰。毛泽东时而微眯着双眼，若有所思，眼神里闪烁着睿智的光；时而像个孩子似的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窗外。 　　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是他的夫人江青，她兴致勃勃地望着窗外，有时微蹙的眉头说明她对呛人的香烟有些反感。 　　春光明媚。山坳里，不时地能看见深粉色的桃花，淡粉色的杏花，纯白色的梨花，花蕊一抹嫩红的海棠花……它们在争奇斗艳。毛泽东不由得想起唐人那些吟咏春花的名句。他觉得眼前的景象就像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翻过了山顶，开始下山走向平原；度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 　　“老板，你能不能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江青抱怨说。 　　“抱歉，抱歉，熏着你们喽！”毛泽东歉意地笑了笑，按着烟头往烟盒里一拧，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使劲地捻了捻，确信烟头熄灭了之后，把半截烟放进右下兜，把烟盒合上，放进左下兜。“没法子，我是个烟民哪，不抽就闷得慌。” 　　“我不怕熏。有时候战友们聚到一块儿，也抽一棵。”阎长林打着圆场。 　　“哎，年轻人抽烟不好。”毛泽东摇着头说，“要有志气，这点不要学我。我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想改也改不掉喽。” 　　“**，过了龙泉关，就是我们河北的地界了。”阎长林不无自豪地说，那语气多少有些像是孩子在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父母。 　　车窗外，石砌的水渠在山间蜿蜒逶迤，里面潺潺流淌着粼粼的清水，映照出蓝天白云。田间有几个农民，正在用铁锹把渠水引导到麦田里。那些喝饱了水的麦苗都支棱起来，绿油油的。车队经过时，农民们停下手头的工作，惊奇地注视着。 　　“噢，这里的山地有水浇田。”毛泽东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点着头，高兴地议论着，“比陕北的塬上好。有了水，再多施些肥料，就能多打粮食。” 　　“这里是石山，山上有泉水。春天，还有冰雪融化的水从山上流下来。”阎长林介绍着。 　　“以后要多修些水库、水渠，把这些水都利用起来。”毛泽东像在会议上做结论似的说。有顷，他又转向阎长林，体贴地问：“小阎，回到家乡高兴吧？” 　　“高兴。”阎长林使劲地点着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你比我好哇，年纪轻轻就回到家乡喽。我已经五十五岁了，还被人家叫做‘土匪’，有家难回呀！”毛泽东说。 　　“革命胜利了，不就回去了嘛。在山西临县，您说，六十个月打败蒋介石……” 　　“噢，你都记住了，是个有心人哪。这是我的估计。”毛泽东左手掌朝上，五指分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并拢，在左手掌上划着，“在这六十个月里，前三十个月是上坡，费力，会吃很多苦头，流几身大汗。我们要努力爬到山顶，也就是说要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是我们下坡，那时就容易多了，叫做‘传檄而定’啊，就是有的时候都不用打，只要喊一声‘缴枪不杀’，敌人就投降了。” 　　“**说的一定不会错。”阎长林说。 　　“老周啊，这些天路过你的家乡，也没有让你回家看看，对你不起啊。现在，越往前走，离你的家乡就越远，你有没有意见？”毛泽东望着周西林。 　　“没有。”周西林摇摇头。 　　“为什么？”毛泽东关切地问。 　　“越往前走，说明咱们的胜利越大呀！” 　　“好！这话讲得有水平！”毛泽东一掌拍在椅背上，“那就让我们一起往前走。古代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佳话。我们**党人为了解放人民而背井离乡，比他更有志气。” 　　因为是山区，天黑得早。太阳一挨着山头，就拽都拽不住地往下出溜。沿着昏暗中显得有些发白的公路，汽车来到一个村庄的村口。 　　“老周，停一下，等等后面。”毛泽东说。 　　“是不是要在这个村子休息啊？”周西林边问边拉动了刹车杆，车停住了。 　　“跟**、弼时他们商量商量看。”毛泽东说着下了车，“在这个小房子里闷得太久喽，出去换换空气。” 　　紧跟着毛泽东，阎长林和江青先后出来了。周西林还留在车里。江青在附近溜达。阎长林站在毛泽东身后，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后面的车也陆陆续续到了。 　　毛泽东的身材与多数中国人相比，明显地高大、魁梧、厚实。丰茂的头发疏朗地梳到后面，露出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他踏在有些湿润的能感到弹性的土地上。听到村子里的狗一只接着一只地叫了起来，那声音并不带着敌意，多少有些夸张，仿佛在向主人炫示着它们的警觉。在这合唱里，似乎有两三只鸡也不甘寂寞地叫上一半声。虽然是在暮霭中，也能看出家家的烟囱里都冒出白白的烟。眼前的景象使人想起陶渊明在《归田园居》里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空气中有一种好闻的湿润、芳香的味道，沁人心脾，那是植物复苏散发出来的气息。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两臂做了一个高高的伸张动作，然后僵在那里好一阵儿，全身的筋骨都得到了舒展，解除了长时间一个姿势坐车的疲劳。他从右下兜里摸出剩下的那半截烟，叼在嘴上，又从左下兜里摸出火柴盒，在里面拿出一根火柴，抬起左脚，在布鞋底上一蹭，火柴哧的一声着了。点着了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头的烟丝随着吸进的空气猛地一红，像是个红色的小灯泡。 　　“**，”周恩来和任弼时过来了，“累了吧？” 　　“不累！”毛泽东摆摆手，“辛苦的是汽车轮子。这比咱们在陕北爬山走路好多了。过去行军哪里享过这样的清福？现代化的优越性，不承认硬是不行。” 　　“在这个村休息吧？”周恩来建议说，“天黑赶路不安全，离城南庄还很远。” 　　“这是什么村子啊？”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 　　“阜平县西下关村。”周恩来说。 　　“西下关村。”毛泽东重复着，脑子里却在竭力回想着看过的地图，判断着现在所在的位置。他转过脸去看着任弼时，“弼时，你看呢？” 　　“我同意**同志的意见。今天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赶路。”任弼时戴着度数不浅的眼镜，上唇留着厚厚的胡子，叼着个斯大林式的烟斗，那好像是他在苏联生活过的明显印记。 　　“好，随遇而安哪。歇息的事情由**安排。先打个尖。弼时召集村里的党员干部开个座谈会，调查一下这里的工作情况，了解一下地方的同志对上级和中央有什么想法。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也想见见大家。” 　　1948年4月13日一早，车队告别了西下关村的乡亲和党员干部，迎着朝阳出发了。 　　和昨天的顺序一样，毛泽东乘坐的汽车走在前面。下午2点多钟，有两辆草绿色的吉普车迎着车队缓缓地开过来了。 　　“**，可能是来迎接您的。”周西林判断说。 　　“好，那就开慢一点。”毛泽东用左手轻轻地拍了拍前排的椅背，通过挡风玻璃注视着由远而近的吉普车。 　　吉普车在前方二十米处停下了，车上下来两位中年的解放军，向这边摆摆手，示意停车，然后斜穿公路跑了过来。 　　“噢，是荣臻他们。老周，停车！”毛泽东对周西林说完，又扭脸对江青说，“主人到了，咱们快点下去。” 　　汽车刚一停稳，毛泽东已经迈出了车厢，站到了路面上。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和参谋长赵尔陆满脸是笑地跑上前来。两人立定，齐刷刷地向毛泽东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好！”两人异口同声。 　　“好，好，好。”毛泽东笑着与他们握手，“荣臻，尔陆，你们好吗？” 　　“好，好。”两人说。 　　“**，您身体怎么样？”聂荣臻关切地问。 　　“好得很哪！原来还有些病，蒋介石一进攻延安啊，连病也没有了，还得谢谢他蒋介石啊。” 　　“聂司令好！”江青从车的右侧绕了过来。 　　“江青同志好！”聂荣臻热情地同她握手。 　　“江青同志好！”赵尔陆同江青握手。 　　“这是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同志。”毛泽东向江青介绍。 　　“认识，认识。赵参谋长好！”江青说。 　　“荣臻，你们事情那样多，”毛泽东说，“还来迎我们做什么？我们自己还走不去吗？” 　　“**和中央远道而来，我们作为地主，迎迎还是应该的。”聂荣臻说。 　　聂荣臻穿着褪了色的旧军装，显得很合体。风纪扣紧紧地扣着，军帽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头发，军人仪表无可挑剔。个子偏高，脸长，南方人长相，读书人的儒雅分明可见。有一种严谨、忠厚的气质。 　　“荣臻，尔陆。”周恩来和任弼时过来了。 　　“周副**，弼时同志。”聂荣臻和赵尔陆向他们敬礼。 　　“你们好，你们好！”周恩来和任弼时与他们热烈握手。 　　“咱们几年没见啦？”周恩来兴致勃勃地问。 　　“嗯，”聂荣臻稍微想了一下，“三年，还是日本投降那年。” 　　“这三年的变化好大呀，简直是天翻地覆！”任弼时十分感慨，“那时，是蒋介石全面进攻我们，现在，我们要全面进攻他了。” 　　“是啊！”聂荣臻点着头，由衷地说，“都是党中央、毛**指挥得好！” 　　“**一边在陕北打游击，一边通过电报指挥全国各个战场。”周恩来抱着双肩说，“他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国解放战争。” 　　“我可不敢贪天之功啊。这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是人民的功劳。没有人民的支持，或是你们打得不好，我们指挥得再好也没有用啊！”毛泽东肯定地说。 　　“**，周副**，弼时同志，说句心里话，中央留在陕北，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鼻子底下打转转，太危险啦！我们晋察冀的同志，每天都悬着心哪！现在可好了，终于过去了！”聂荣臻长出了一口气。 　　“不打败胡宗南不离开陕北，是**下的决心。得知毛**还在陕北之后，蒋介石再三催促胡宗南：‘无论花多大的代价，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毛泽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电报我都见到了。有几次是真危险……”周恩来眼睛失神了，仿佛在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好在陕北的群众基础好，又有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都化险为夷了。” 　　“是啊，过不过黄河，当时我跟**还争论过。”任弼时说，“现在看来，还是**对。中央坚持在陕北，牵制住了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加速了革命的胜利。” 　　“是嘛，我们在陕北住了十几年，一直都在和平的环境。现在一有战争就离开，我无颜面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哪。难道我们还不如刘备？他在新野撤退的时候还舍不得丢下百姓啊。再说，陕北的敌我比例超过10∶1，胡宗南有二三十万，我们只有两万。中央担得重一些，拖住‘西北王’，其他地方的负担就轻一些。中央分配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蒋介石想让我过黄河，我偏不过。我就不信这个邪！诸葛亮在东吴，身处虎口，安如泰山。是地方的同志们给我们壮了胆。你们打得越好，我们就越安全。胡宗南想抓住毛泽东，到蒋介石那里去邀头功，这个忙我们就不帮啦，他只好在梦里做做。他这个人是志大才疏，既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造化！”毛泽东左手叉着腰，右手有力地挥动着。 　　“哈哈哈哈哈哈哈……”在场的人都笑了，笑得那么畅快。 　　幻剑书盟http://html.hjsm.tom.com欢迎各位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热门的连载小说尽在幻剑书盟！ 　　本书∷来自∷幻q28剑o59书w38盟阅读无限r32赢在幻剑！ 　　第一章决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要成立中央政府，就必须解决它的合法性。要合人民的法，就要采取民主的方法。 　　只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建联合政府，从而完成我们的建国大业。 　　晋察冀军区机关在阜平县城南庄。顾名思义，城南庄就是县城南边的村庄。城南庄还有一个名称叫陈南庄，显然是村里姓陈的人多的缘故。阜平县位于山区，在太行山的东麓。晋察冀军区大院也在山坳里，军区大院背靠着大山，山的前面有一片平地。平地的西面有几排半砖半坯的平房，那是军区领导办公、休息的地方。东面是会议室、伙房和小灶食堂。整个院子的周围有一道半人多高的围墙。 　　聂荣臻住在这几排平房最靠北边的一排，门前有两棵梨树，此刻，正开着白白的梨花。聂荣臻把房子腾出来，让毛泽东住，自己搬到最后一排去了。军区的领导有些在前方，房子本来就空着。其他在家的军区领导也都把原来住的较好的房子让出来，安排给远道而来的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住。 　　聂荣臻让出来的这间房子分里外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办公室。办公室有十五六平方米大，墙壁上刷着白灰，北墙上贴着一张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地面是踩得有些发亮的黑色土地。 　　靠玻璃窗放着一张普通的三屉桌，三屉桌前有一把全木质的靠背椅。三屉桌和椅子都像是乡间粗木匠的手艺。三屉桌是树皮色儿，桌面上，胳膊和书本常接触的半圆范围露出了木头的本色儿。靠背椅清漆色，椅面的木头约两指厚，屁股接触的位置有些凹陷了。 　　桌子上摆放着几个必不可少的物件：一盏玻璃罩子擦得近乎透明的煤油灯。一块最普通的石砚边上倚着还剩半截的墨，有些开裂的竹子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一个竹皮外壳的暖水瓶，竹皮外壳早就失去了新鲜的颜色，头上露出小脖儿的内胆却亮得像面镜子，看来是新换的。一个带盖儿的已经有些掉瓷儿的搪瓷大茶缸。 　　屋子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四条腿，桌子有点晃。桌面上铺着经纬纹理已经毕现的黄色毛毯，像是缴获日本军队的战利品。长条桌旁摆着一些长条凳，连漆都没有刷过，凳面上的木疤处有些拉手，其他部分倒是被磨光了。看得出来，军区主要领导经常在这里开个小会，或在长条桌上铺开军用地图进行战役部署。 　　柔和的阳光从玻璃窗斜射进来，照在办公室的东墙上，把墙映得金黄金黄的，那是恋恋不舍的太阳落山前释放的最后一抹余晖。 　　毛泽东坐在靠背椅上，周恩来、任弼时、聂荣臻坐在长条凳上。 　　“荣臻哪，我们这些人一来，”毛泽东在三屉桌的侧面哧地划着了火柴，一边点着烟，一边略带歉意地说，“就喧宾夺主，搅得你们不得安宁，不好意思啊！” 　　“哎，主席说的是哪里话！这就太见外了。”聂荣臻急忙说，“像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这样的贵客，我们请都请不来呀！只怕是招待不周啊。军区条件有限，就这么几间好一点的房子，你们长途跋涉，一路颠簸，太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是应该的。我们在这儿多年，习惯了，住哪儿都一样。” 　　“几年不见，见到你们很高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路上看到麦子长得不错，还有水浇田，看来今年是个好年景。老百姓见了我们都是眉开眼笑的，就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说明晋察冀的工作搞得不错，不愧是模范边区呀。” 　　“一过龙泉关，我们就有这种感觉了。”周恩来说。 　　“是这样。”任弼时叼着烟斗，满屋都是烟丝的香气。 　　“我已经给少奇同志和总司令打了电话，”聂荣臻汇报说，“说你们安全到达了，请他们放心。少奇同志和总司令都很高兴，让我转达他们的问候，指示军区好好招待你们。少奇同志还向主席请示，问以后中央机关的驻地选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站了起来，走到军用地图前，伸出左手，很快找到了城南庄。 　　“少奇他们那里叫……” 　　“平山县西柏坡，”聂荣臻走到地图前，用食指点了一下，“在这儿，离这儿大约有九十公里吧。” 　　毛泽东用左手的中指和拇指在两点b昧艘幌拢饬克侵涞木嗬搿? 　　“荣臻，你已经算是半个当地人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地的情况吧。” 　　“这两个地方我都熟悉。抗战时，鬼子‘扫荡’到阜平，我们就去平山；鬼子到了平山，我们就回阜平。两个地方来回跑。” 　　“那你最有发言权。这两个地方比较起来，哪个更好一些呢？”周恩来问。 　　“嗯……都差不多吧，都是山区、半山区。哎，想起来了，当地对这两个县还有句民谣呢。” 　　“哦，说说看。”毛泽东很感兴趣。 　　“‘阜平不富，平山不平。’”聂荣臻说，“前边那句的意思很明显，无争议。对‘平山不平’这句的意思有三种解释。” 　　“三种？哪三种？”任弼时从嘴里拔出烟斗问。 　　“一种说它的意思是平山的地势不平；一种说‘平’是‘贫’的谐音，就是说平山不穷；还有一种说它的意思是平山贫富不均，有富有穷。” 　　“噢……有意思，还符合实际吗？”毛泽东盯着他问。 　　“嗯……大体符合吧。” 　　“哦……”毛泽东点着头，抽了一口烟，思忖着。 　　“总起来说，平山更合适些。离北平更远，也更安全。”聂荣臻说。 　　“恩来，弼时，你们看呢？”毛泽东问。 　　“我同意在西柏坡。”周恩来思索了一下说，“听说少奇和老总当时选地方很费了一番心思。再说，工委在那里两年已经有了基础。” 　　“我同意荣臻和恩来的意见。”任弼时也不假思索地明确表态。 　　“好吧，告诉少奇同志，中央工委已经在西柏坡铺开了摊子，尚昆也率领后委到达了那里，就不要再动了。党中央就设在那里。”毛泽东一锤定音。 　　“这很可能是我们党中央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了！”周恩来高兴地说。 　　“好，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少奇同志。”聂荣臻说。 　　“恩来、弼时，你们过几天就去西柏坡，跟少奇和总司令他们会合。从你们到达之日起，中央因为战争分成前委、工委、后委办公的阶段，就告一段落。这三个机构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使命。我还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根新烟在桌上磕磕，直到上面出现一小段空间为止，然后把燃得短短的烟屁股接到上面，就像是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在做活儿。 　　聂荣臻大概是第一次看到，眼睛都直了。而周恩来和任弼时却见惯不惊。 　　“主席，不至于吧？烟屁股也要节约？我们自己有烟厂，您抽多少都有。” 　　“这样做其实很不卫生。烟屁上尼古丁更多。”周恩来冷静地评论道。 　　毛泽东笑了笑，挥挥手。那动作好像是在拒绝他们的批评，也好像是在驱赶缭绕在眼前的烟雾。然后，怡然自得地抽了起来。 　　“还有，早就跟苏联商定我在今年7月去见斯大林，我想早点去。如果斯大林同意，我就从这里直接去，也更近些。” 　　“主席要注意身体。”周恩来叮咛说。 　　“我会注意的。” 　　“少抽点烟。” 　　“没办法，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弼时同志也是同好啊！” 　　任弼时叼着烟斗，无声地笑了笑。 　　“放心吧，尼古丁不会比蒋介石更凶吧？”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大家都在，正好商量一下。我们的解放区已经空前地扩大，随着战争的推进还要继续扩大，我们肩上的责任将会越来越重。过去的一些小解放区合并成了大解放区，地方政府也要合并，同时，是考虑成立一个中央政府的时候了。要成立中央政府，就必须解决它的合法性。对蒋介石那个法，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要合人民的法。要合人民的法，就要采取民主的方法。我想应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把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邀请到解放区来，开会进行民主协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中央政府。你们怎么看？” 　　“主席考虑得很细致、很全面。成立中央政府，是时候了。”周恩来说。 　　“有了中央政府，我们就更能号召天下了。”任弼时说。 　　“好哇，这是锣对锣，鼓对鼓，跟蒋介石唱对台戏呀！”聂荣臻说。 　　“只要我们唱得好，有梅老板那样的水平，那样的风度，那样的人缘，他蒋介石那个台子底下的观众，慢慢地就会都跑到我们这边来。”毛泽东笑着说，“只剩下零零星星个把人捧场，蒋介石是唱也不是，不唱也不是。那才叫穷途末路哪！” 　　大家都笑了。 　　“召开民主人士会议的地点选在什么地方好呢？大家议一议。”毛泽东问。 　　“因为我们晋察冀跟平津的民主人士有接触，所以我有些了解。这些民主人士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物，过惯了城里的优越生活，让他们来咱们这个穷山沟开会，他们恐怕不乐意。”聂荣臻说。 　　“有道理。他们不像我们，在农村已经习惯了。”任弼时点着头，吐出一口烟来，“恐怕得考虑在城市里开。” 　　“咱们解放区最大的城市，最拿得出手的城市，就是哈尔滨了。”周恩来说。 　　“哦，高岗那里……”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思忖着，“就定在那里吧。时间呢？大家说说看。” 　　“现在是4月，再快也得筹备一段时间吧，还有路上的时间哪。”任弼时说。 　　“就定在今年秋季吧。时间长一些，比较从容。”周恩来建议。 　　“好。名称?？既要正，‘名不正则言不顺’哪，也要响亮，能耸人听闻！” 　　“主席，我想了个名字……”周恩来眼睛一亮，笑了，不再往下说，好像在卖关子。能看出他对那名字很满意。 　　“我也想了个名字啊！”毛泽东也说到半截打住，也像是在卖关子。 　　“慢——”任弼时举起右手来，好像叫“暂停”的裁判，“你们都先别说出口，一人写在一张纸上，让荣臻和我评一评，谁起的名称更好。” 　　“好，那就一人写一个，弼时和荣臻也写，来个民主评议呀。”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建议。 　　“不不不，我们还没想好，还是你俩写吧。”聂荣臻与任弼时几乎异口同声。 　　“好吧，就我和恩来写吧。你们可不要偷看哪。”毛泽东转过身去，用毛笔在信笺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然后折叠好，转过身来。 　　周恩来掏出小笔记本，用钢笔在上面郑重地写了几个字。 　　“好啦，该交卷了。都拿过来吧。”任弼时把烟斗叼在嘴上，伸出了两只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把信笺和小本交到他的手里。他一手打开信笺，一手擎着小本，与聂荣臻一起看。 　　“政-治-协-商-会-议！”两人一字一顿地念着，“真是不谋而合啊！” 　　四个人一起笑了。 　　“好哇！这个名字好！两年前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它的成果后来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不同政治力量彼此和平协商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有我们这样观感的人，一定不少。”毛泽东说着转向周恩来和任弼时，“你们到了西柏坡，再征求一下少奇和总司令的意见，如果没有异议，就这么定了。” 　　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里，墙壁上有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上面用红旗和蓝旗标明着国共双方占领的城市和区域。斯大林叼着散发出馥郁香气的烟斗，在中国地图前久久地站立。现在，中国革命的捷报每天就像雪花一样地飘来，眼见着中国共产党的地盘越来越大，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美国在中国长城以南的势力范围，承认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在毛泽东不愿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的时候，他还发电报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说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会灭亡。当时，他是真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参加到国民政府里去，形成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局面。在法国和意大利，苏联就是说服了在二战中拥有了强大武装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这样做的。可是，毛泽东是真拧，任人磨破了嘴皮子，死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不放弃几十万条破枪。当时，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是小农意识。没想到，二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冷战就起来了，蒋介石露出了反苏反共的嘴脸，不遗余力地站在美国一边，在美国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中国东北。在这时，苏联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能不帮助中共了。而毛泽东当初对蒋介石政权保持的独立和留下的这些武器，就显出了他的先见之明。 　　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居然留在了陕北！当时，说实话，他是真为毛泽东担心。毛泽东不同于那些在莫斯科吃黄油面包、读马列书本成长起来的领袖，那样的领袖可以制造很多；他是在中国的泥土里生长出来的革命领袖，这样的领袖就太难得了！万一有个闪失是难以弥补的。当时，他派去的联络员阿洛夫不在毛泽东身边，他甚至相信了贺龙和毛夫人被俘的消息，急忙主动邀请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主要领袖来莫斯科避难，不过，很快就证明了那是国民党造的谣言。 　　夜深了，四下里静悄悄的。连远处的狗也不叫。好像一切都睡着了。清风吹过窗前的梨花，使花瓣的边缘簌簌抖动，使人不由得对那些花有些担心。煤油灯芯嘶嘶地唱着，偶尔也噼啪一声。 　　毛泽东抽着烟，不时地喝口浓茶，精神健旺，毫无困意。他喜欢在夜里办公，一是夜间安静，办公效率高；二是一夜跨越两天，便于处理头一天发生的情况，指导第二天的行动。他看了好几封电报，在桌前坐了许久，又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步，尽可能地放轻脚步。因为，江青在里间已经睡着了…… 　　恩来和弼时走了几天了。中央书记处合在一起办公之后，应该开个扩大会，把今后的工作部署一下。全国的军事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好。延安在4月21日收复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各地土改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左”的倾向，正在逐渐得到克服。历史证明，我们在与国民党联合时期，容易犯右倾的错误；在与国民党分裂时期，容易犯左倾的错误。这是个规律。但是，那些主张暂缓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也不对，不能因噎废食啊。如果我们不能坚定地进行土地改革，给广大贫苦的农民以实际利益，他们就不会坚定地站在我们方面，支持解放战争。 　　部队对到蒋管区作战有畏难情绪。无后方作战当然困难不少，缺后勤保障，缺群众支持，连伤病员都不好安排……但是，老在我们自己门前打转转怎么行？就像两个人打架，在谁家里打，谁家的损失就会多些。长期内线作战，把根据地的坛坛罐罐打光了，把解放区的民力耗尽了，这正是蒋介石的诡计。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到蒋管区去打，到蒋介石的门前和屋里去打，到蒋管区去征粮就食，让蒋介石的军队给我们解决武器弹药补给和兵员补给的问题。这样，蒋管区也将逐渐变成新解放区，老解放区的人民也得到了休养生息。这是个战略的考虑。 　　各个地区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不听中央招呼的现象不少。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力量被反动派严重分割，山头主义是需要的。但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越来越多的根据地连接起来，它就会成为阻碍革命发展的障碍。 　　华东军区的粟裕来电，对中央早就决定该部南下的指示提出异议，主张留在北方再打几仗……粟裕是位很能打仗的同志，肯动脑筋，又在前方，了解情况。他说得有没有道理呢？可是，中央让陈粟大军越过黄河，到江淮地区作战，以缓解大别山地区刘邓大军的压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啊！不管怎么说，在我党我军内，像这样敢持异议、独立思考的高级干部还不是太多，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蒋介石这几天在南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吹吹打打，蛮热闹?！无非是想给他自己涂抹上一层“合法”、“民意”的色彩。蒋介石又从“政府主席”变成了“国家总统”，真像袁世凯当年搞的从“总统”变成“皇帝”的把戏。 　　今年年初，一些中间派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和蒋介石彻底决裂。比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我们要团结这些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质的人民政权，是时候了。 　　有社会主义苏联这个邻居，是历史赋予中国革命的巨大机遇。但盲从苏联的指示，照搬苏联的经验，也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党的很多做法都同苏联不同，为了避免引起国际上误解，需要当面向斯大林解释一下，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的铁托同苏联闹得很不愉快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同时，我们即将建立的全国政权也需要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政权建设的经验…… 　　右手指一阵灼痛，烟头烧到手了，毛泽东赶紧跨到三屉桌前，把烟头拧在打开的金属烟盒里。他回到座椅上，把毛笔蘸在铜砚台盒里，然后在砚台的边缘处掭掉多余的墨汁，在马粪纸一样的信笺上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 　　……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下月（5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他起草的另一封电报是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内容。 　　毛泽东把两封电报看了一下，进行了一些修改。然后折叠起来，装进信封，用毛笔在信封上写道：“急电。请发西柏坡”。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之所以也发给西柏坡，是因为在西柏坡有斯大林派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他掌握着与斯大林直接通讯的秘密电台及密码。 　　毛泽东放下毛笔，朝门外轻轻唤了一声。 　　“卫士。” 　　卫士组长李银桥应声走了进来。他22岁，中等身材，眉目端正。 　　“主席，什么事？” 　　“你在值班啊？” 　　“啊。” 　　“把这封电报交给军区电台，马上发出去。” 　　“是。主席，您也该休息了。” 　　“不行啊，事情还没有完。你去吧。” 　　李银桥从兜里掏出一把牛角梳，递给毛泽东。 　　“主席，您用这个梳梳头吧，可以使脑子得到休息。” 　　“真的？” 　　“我在家的时候，听老人们这么说。” 　　毛泽东用牛角梳试着在头上梳了起来，尖利的梳齿在头皮上重重地划过去，甚至感到有些轻微的疼，之后就感到有些轻松。 　　“不错，不错，好东西！看来是梳子促进了头皮的血液循环哪。谢谢你。” 　　李银桥满足地笑了。 　　“不用谢！” 　　“好多钱？”毛泽东看着他。 　　“嗯……不值钱。” 　　“不值钱是多少钱？” 　　李银桥不肯说。 　　“你不肯说，我也不勉强。就算我欠你的。你去吧。” 　　李银桥走了。毛泽东用牛角梳重重地刮了一阵头皮，确实感到清醒了不少。他把梳子放进右下兜里，与他的香烟为伴。又站了起来，走到屋子里的空地上，挺直身躯，使劲地向上伸直胳膊，这个姿势保持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把两手的手指叉在一起，放在后脑勺下，眼睛往上看着天花板，两臂尽量往后掰，同时夸张地左右扭动，带动全身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是他自己编制的体操，对于松弛长时间低头伏案的疲劳很有效。 　　毛泽东坐在桌子前，展纸伸笔，想给燕京大学的教授张东荪和文字学家符定一写回信。不久前，毛泽东收到了他们的来信。张东荪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委。符定一是湖南衡山人，是毛泽东同省邻县的老乡，1946年夏，曾应毛泽东的邀请访问过延安。他们都是民主人士，正符合参加政协会议的条件。毛泽东想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但是他们都在北平，是敌占区，如何能够稳妥地把这层意思转达给他们，又不至于给他们带来麻烦呢？毛泽东放下毛笔，在煤油灯上点燃了香烟，思索了一会儿，决定通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这条秘密线路。城工部部长刘仁这个同志不简单，钻在北平的地下，是个土行孙式的人物。 　　他掐灭香烟，给刘仁写信。 　　刘仁同志：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一、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几乎在这同一段时间，南京好像在唱一出大戏，生旦净末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热闹了。 　　眼见着装备了美国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吃败仗，1947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来华考察了一个月，魏德迈指责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美国政府报告：“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威望已日趋衰微，甚至被视为过时的人物……而李宗仁将军威望日高。” 　　第一届“国大”规定，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动了竞选副总统的心思。1947年7月，李宗仁打电报邀请现任国民党中常委的桂系人物程思远来到北平，告诉他自己要参加竞选。程思远久居南京官场，深知此举的个中利害，竭力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但无奈李宗仁决心已定。程思远回南京时，带上了李宗仁写的两封亲笔信，一封交给国民政府秘书长吴忠信，请他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竞选副总统妥为疏通。一封请吴忠信转交给蒋介石，请蒋介石批准自己竞选副总统。 　　看了李宗仁的信，蒋介石面无表情，什么也没说，就把信扔到一边了。在他看来，李宗仁也想竞选副总统，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根本就没有可能。他既不会考虑，更不会答应。李宗仁不同于那些没有政治势力的政客，弄顶“帽子”戴戴无所谓，顶多也就是“河沟里的泥鳅——掀不起大浪”。李宗仁是地方实力派桂系的领袖。桂系在地方实力派里又是力量最强的，而且集政治派别、军事集团、经济实体于一身，不可小觑。桂系曾经几次跟他打仗，失败后伤了元气。但是在自己的嫡系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受到重创的时候，桂系的军队却毫发无损，羽翼渐丰，成了气候。再说，美国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自己了，而一心想寻找新的代理人来取代自己。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提防着李宗仁还唯恐不及，岂有让他再锦上添花——当副总统的道理？ 　　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确定消息李宗仁认为是个好消息。首先，自己在信里表达得很明确，而蒋介石并没有反对，也可以算是默许了。 　　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在北平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表明自己将参加副总统竞选。 　　南京，在国民政府主席官邸，蒋介石看着摊在桌上的几份报纸，上面刊登着李宗仁神气活现的照片和他声明要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感到好像有一把锋利的匕首指着自己的胸膛那样难受。他捶胸顿足，大发雷霆，既像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又像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病人。侍卫官们被吓坏了，他们很少看到蒋介石这样失态，既不敢劝，又不敢不劝。 　　南京，国防部部长官邸。国防部长白崇禧在报上看到李宗仁大张旗鼓地要竞选的消息，吓了一大跳，不知道这位老哥触动了哪根神经，在抽什么风。 　　白崇禧是与李宗仁并称的桂系领袖，要了解他俩的关系，从当时流传的一个灯谜中就可以看出来。灯谜打一人名，谜面说：“既是一人也是两人，既是古人也是今人，既是文人也是武人。”很显然，谜底就是唐代诗人李白和桂系领袖李、白。这个灯谜巧妙地反映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蒋介石曾多次想离间他俩的关系，终于不能得逞。 　　现在，德邻兄忽然异想天开，要竞选什么副总统，蒋介石不想让他参加竞选是肯定的，不会让他当上副总统更是肯定的，既然明知是多此一举，为什么还要去刺激老蒋呢？还嫌老蒋对桂系防范得不够严吗？还是得找个人去劝劝他。 　　这么想着，白崇禧给黄绍z巡ν说缁啊? 　　黄绍z?3岁，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与李、白并称桂系三巨头。小学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学。曾任广西护党救国军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兼代交通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监察院副院长。 　　黄绍z押芸齑幽暇┓傻直逼剑幌路苫椭北急逼叫性魅喂氽? 　　“季宽，哪阵风把你吹来啦？”见到老友，李宗仁异常热情。 　　“正是德公刮的旋风啊！” 　　“啊？”李宗仁一愣，没有转过弯来。 　　“现在外间沸沸扬扬，风传德公要竞选呀。” 　　“是的，我已经召开记者招待会了。”李宗仁面有得色，“不错吧？” 　　“嗯——不，”黄绍z蚜∽磐罚敖∩趾臀遥疾桓夜锻！? 　　“哦，说说看。” 　　“我和健生想不明白，德公你为什么要竞选副总统啊？”黄绍z盐省? 　　“我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还在北伐时期，我就是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是蒋介石，这回的大总统肯定是他。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是冯玉祥，现在在国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阎锡山，他不打算竞选，还答应帮我。此外，还有谁有资格同我竞选呢？第二，蒋介石撑不了多久啦。如果我竞选成功，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可以同中共和谈收拾残局。第三，北平肯定守不住，我可不愿意束手当个俘虏。即使竞选不成功，我也好找个借口离开北平啊！” 　　其实，还有一个理由李宗仁没有说，那就是司徒雷登通过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来北平向他传递的信息——美国对他的看好和许诺的支持。 　　“这三条理由，我都相当赞成。”黄绍z迅咝肆耍暗诙跤械阄侍猓辖绻媸强逄ɑ蛘咚懒耍蔷秃冒炝耍绻豢逡膊凰溃憔鸵绷甑拇蟾惫伲翟谑且馑疾淮蟆Ｎ业剐郎偷谌酰璐死肟逼剑宦刍毓阄骰虻较愀郏僮鱿乱徊降拇蛩恪！? 　　李宗仁明白，要竞选成功，必须打通蒋介石这一关。于是，他托人给戴季陶送去一尊金佛。他相信，“有钱买得鬼推磨”。只要拿出血本，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戴季陶与蒋介石是什么关系？两人早年一块儿在日本留学，情同手足，刎颈莫逆；蒋介石能有后来的局面，戴季陶出了大力；蒋介石视戴季陶为畏友，也最肯听他的批评。只要能攻破戴季陶这一关，蒋介石那边也就成功了一多半儿。 　　戴季陶57岁，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曾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 　　望着金光灿灿的小金佛，戴季陶笑眯了眼，他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德邻先生配合介公，此乃珠联璧合，实党国之幸！阿弥陀佛……” 　　然后，戴季陶亲笔给李宗仁写了封回信，言语间大有到蒋介石面前疏通一事，不成问题，都包在他身上的意思。本来，戴季陶并不是这样好说话的，兼之蒋系与桂系之间又素不相融，戴季陶也不能不有所考虑，推究他这回如此痛快的原因，那尊不会说话的小金佛应当是起了大作用。正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 　　送出了这尊小金佛，李宗仁当然就有理由认为，对于他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即使不支持，也断不会反对了。1948年3月11日，离第二届国民大会开幕只有18天的时候，李宗仁正式宣布：“德邻决定参加这次国民大会的副总统竞选。” 　　看到李宗仁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巨大的威胁。如果李德邻当了副总统，有桂系的实力作为后盾，再有美国人的大力支持，他很可能取自己而代之。这是最大的敌人啊！比共产党来得还快。蒋介石开始后悔当初掉以轻心了，没有在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李德邻参加竞选。那时明确反对，料他李德邻也没有公然抗命的胆量。现在，李德邻利用自己的沉默一步步蹬鼻子上脸，再说什么都晚了，只剩下了一条路——坚决打好这场阻击战，绝不能让李德邻当上副总统。 　　当时，声明参加副总统竞选的除了李宗仁之外，还有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四个人。 　　蒋介石稍微权衡了一下，就知道这四个人哪一个都不是李宗仁的对手。如果把李德邻的实力比作真刀真枪，那这几位的实力充其量也就是京剧舞台上的把式刀枪。要这样去竞选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不问可知的。必须找出一个能镇得住李宗仁的人来参加竞选，谁呢？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孙科。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又是现任的国民政府副主席，他觉得，孙科有前总理的余荫，在声望和地位上都高于李宗仁。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他才让孙科当国民政府副主席，在中山陵区给他盖了幢豪华别墅，堵住了这位本来啧有烦言的太子的嘴。而且孙科与粤系最近，粤系跟桂系关系不错，如果孙科竞选，粤系也就不会支持李宗仁了。这是一箭双雕。再加上自己这派全力支持孙科，他李宗仁也就只好做做当副总统的梦喽。 　　1948年3月11日晚9点，蒋介石召见了孙科，面授竞选机宜。第二天，孙科对外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仅仅比李宗仁晚了一天。这样一来，竞选副总统的既有打胜了台儿庄战役的将军李宗仁，又有前总理孙中山的公子孙科，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有好戏看了。 　　1948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在紧锣密鼓中开幕了。这一天是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日，选择这一天来开幕，明眼人一望即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当局者别有寄托。 　　“宪政”的说法源于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公布的《建国大纲》。其中规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以党建军，训政时期以党建国，宪政时期还政于民。 　　1946年11月15日，公然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不顾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独自召开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来搞所谓的“还政于民”。既然是“宪政”，就得有个宪法，所以它的核心议题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而被称为“制宪国大”。而“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的核心议题是履行宪法的规定，选举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所以又叫“行宪国大”。 　　两届国大虽然只隔了一年多时间，但形势已经天差地远。开第一届国大的时候，蒋介石踌躇满志，自认为羽翼已丰，布置停当，又有强大的美国做后盾，完全可以诉诸武力，有绝对把握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里消灭全部共军。所以，他也懒得跟中共的和谈代表再Up嗦，索性让他们开路。可是天不作美，事与愿违，打来打去，共军不但没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大，倒是国军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战报中，都是令他丧气的消息。 　　在开幕式上，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致辞说：“此次国民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切不可重视细节，议论纷纷，争持不决，为了国家，程序越简单越好。”而且规定总统候选人要“党内提名”。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听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就知道蒋介石自己想当总统，同时通过“党内提名”，还可以阻止司徒雷登本人特别看好的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随着蒋介石的政治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日益狼藉，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美国担心出现共产党夺取全中国的“灾难性”局面，一直在考虑“换马”——替换蒋介石的问题，但因为蒋介石把权力抓得太紧，“换马”很不容易做到，这才退而求其次，转而用提供美援为手段，逼迫蒋介石革新政治，“还政于民”，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以便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攻势来个釜底抽薪。为了能够得到美援，蒋介石满口答应，可是却搞出这样敷衍塞责的玩意儿，不要说中共和民主党派看不过眼，就连司徒雷登也觉得太过分了。他立即提出外交照会，郑重声明：“如果蒋介石一意孤行，美国将不得不取消近期4亿美元的援助贷款。” 　　看到照会，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娘希匹！娘希匹！美国佬的手伸得也太长了，一个区区大使，居然管到我的头上来了！……”但是，这些话他只能说给自己听。司徒雷登的话还是不能不考虑。毕竟，“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4亿美元对于国民党政府目前捉襟见肘、百孔千疮的经济来说，是太重要了。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拥有9亿美元外汇，600万两黄金（合4亿美元），接收敌伪资产4000亿元法币（合10亿美元），财政实力达到历史最高峰。蒋介石本以为，在这笔巨额财富中拿出一小部分，就足以在短时间内消灭全国的共军而有余了。没想到，共军这么抗打，越打越大，黄金、美钞却像日头下的雪人，毫不费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的黄金、美钞储备只剩3亿美元，而且预计在1948年年底将全部耗罄。了解了这个内幕，就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价值4亿美元的美援对蒋介石的分量了。 　　蒋介石望着书案上的《曾文正公全集》和《圣经》，知道现在正是修炼坚忍的时候了，要有唾面自干的定力。不然，何以能成大事？他定了定神儿，叫人找来张群。 　　张群59岁，字岳军，四川华阳人。保定军官学校肄业，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与蒋介石同学。是蒋介石左膀右臂式的人物。 　　“岳军啊，”他叫着张群的字，“你去告诉司徒雷登，就说他误会了，我之所以要召开‘行宪国大’，就是为了要还政于民，而无意竞选总统。就我自己的本愿，是一天也不愿在领袖的位置上多呆，宁愿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悠游卒岁。” 　　张群到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转达的时候，司徒雷登微笑着频频点头，好像长者在褒奖孩子的懿行。不知道他是真的相信了这番话，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想到自己费劲巴拉搭起了台子，却要把别人?上台去，让人家去风光，蒋介石心里一阵难受。唉，真是“可怜年年连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啊！但是没法子，当了总统就失去了美援，要美援就不能当总统，这真正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大丈夫，能伸能屈吧。 　　现在的问题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得是自己能接受、美国也中意的，谁呢？一张一张脸在蒋介石的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转了起来。嗯，不能是少壮派。年轻人，本来就少年得志，目中无人，不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当了总统还得了？更不知天高地厚了！也不能是元老派。老家伙，门生故旧多，七勾八连，盘根错节，一提溜一大串儿，一旦当了总统，很容易形成势力，尾大不掉呀！不能是实力派。他本来就拥兵自重，是一方大员，你再给他加个总统的名目，这等于是给老虎插上翅膀，你还驾驭得了他？也不能是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叫花子，你讨好他做啥？疯啦？一个大金元宝砸在他头上，他不但发不了财，还很可能被砸蒙喽。不但不会感恩戴德，还认为是他祖上的造化?！不能是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窝囊废，也不能是八面玲珑、工于心计的机灵鬼。不能功高盖主，也不能无声无臭。嫡系里没有很合适的，不是这点不成，就是那点不妥。即使自己能接受，美国人也不能接受。而且有瓜田李下之嫌，人家要说自己找了个傀儡。更重要的是，看起来是自己的人，但真扶上去之后，难免不飘飘然，忘乎所以，以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导致大权旁落。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权力这东西，能把亲父子变成反目的仇敌，何况是两姓旁人。外派系的更不行。本来就跟你整天作对，你再把他扶上去当总统，就好像把刀把子递给人家，自己抻长了脖子，还嫌那刀子磨得不够快。这么思来想去，竟连一个人都找不出了。 　　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个既不少壮也非元老，既无实力也不虚无，既不窝囊也不狡猾，既非嫡系也无仇隙，既无盛名也非无名，自己满意美国中意的人呢？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他用两只手的中指抵住食指，揉着已经发酸的两个太阳穴。突然，一个名字不知从哪个角落，无师自通地钻了出来。蒋介石一下子就觉得太合适了，太合适了，简直就是非他莫属了。他不由得从座椅里跳了起来，高兴地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来回搓着手掌，怎么早没想到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哇！ 　　这个人是胡适。据说他这个“适”字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现在看来，他当总统也是“适者”，真是无往而不“适”啊！首先，服众。胡适是大名鼎鼎的文人，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文学革命，鼓吹白话文，谁不晓得胡适呀？其次，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政治可靠，跟政府走得最近，不像周树人、郭沫若那些人，跟共产党搅到一起去了。第三，有利于国际观瞻。也正因为胡适是党外人士，他当总统，才更具有文人政权的温和色彩。反对派说不出什么，证明自己真个是决意放权、锐意革新。第四，美国人满意。胡适是美国留学生，是在美国得的博士，美国把他看成是他们培养的人，自然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抗战时在美国当大使，与美国政界有着良好的关系。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跟胡适的关系也很不错。更重要的是，胡适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他也就是个摇笔杆的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即使当总统也不过是个摆设，不但断不会大权旁落，而且把那些虎视眈眈、居心叵测的人挡在了门外，自己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好！好！好！妙！妙！妙！真是一箭数雕哇！蒋介石用右拳一下一下击着左掌，庆幸着自己的发现。 　　忽然，他又有些害怕。那是人在终于发现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理想办法后时常会有的一种恐惧心情。万一胡适不答应可怎么办？读书人胆子小得很，没当过什么大官，让他一下子居于万官之上，成了国家元首，即使仅仅是名义上的，他又怎么受得了哇？“高处不胜寒”哪！因此，他很可能坚辞不就。那怎么办？总不能像对下属似的强迫命令他当吧。而且，读书人讲究为人清高，鄙夷权力，把做官看成是污浊的事。崇尚的净是历史上的大隐逃官的故事。即使心里想当，也推三阻四的，让人摸不清他到底想当不想当，就跟打哑谜似的。有股子穷酸气，一点也不爽快，这一点就不如武人了。也难怪人们老说：“酸秀才，酸秀才。”非得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肯出山，就是个例子。还是让王世杰去探探口风吧。 　　王世杰也是读书人，曾留学英法，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后进入政界，当过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1945年出任外交部长。他与胡适关系不错。 　　1948年3月30日下午3时，在胡适午休过后，王世杰来到他的寓所。一番寒暄契阔之后，王世杰直奔主题。 　　“适之兄，咱们闲话少叙。我此次拜访，负有重要使命。” 　　王世杰刹住话头，看了看周围，好像怕别人听到的样子。 　　胡适屁股坐到了沙发的前部，脑袋也往跟前凑了凑。 　　“没有外人，说吧。” 　　“介公，想让你……当总统。”王世杰有点卖关子，说得吞吞吐吐。 　　“啊！”胡适下意识地出来一声，嘴巴半天合不拢。这消息太突然了，好像一个霹雷在耳边炸响，使他一时回不过神儿来。他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因为从介公在国民大会开幕式的致辞来看，总统将是介公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金元宝会砸到自己的头顶上。 　　“是的，”王世杰看到他那吃惊的样子，心里不由得感到好笑，他点着头，再次肯定地说，“当总统。” 　　胡适心里一阵发热，一股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之情油然而生。总统是什么？那是国家元首啊！相当于古代的皇帝。虽然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当帝王之师，所谓“了却帝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又何尝不想当皇帝。非不愿也，实不敢也。现在，人家自己不当总统，却让给你，古代圣贤的禅让不过如此。这大恩大德，没齿难忘。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介公啊！ 　　胡适平抑了一下波动的心情，整理了一下紊乱的思绪。 　　“总统乃一国元首，举足轻重，非介公莫属啊！”胡适诚恳地说，“适之不过一介书生，德薄才鲜，何能当此重任？不可，不可，不可！”他连连摆手。 　　“你不要辜负介公的一番好意呀。介公这些天，”王世杰不由得肃然起敬，“为了国家，真是茶饭不思，殚精竭虑呀！他经过反复权衡，觉得你最合适。有利于国际观瞻……跟美国那边也好交代。” 　　胡适不说话了，王世杰这两句话搔到了他的痒处。本来嘛，在人家西方国家，文人、政客通过竞选当总统，本是稀松平常之事。可是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皇帝父子相传自不必说，就是在民国，当总统的也必是拥有军事实力的武人。如果自己能当总统，中国就能给世界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就此走上欧美现代国家那样的道路，也未可知呀。 　　“你的意见……？”王世杰催问道。 　　“那……介公他……”胡适小心翼翼地问。 　　“介公想出任行政院长……” 　　胡适疑虑地望着他，好像是不明白蒋介石何以会甘居人下。 　　“那……”王世杰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是个实权……” 　　胡适不再说话。他明白了，看来这总统也就是个虚职。用俗话讲，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本来嘛，要是个实职，哪能轮到你？不过话又说回来，再虚职也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外国人也得拿你当一国之主来对待。过去连这也不敢想，总是历史的进步吧。 　　王世杰看他沉吟不语，知道这事成了八成，可以回去复命了。 　　“适之兄，你再好好考虑考虑。那……我就回去了。” 　　4月3日夜，蒋介石亲自在官邸接见了胡适。一看胡适的面色，蒋介石就知道王世杰说得不错，此事已经成了。比自己原来估计的要容易得多。就像现下什么都在贬值一样，如今的读书人哪，比“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古人差远喽。 　　“适之先生，王世杰已经把我的意见转达给你了吧？” 　　“是。”胡适谨慎地点了一下头。 　　“你的意见如何呀？”蒋介石态度可亲，一副礼贤下士的风度。 　　“总统乃一国元首，非介公莫属！适之不过一介书生，不敢僭越。”胡适知道自己有些言不由衷，但这番话却是不能不说的。 　　“哎——不是这样说法，”一看胡适的酸劲儿上来，蒋介石有些不耐烦，“宪法——适之先生研究过吧？” 　　“唔……呃。”胡适像是打了个饱嗝，模糊地应道。说实话，一届国大通过的宪法他还真没怎么认真读过。看那个有什么意思啊？左不过是些官样文章罢了。所以，不敢回答得太确定。万一蒋介石让他说说几款几条怎么办。 　　“看到了吧，那上面，对总统的权力限制得太厉害。国家的实权是在行政院。而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适于做挂名总统的。所以，我情愿做有职有权的行政院长，而把这……总统让给你来做。”蒋介石如数家珍，表现出对宪法确有研究，同时又把话说得很露骨。他知道，不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还不晓得要怎样扯下去。 　　胡适沉默着。蒋介石的这番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反应有些复杂。首先，他是满意的。同样的一番话，出自王世杰之口与出自蒋介石之口，那性质是大不一样的。光听王世杰说，可真可假。蒋介石事后可以不承认，王世杰也没有办法。而蒋介石的这番亲口表态使他相信，蒋介石不当总统的理由是充足的，让他当总统的态度是真诚的，而不是虚与委蛇，虚晃一枪。虽然自己用不着推三阻四，但慎重一些总是必要的。没答应当不上还好说，答应之后当不上，面子上就不好看了。其次，他的下意识里又有些不高兴。感到自尊心多少受到了伤害。挂名总统你不适于做，难道我就适于做吗？前者使他不宜说什么，后者使他不愿说什么。 　　“适之先生，你的高见呢？”在蒋介石的内心里，对胡适没有立刻表示感谢有些不高兴。真是穷酸文人，臭架子还死端着。换了别人，早就千恩万谢了。 　　“适之何德何能，实难服众……介公——还是另选高明的好。” 　　“哎——你就不要推辞啦！我都反复考虑过了，方方面面来说，只有你最合适。现在虽然是宪政时期，但前方还在戡乱……世事多艰哪！我的事情还多得很。希望适之先生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分忧啊！”想到前方的战事，蒋介石不由得感慨系之，说得很真诚。 　　“……”胡适知道，该表态了，再推托下去就会讨嫌，“好吧。” 　　1948年4月4日上午10点，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因为会议具有实质意义，关涉到权力、利益的分配，所以国民党的中常委们都来了，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的。 　　“我提议，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党内提名。”蒋介石说。 　　“我反对，”蒋介石话音刚落，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说，蒋介石这个提议明摆着是冲他来的，“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不应当由党内提名。因为刚由训政转为宪政，党内提名会使这次国大选举被视为垄断、独裁的产物。开下一届国大时，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党内提名。” 　　“我同意德邻的意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他也打算竞选副总统。“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不应当由党内提名。” 　　“我也同意德邻的意见。不应当由党内提名。”湖南省主席程潜说，他是另一个准备竞选副总统的人。为了反对蒋介石的跋扈，他们三人在暗地里结成了攻守同盟，约定在会议上互相呼应。 　　其他人纷纷发言，不同意党内提名的占了多数，蒋介石的提议遂成罢论。 　　“我无意竞选总统，而宁愿当行政院长。所以，总统候选人嘛，就拜托各位不要再提我了。这一点还希望得到全体中常委的谅解和支持。”蒋介石说了几句后停住了，扫视了一下会场，看看大家的反应，然后清了清嗓子，“咳咳咳——我认为，首届总统……应当由——在学术上有成就，在国际上有声誉，曾对国家有贡献的党外人士担任……” 　　最后两句明显是比照着胡适的身材单缝特制的，使明眼人一听就能明白。 　　“我同意总裁的意见，”蒋介石刚说完，元老吴稚晖就说，“既然总裁明确表示无意竞选总统，而愿意当行政院长，我们就应当支持他，而不应违拗他的意愿。总裁深谋远虑，我相信，他的做法是有道理的。选个有成就、有声誉、有贡献的党外人士当总统，好！我支持。说明我们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国家，唯才是举，而不是像共产党所说的一党专制。” 　　“我也同意。这样做有利于国内外的观瞻，”罗家伦边说边扶了扶金丝眼镜，“美国人老说咱们不民主，太专制，好像在教训孩子。殊不知他们还没建国的时候，我们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共产党骂我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这些，选个党外人士当总统等于是一箭双雕，美国人满意了，共产党的攻击也不攻自破。” 　　听着他们的话，蒋介石感到很刺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吴稚晖真是老糊涂了，给他个棒槌就当针（真）！罗家伦大概是从司徒雷登那里听到了点风声。 　　这两人的话一说完，会场上就炸窝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吵了起来。 　　“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理论权威戴季陶气得脸色煞白，“介公无意竞选总统，那那那是伟人的谦虚。我们除了倍加敬仰之外，并不敢苟同。别的可以商量，但是，总统没的商量，绝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总统。总统非介公莫属。如果第一次行宪选举总统，我党总裁介公就名落孙山，不就如同华盛顿不能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吗？试问，如果是这样他们美国人能接受吗？当然不行！奇怪的是，有些美国人却对我们的选举说三道四，一些党内的同志，也主张把总统这个国之重器拱手让给别人，真是咄咄怪事，岂有此理！” 　　“我同意传贤老的高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紧接着发言，“总裁不但是党国的政治领袖、军事领袖，还是党国的精神领袖。领袖只有一个。总裁是国民党的总裁，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也必须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不然，何以能统一党令、军令、政令，做到三位一体呢？请问，如果不选总裁当总统，谁有办法让国大代表们去选其他人呢？U5——” 　　张道藩到底是年轻气盛，用丹田气这么“U5”了十来秒钟，然后目光如剑地扫视整个会场。那架势，像是谁要不同意他的意见，他立马就扑上去跟谁玩儿命。 　　其他人也都按照他俩的调子发起言来，调门儿一个比一个高，大有要不让蒋介石当总统，就如同挖了自家的祖坟，不食肉寝皮不能解恨。也不知道他们说的都是披肝沥胆的心里话，还是因为蒋介石坐在这里，趁机拍拍马屁，表表忠心，反正在这种事情上“反对”总裁绝对没有坏处就是了，还是实在不愿意让一个没有寸土之功，不知从哪个阴沟里钻出来的“党外人士”得了便宜、捡了洋落儿。即使有个把心里同意吴稚晖和罗家伦意见的人，看到这阵势，谁还肯冒傻气呢？ 　　这局面使最先响应蒋介石意见的吴稚晖和罗家伦始料不及，处境尴尬，被闪到了门外，成了大家无所顾忌射击的靶子，不捶白不捶的橡皮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坚持原议不是，推翻原议也不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汗水顺着脖颈子往下淌。 　　听着这些发言，蒋介石虽然面部严肃，显得不大高兴，但心里却舒坦极了，那滋味儿，像是三伏天吃冰淇淋，三九天喝热面汤。同时他也感到，大势已定，自己用不着再呆在这儿了，老正襟危坐地开会，也挺累的；而且也不适于再呆在这儿了，听着下属用“反对”你的方式大唱颂歌，你怎么表情都不合适。 　　“既然对我的提议存在争议，我还是回避一下的好。”说完他就起身而去。 　　这样讨论了整整一天，结果是全体国民党中常委一致推选蒋介石做总统候选人。 　　4月8日晚，蒋介石请胡适到自己的官邸吃饭。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 　　“适之先生，情况你已经晓得了吧？”蒋介石气色不错，说话带着膛音儿。 　　“晓得了，晓得了，世杰兄已经告诉我了。”胡适印堂发暗，声音有些苦涩。 　　“唉——没有办法，”蒋介石摇着头，显得十分苦恼，“党内的高级干部老是反对我，使我的计划无法实现。本来，我想得挺好，你当总统……” 　　“哎——不行，不行，不行！”胡适好像被蝎子蜇了一下，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又像被路人当面揭发曾经密谋篡位，手摆得像得了帕金森。 　　“我当行政院长，”蒋介石就像没看到他的反应似的，“咱们一定配合得不错。可是，党内同志都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是总裁，但不能独裁，还得服从、尊重全会的决定啊！” 　　“是是是。其实，”胡适点着头恭维说，“党的最高干部敢于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另外，你可能不晓得，我们党内有一些人，居心叵测。”蒋介石推心置腹地说，脸色黯淡了许多，“如果我执意不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就会跳出来竞选总统，到了那时，必定会搞得很坏……” 　　“哦——”胡适点着头，若有所悟。 　　“好啦，不说了……只是对不住你呀！”蒋介石的歉意很诚恳。 　　“介公言重了。我没什么。当初，也是因为考虑到国家有难，才勉强答应。现在这样，于国于己，都是最好的结果。介公不必介怀。” 　　“好，适之先生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蒋介石举起了酒杯，“咱们干一杯，这事就算过去了。” 　　“好，干！” 　　两个玻璃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悦耳的像音叉那样的声音。 　　4月12日，在总理纪念日上，蒋介石登台演讲，讲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大骂党内那些不受约束的人，下面一番话更是语惊四座：“我是国民党党员，早就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在4月19日的总统选举中，蒋介石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超过另一候选人居正，当选为总统。 　　总统的事情已经落定，蒋介石就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副总统选举上来了。听说戴季陶、胡适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在替李宗仁摇旗呐喊，蒋介石非常生气，派人去跟他们打招呼。在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之后，他们虽然得了李宗仁的好处或不喜欢孙科，但都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转而弃李拥孙了。 　　看到戴季陶不再支持自己，李宗仁明白发生了变故，亲自到戴季陶府上拜访。 　　“传贤老，您不是说好支持我的嘛，”李宗仁虽然语气婉转，但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怎么现在……” 　　戴季陶脸红了，像一块逐渐洇红的布，一直红到耳朵的外轮儿。他问心有愧。平时能言善辩的他，此时竟说不出一句囫囵个儿的整话来。真是吃人家的嘴短啊！ 　　“为什么呀？”李宗仁刨根问底。 　　“我我我……不是说，让你辅佐介公嘛，你怎么……跟他闹僵啦？”情急之中，戴季陶想到了一个极好的理由，终于倒打一耙，责备起李宗仁来了。 　　“嗯……”李宗仁语塞了。没错儿，戴季陶当时确实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呀？德邻。”戴季陶以攻为守，明知故问。 　　“蒋先生要我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退出竞选，我如何能够做到？” 　　“唉——，那——就不好办啦。”戴季陶用右手的指背击打着左手的手心，啪啪作响，仿佛是在说弄砸了的是李宗仁自己，一丁点也赖不着他。 　　“传贤老，蒋先生肯听您的，您能不能在蒋先生面前再……” 　　“不行不行不行，”戴季陶头摇得像风中的纸人，一副怕粘包儿的样子，“你们已经闹到了如此局面，你让我……有什么办法？”他两只手一摊，看着李宗仁。 　　“那……”李宗仁的嘴巴张了几张，真想说你要不管就算啦，那就把那尊小金佛还给我吧。但终于不好意思说出口来。 　　“我一切听命介公，他说上天就上天，他说入地就入地！”戴季陶来了劲儿地摇晃着脑袋，振振有词。然后，斜梗着脖子遥望着南墙上的某一点，仿佛已经超凡入圣。这个时候再跟他谈什么小金佛，那可就太俗啦。 　　竞选其实是财力的较量。孙科因为有财神做后盾，财大气粗。而桂系也不甘示弱，李宗仁给每位没有车的代表都配备了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他还包了几家大旅馆，只要是国大代表，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可以进去住。每天的午餐、晚餐，他都在各大酒楼设宴席，美酒佳肴免费供应。孙科、程潜也是天天摆酒请客。各位国大代表每天收到的赴宴请柬多得不计其数，可惜只长着一个肚子，又不会分身法，所以每顿饭都要为去参加谁的宴席斟酌一番。 　　1948年4月23日，副总统选举开始。当日开票结果，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2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因无一人超过法定有效票数，按规定，得票较多的李宗仁、孙科、程潜需进行第二轮投票。 　　在第二次投票前，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湘籍代表贺衷寒、袁守谦。 　　蒋介石委婉地表达了希望湘藉代表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的意思，并告之，自己非常不愿意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他决定全力支持孙科，但最终，李宗仁获1438票，孙科获1295票。李宗仁以多出143票的微弱优势战胜了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当时，蒋介石在官邸的收音机旁，揪着心听广播电台转播的选举实况。听到李宗仁获胜的消息时，蒋介石一脚就踢翻了收音机，抓起手杖和披风，大步流星地往外走，一头钻进了黑色的防弹轿车。 　　蒋介石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固然是这件事的结果，李宗仁当了副总统，肯定会对他的地位有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件事的过程，李宗仁居然是在直接与他对着干的情况下获得了竞选的胜利，这对他那“没有我的支持你选不到”的自信是个太大的打击。长期以来，他的自信几乎达到了一种盲目、谵妄的地步。他坚信，他反对的一定会失败，他支持的一定会成功。当他发现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时候，那痛苦是巨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痛苦比前者更甚。 　　人们的苦乐并不相通。就在这个小小的南京城，在蒋介石难过得几乎崩溃的时候，高兴的却大有人在。桂系们肯定是弹冠相庆了，竞选的胜利证明了李宗仁当初决策的正确，证明了桂系政治力量的正在上升，预示着桂系将来的美好前景。这是怎样的胜利啊，他们战胜的是蒋介石及其嫡系全力支持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呀！这个对手的强大衬托了他们胜利的辉煌。 　　此刻，石头城里还有一个老外在偷着乐，他就是美国大使馆里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蒋介石当选总统的时候，把他气得够呛，觉得被这老狐狸涮了一把。中国人就是这样，想当也说不想当，到底想当不想当，谁也猜不透。他在中国已经几十年了，书本看了不少，但中国人的心思还没研究透。李宗仁竞选的时候，他一直揪着心，唯恐李宗仁被蒋介石压下去。他唯恐李宗仁败的心情，同蒋介石唯恐孙科败的心情一样。现在可好了，他认为，李宗仁的当选证明了自己对李宗仁的判断没有错，是这次竞选中最乐观的因素。 　　当天晚上，李宗仁夫妇来到了蒋介石官邸。 　　“谢谢大总统，谢谢大总统！”李宗仁夫妇从心里漾出笑，忙不迭地说。 　　“好好好好，”蒋介石哭笑不得，艰难地挤出笑容，“向李副总统道喜。” 　　“以后，德邻一定追随大总统之后进行戡乱。”李宗仁宣誓似的说。 　　“让我们今后共同努力，为党国服务。”蒋介石说。 　　美国纽约的一幢房子，面积不大，居室干净，实用而不豪华，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水平。原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一家就住在这里。 　　1946年，冯玉祥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并被强令退役。在美国期间，冯玉祥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使蒋介石恨之入骨。1947年年底，冯玉祥收到了行政院长张群让他继续在美国考察水利的信和考察经费，又接到了蒋介石个人要他回国的命令。他拒绝了这个命令，同时辞去“水利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同时，冯玉祥被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 　　1948年4月上旬，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来访，他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刚一迈进房间，他就感受到了朴素的气氛。坐在沙发上，再观察一下略显局促的客厅，就知道主人的经济状况不佳了。他知道，这对完成他此行的使命更好。一只吃饱了的鸟可以对食物不感兴趣，但一只饥饿的鸟对食物就不可能不感兴趣了。 　　冯玉祥66岁，高大，厚实，虽然穿着西服，但仍掩盖不住他本身的质朴气质。 　　“冯将军，我们知道……你在中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位官员恭维说，弦外之音是今天居然落到如此寒酸的地步。 　　“先生过誉了，我在中国谈不上有什么影响。1946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被强令退役，上将军衔也就没了。去年年底，我辞去了中国水利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今年1月，蒋介石又开除了我的党籍。现在，我是两手空空，有什么影响？” 　　“冯将军在美国作了很多讲演，在美国人民甚至美国国会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作讲演，是想让美国政府不再援助蒋介石……你们政府听不听呢？如果不听，其影响……岂不等于零？” 　　“我们听啊！其实，冯将军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对蒋介石的援助，已经比过去少多啦！而且，我们准备……” 　　“你们知道嘛，蒋介石就是在用你们给的钱中饱私囊，打内战，杀中国人，你们对中国人民有罪呀！而且，你们也对不起美国人民，你们没有权力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给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输血。” 　　“是的，冯将军，从中国回来的美国官吏和传教士们，都说蒋介石贪污无能。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是痛恨他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起码证明我不是在说谎。” 　　“中国的大多数民众都盼望着冯将军回国去收拾局面。”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收拾不了局面。能够收拾局面的是中共。” 　　“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绝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因为中共是苏俄的附庸。但是，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成立政府。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而且，要钱有钱，要军火有军火……” 　　“无论做什么事，天理人情不能不讲。你们不要共产党，与我们没关系。孙中山先生手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就是叛徒。况且，马歇尔在重庆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的人是在座的，那是有文件可考的，不能跟喝醉了酒一样，睁着眼睛说没有那么一回事。” 　　“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反正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 　　“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不像美国，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就是说，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还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假如美国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就不单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而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了。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吗？” 　　1948年4月29日晚，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内。 　　夜阑人静，空气中都带着香味儿，好像是丁香那种浓郁的香气，使人愿意做深呼吸，把这带着香味的空气吸到五脏六腑里去。坐在办公室里，能隐约听到军区大院前面不远处的胭脂河在淙淙流淌，而这声音在喧闹的白天是不大听得到的。毛泽东坐在书桌前，在明亮的马灯照耀下，逐字逐句地推敲着《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有时不觉念出声来。 　　嗯，第二条写得好！“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是啊，南京这些日子吵吵闹闹，有哭有笑，也不知道他们办的是喜事，还是丧事。蒋介石4月19日登上了“总统”的宝座，自以为有了在法理上正统的位置，其实就跟袁世凯登上皇帝的宝座一样，离他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太一般了，不像口号，说教的味道太重。毛泽东抓起毛笔，掭了掭砚台里的墨汁，大笔一挥，勾掉了…… 　　1948年4月30日下午，在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会议室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也称城南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他们乘坐吉普车刚刚从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赶来；有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他俩开着吉普车远道而来；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讨论《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 　　“《五一口号》大家都看了，”毛泽东说着，右手在鞋底上划着火柴，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谈有什么意见。” 　　“没啥子意见，”朱德说，“我看都挺好。特别是第一条：‘……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今年春季，解放战争的形势好得很。西北野战军继宜川大捷之后，4月12日发动了西府、陇东战役，截断了西（安）兰（州）公路，4月21日收复了延安。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我军，在3月份开始了察南、绥东、临汾等战役，收复了广大地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从3月8日起发动了洛阳战役、宋河战役等，粉碎了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山东兵团从3月11日起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和潍县战役，把敌人压缩在济南、青岛、临沂、兖州等几个据点。东北野战军从去年12月15日到今年的3月15日，发动了连续90天的冬季攻势，攻克了四平等18座城市，使敌人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孤城内……总之，蒋介石在各战场都处于招架之势，无力发动战略进攻喽。指挥员都坐在这里，”朱德指了指聂荣臻、陈毅、粟裕，“可以说得更详细些。” 　　“总司令说得好！”聂荣臻、陈毅、粟裕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不大的会议室里，除朱德、周恩来等少数人不吸烟外，几乎人人都在吞云吐雾。任弼时本来是抽烟斗的，但由于陈毅、粟裕拿来了战利品——美国“骆驼”牌香烟，也抽了一支。随着会议的进行，屋里已经烟气腾腾的了。 　　“我认为第三条中的这个口号好：‘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刘少奇说，前一段他一直在主抓土改工作，“由于我们党坚定地执行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使得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广大贫苦农民，坚定地站在了我们党一边。这是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各地在土改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在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下，也已经纠正了。” 　　“我对第三条中的这个口号感触更深：‘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任弼时是书记处里最年轻的成员，分工负责青年工作，“蒋管区广大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已经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首先，是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抗议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运动。其次，是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然后，是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和天津镇压学生的‘五二Ｏ血案’，六十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所有工人、教员、市民的同情都在学生一边。最近，上海学生又在同文化界、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一起，展开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正像列宁曾经说过的，青年是天生站在革命一边的。美国和蒋介石现在的名声，臭极了！” 　　“好哇，大家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毛泽东笑着说，“军事情况，土改情况，学运情况，都谈到了。我提议，让恩来同志把民主党派的最新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我们也正想听听呢。”大家说。 　　“好，既然主席点将了，我就简单向大家汇报一下，”周恩来了如指掌地侃侃而谈，“由于民主同盟没有参加伪国大，1947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并威胁说，如不自动解散就逮捕民盟成员。在这个压力下，民盟领袖张澜发表了解散民盟、停止活动的公告。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受到了迫害，不能在蒋管区公开活动。在这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很多人过去长期标榜自己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主张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可是即使是这样，蒋介石也不允许他们存在。蒋介石教育了他们。今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人在香港召集会议，决定重建民盟的领导机关，并宣布恢复活动。也是在1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冯玉祥等人也在香港组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恢复的民主同盟和新组建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发表宣言，接受我们党关于时局的主张，表示要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总之，‘第三条道路’被蒋介石堵死了，他逼迫这些中间派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成了他的敌人。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是啊，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搞过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搞过国共合作，”毛泽东左手持着香烟，右手挥动着有力的手势，使他的话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现在不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我们不是同蒋介石合作，而是同李济深、冯玉祥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大家对《五一口号》还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大家纷纷说。 　　“我建议，把第五条再讨论一下。”毛泽东说着，就读了起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大家看，这一条怎么样？” 　　“我看，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具有理论家素质的刘少奇，说起话来字斟句酌的，“国内的多数人拥护我们党，国内的其他党派都没有这样的政治地位。” 　　“召开新政协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朱德的话则明显具有军人的爽快。 　　“总司令说得对，”毛泽东点着头，“是行动口号！”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考虑了吗？”任弼时问。 　　“初定在今年秋天，地点在哈尔滨。”周恩来答。 　　“都请些什么人呢？”任弼时问。 　　“请恩来和统战部拉一个名单，只要是赞成我们党反蒋主张的，有影响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都要邀请，不要遗漏。像李济深、冯玉祥、张澜、沈钧儒……” 　　“还有宋庆龄！”周恩来说。 　　“对，我们的老朋友孙夫人，一定要请。”毛泽东说。 　　“民主人士大多在香港和蒋管区，他们愿不愿意来，能不能够来，怎么来，都是一连串的问题啊。要充分估计到困难。”刘少奇说。 　　“是啊，困难很多。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不比打一次战役轻松啊！但是，只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建联合政府，从而完成我们的建国大业。”毛泽东最后说。 　　当天晚上，随着新华通讯社的无线电波，《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飞向了夜空。 　　南京蒋介石官邸，正面墙上原来悬挂的蒋介石的戎装照换成了蒋介石穿着蓝灰色中山装的大幅画像，显然是配合着从训政时期到宪政时期的转变，画像上的人微微含着笑意，一望而知是有意比照着孙中山的那幅著名的照片而拍摄的。 　　此刻，蒋介石身着浅灰色的竹布长衫，足蹬黑色哔叽面儿的圆口布底鞋，十足一位中国乡间传统老先生的形象。他手持一只装着多半杯白水的透明玻璃杯，似看非看着窗外黑乎乎的景物，耳朵却留心听着收音机里广播的《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按时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成了蒋介石的习惯。他在内心里不得不承认，新华社的广播虽然有时按照中共的需要虚张声势，但对战场情况的报道经常比中央社的广播要及时、准确。中央社老是报喜不报忧，光听中央社的，要误大事。中共选这个节骨眼发口号，是为了什么呢？兵不厌诈，毛泽东好像又有了什么新的花样。 　　随身侍卫梳着锃亮的分头，穿着藏蓝色中山装，足蹬黑色皮鞋，在旁边肃立。他提心吊胆地听着收音机的广播，注意地观察着蒋介石的反应。广播的声音并不大，但内容太刺耳了，每一句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心尖儿上戳一下，他真怕总裁受不了，再闹出那天的事情来。 　　“……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女广播员这激越的声音使随身侍卫不由得浑身一震，他下意识地疾步上前，抓住了收音机的旋钮。蒋介石没有回身，却好像后脑勺上长着眼睛，都看到了，他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制止了侍卫。随身侍卫像做错了什么似的，轻轻地退回到原来站立的位置，开始时低着头，慢慢地抬起了身，他观察蒋介石的背影，发现总裁今天异常冷静，放心了。 　　广播完了，收音机里播放出雄壮的音乐。蒋介石转过身来，用两个指头朝收音机挥了挥，随身侍卫会意地趋前关了收音机，并接过蒋介石手中的玻璃杯，放到桌子上。蒋介石若有所思，把手背在背后，在屋里踱着步子，走了好一阵儿。 　　“叫毛局长到我这里来。” 　　“是。”随身侍卫谨慎地说。他知道，毛局长就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很快就来了。他也穿着藏蓝色中山服，黑色的皮鞋，有50岁光景，两只眸子在眼眶里不停地晃动，显得人很精明。 　　“校长。”毛人凤谦恭地说。 　　“听了中共的广播没有？” 　　毛人凤点点头。 　　“你看这个‘五一口号’，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新……”毛人凤眼睛转了两圈，也没想出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共产党老是这一套，他听得耳朵都快起仚子了。要说不同的话，倒是“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过去没听到过，但还是以不说为好。他终于茫然地摇了摇头。 　　“还不够机敏哪！”蒋介石并不生气地训斥道。 　　“是是是，学生驽钝，请校长明示。” 　　“其他都是掉花枪，只有这第五条，才是要害之所在。”蒋介石不无得意地说，“毛泽东要召集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了……” 　　“政治协商会议？不是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开过了吗？” 　　“是啊，他们还要重新开一回！” 　　“真是跟政府对着干哪！” 　　“毛泽东哪一样不是跟政府对着干呢？” 　　“我看这是中共一厢情愿，沐猴而冠，谁去呀！” 　　“不，现在的中共，已经不是两年前的中共了。那时候，尚且有李公朴、闻一多为中共张目；现在，趋炎附势搞投机的人，更不会少。‘墙倒众人推’呀。” 　　“那校长的意思……” 　　“中共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去参加。光是他们自己，这个会是开不起来的，开起来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蒋介石看着毛人凤，“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大部分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还有一部分在香港……” 　　“我明白了，校长是叫我把他们看紧点。” 　　“这些人不为我所用，也断不能资敌啊。一旦发现有投敌的迹象，就采取断然措施……嗯？我们过去的教训，就是太心慈手软，菩萨心肠。养痈贻患哪！这一点，要学习曾文正公。”蒋介石指了指桌上的《曾文正公全集》，肃然起敬。 　　“是，请校长放心。” 　　“李宗仁那些桂系，最近都在干什么？”蒋介石似不经心地问。 　　“U?——就是庆祝竞选胜利呗，整天请客吃饭……” 　　“把他们乐晕了，小人得志！对他们盯得紧一点。有什么异动，随时报告。” 　　“是。” 　　“毛泽东，”蒋介石轻松地转移了话题，“现在，在什么地方？” 　　“嗯，不太清楚，”毛人凤紧张了，两个眼珠儿滴溜溜转，“又回延安了吧……” 　　“你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连这么点事情也闹不明白，要你们这些人干吗？” 　　“学生无能。”毛人凤显得更加谦恭，他后背的汗都下来了。 　　“要赶快查清楚。”蒋介石用命令的口吻。 　　“是。”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在南京的美国大使馆里，穿着深灰色西服的司徒雷登刚刚听完新华社广播。他品了一口西湖龙井茶，抽了一口古巴的雪茄烟，然后在脑子里清理自己的印象。 　　他觉得，这些口号比中共的社论更有煽动性。他听着格外刺耳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这些直接指向美国的内容。他发现，这些口号的一大特点是把矛头尖锐地直指“伪总统蒋介石”一个人，使它们更有诱惑力。而美国跟臭名昭著的蒋介石捆绑在一起，就成了在枪林弹雨中无法躲闪的靶子。唉——如果换个人比如胡适当总统，中共哪能骂得这样无所顾忌呢？ 　　“泾波，”司徒雷登和蔼地问，“你怎么看？” 　　傅泾波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与他有着父子般的关系。 　　“我倒是觉得，中共提出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个新东西。” 　　“嗯？”司徒雷登一愣，刚才，他因为依然沉浸在对蒋介石操纵选举的愤怒里，竟将这一条漏过了，“你说下去。” 　　“这说明，中共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开始向中间派招手了。” 　　“嗯——有道理。”司徒雷登想了想，点着头，“中间派是双方都要争夺的中间地带啊！可惜，蒋介石不懂这个道理。弄了半天，只争取到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 　　“中间派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是啊，所以我们也要加紧对中间派的工作。不要等到出现决堤的局面。” 　　同一晚，在上海林森中路宋庆龄寓所里，宋庆龄穿着普通士林布旗袍，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刻有她名字缩写的印章金戒指，坐在她那有了年头的英文打字机前打着字。她55岁了，但依然风姿绰约。她脸上的坚毅和不加修饰的朴素，给她增添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美。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在孙中山逝世、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仍然坚持丈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曾当面对她说：“你要不是孙夫人，我们早就把你的头割掉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蒋介石曾经亲自布置行动特务沈醉制造车祸，想使宋庆龄致残，但由于车祸的力度——如何使人残而不死不好掌握，特别是宋美龄听到风声后坚决反对而作罢。 　　抗战时，蒋介石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经济封锁，宋庆龄担任“保卫中国大同盟”的主席，为物资匮乏、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物资。宋庆龄有着显赫的亲戚，姐夫孔祥熙，妹夫蒋介石，弟弟宋子文，都是四大家族中的重要角色。可是她却为了真理而走自己的路，不惧风险，甘于清贫，这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外国的一些大老板，就是因为仰慕宋庆龄，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或盖章，而为“保盟”慷慨解囊的。 　　此刻，宋庆龄手下嗒嗒嗒地打着字，她手上的戒指就是为了随时随地能够为捐款盖章而制作的，她的耳朵却留心听着楼下壁炉旁的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当听到庄重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1948年‘五一’劳动节口号如下……”的时候，就停止了打字，在椅子上站起来，扶着楼梯的栏杆慢慢地往下走，边走边听着广播的内容，唯恐漏掉一句。她走到收音机旁，驻足谛听。在正厅的正中位置，悬挂着大幅的孙中山照片。两旁是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对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 　　一个女声激越地朗诵着，那犀利的声音在宋庆龄听来，就像美丽的乐章。听着这声音，她不由得激动起来了，好像每一个句子都是从她的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她感觉自己的心情就像在疾风中抖动的旗帜。她的呼吸都变得畅快了，她仿佛又年轻了，她好像又回到了那踔厉风发的大革命时代…… 　　广播完了。宋庆龄甚至觉得有些惋惜，她还没有听够，她还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 　　“Aunty，您听得真专心哪！”一个声音说。 　　“呦，梦醒！”宋庆龄一转身，看见了廖梦醒，亲热地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才，有一阵儿了，”廖梦醒有些孩子气的得意，“您太专心了，没看见。”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廖承志的姐姐。她精通英、法、日三国语言。公开的身份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秘书，秘密身份是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 　　“廖夫人和承志都好吧？” 　　“好！只是不在一块儿。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 　　“嗯，真想他们呀！”宋庆龄点着头， 　　“我也想，昨天夜里，还梦见了他们呢。” 　　“听说……”宋庆龄的声音忽然神秘了起来，“承志在那边……干这个？”她的手指了指壁炉旁的收音机。 　　廖梦醒迟疑了一下。 　　“哎——跟我还保什么密！”宋庆龄并不生气地嗔怪道。 　　“嗯。”廖梦醒有些不好意思了，紧闭的嘴巴吭了一声，好像只是清嗓子。 　　“好！真好！”宋庆龄点着头，语意双关地说，“刚才的广播听了吗？” 　　“没听全。” 　　“真是一个重要的文件！” 　　在上海集益里张澜寓所里，76岁的张澜也在听着收音机。老人瘦长脸，棱角分明。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嘴巴下的胡须有多半尺长，有些稀疏，黑白相间形成灰色，看得出是主人刻意维护并为之得意的。头上戴着一顶早就褪去了色泽的黑色瓜皮帽，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土布棉袍。脚上穿着布袜子，蹬着一双老式的旧布鞋。 　　猛地一看，他就像一个倒退了几十年的清朝遗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偏远乡间的私塾先生。总之，同上海十里洋场的气氛是太不协调了。此刻，他坐在硬面的太师椅上，左手揉着两个山核桃，右手用一把小梳子，从容地梳着他的长须，但注意力却在广播上面。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清末秀才，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之一。1911年5月，清朝政府假借铁路国有的名义，将民办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引起川、湘、鄂、粤等省人民的反对。6月，川汉铁路股东会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推动了罢课、罢市、抗粮、抗捐的风潮，进而变成起义。清朝政府派赵尔丰率军镇压。面对赵尔丰的大刀，张澜坚持立场，视死如归。由于清兵大批进入四川，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得以成功。民国后，张澜当过四川省省长。 　　1941年，张澜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很快被推为主席。毛泽东1945年8月至10月赴重庆谈判期间，与张澜多次交谈。张澜提出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由民盟公布出来，省得国民党赖账的建议，毛泽东欣然同意，称赞他是“老成谋国”。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同时，悍然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共产党拒绝参加。民盟的领导人在要不要参加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周恩来建议他们请示张澜。张澜当时还在四川，在长途电话里，他说：“去不得啊！去不得啊！去不得啊！去了民盟就没有立场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盟是当时国内的三大党，由于三大党中的两个没有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使得国民代表大会成了国民党的独角戏。 　　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着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罗隆基50岁，面皮白净，梳着背头，额头高高的，鬓角修理得很考究。直直的鼻梁上架着白色的眼镜，使人显得文气。眼神活络、有神。外面穿着藏青色的呢料西服，里面是带格的衬衫。领带是螺旋纹的，酱紫色。裤子是米黄色的背带裤，毛哔叽料，裤线很直。脚上是带花纹图案的机织袜，皮鞋是浅灰色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劳力士牌的手表。 　　无论从哪方面看，张澜和罗隆基都像是一对截然相反的人物。一个年老，一个年轻；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乡土，一个都市；一个朴素，一个时髦，等等。他们本来就是某个方面的突出代表，当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就使得他们各自的特点显得更加鲜明。好像他们之所以坐在一起，就是为了要进行对比似的。 　　“真是黄钟大吕之声啊！”张澜感叹道，“‘金陵王气黯然收’……” 　　“看来中共是踌躇满志了。中共一旦得了志，不会像老蒋一样吧？” 　　“唔……”张澜想了一会儿，“我看不会，仗是中共独自打的，咱们并没帮多大的忙，中共这不是还要请咱们去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嘛。” 　　“没坐天下的时候，说的都是好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表老是君子，但不要把别人想得都跟自己一样磊落呀。” 　　“在重庆的时候，我与毛泽东几次深谈。据我的观察，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我总觉得毛泽东有些霸气。” 　　“努生啊，你也不要太书生气。凡是干大事的人，没点子霸气是不行的。老蒋霸道不霸道？把一个好好的民盟定为‘非法组织’，逼着咱们自己宣布解散。” 　　“的确是不像话，世界少有！”罗隆基也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感慨地说。 　　“对嘛，毛泽东若没些霸气，如何能够降得住他？这也是一物降一物吧。” 　　“光靠英雄造时势也不行，我觉得，还是得建立欧美那样的民主制度。” 　　1948年5月1日凌晨，大地都睡熟了。喧嚣复归于静寂。开了一天会的毛泽东坐到书桌前，就着马灯的光亮，看着周恩来与统战部商定的邀请参加政协的名单，看看有什么遗漏没有。他边看边抽着烟，不时地往金属烟盒里磕磕烟灰。名单上的民主人士一共29位，的确都是比较重要、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他接触过，看到名字就想起他们的脸；也有少数人是他从未谋面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能够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上取得共识，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召集人，然后联合发表一个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就好了，就比光是我们一个党的号召更有力量了…… 　　对，他决定给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委会主席李济深、主持民盟香港盟务的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写一封信，用电报发给中共香港分局的潘汉年，由潘汉年面交他们。他在烟盒里捻灭了香烟，把剩下的少半根香烟放回到右下兜里，铺好信纸，把马灯捻儿拧高了一点，一边在脑子里措辞，一边用毛笔在铜砚台盒里蘸足了墨，在砚沿上掭着笔锋，然后，信笔疾书起来。 　　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谨致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5月1日 　　5月2日凌晨，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局和香港分局的电报。 　　沪局、港分局：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二、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三、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四、为着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五、上述各点，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六、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 　　中央毛泽东 　　幻剑书盟http://html.hjsm.tom.com欢迎各位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热门的连载小说尽在幻剑书盟！ 　　本书∷来自∷幻s36剑v25书f11盟阅读无限u48赢在幻剑！ 　　第二章各民主党派拥护《五一口号》 　　1948年5月，在香港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表了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宣言。 　　《华商报》报社位于香港干诺道中123号的那幢五层小楼里。它创刊于1941年4月8日。当时日军占领了中国沿海城市，香港尚未沦陷，大批爱国人士汇集于此。当时的香港报刊都受国民党和港英当局控制，没有一份左派报纸。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建议出版了这份报纸。它的法人和出资人是香港商人世家子弟邓文钊。邓文钊虽是有钱人，但在英国留学时却信仰了马克思主义。香港沦陷后，《华商报》停刊。抗战胜利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地区党委宣传部长饶彰风找邓文钊帮忙，《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1947年《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华商报》就成了中共在解放区外唯一的喉舌。《华商报》1948年5月1日刊登了《五一口号》。 　　这幢楼的第五层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里面有个秘密电台，掌管电台的人叫杨乔。 　　5月4日下午2点，杨乔收到了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的电报。电报译出后，立刻交给了从上海来到香港、专门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潘汉年。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同志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小开”，那是上海人对风流倜傥的资本家少爷的称呼，也可以想见他的风格。潘汉年的长相有着江南人的清秀，额头光滑，戴着金丝眼镜，衣着入时，很像个精明干练的洋行高级职员。他为人机警，善于交际，能与各种人打交道，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上海成了世界各国和国内各派间谍较量的地方，他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多次为中共中央及时获取重大的战略情报。 　　潘汉年读了这封信，觉得非常重要，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在具体筹划建立全国政权的问题了。而且，由毛主席出面给民主人士写信商讨重大问题，这样的信他经手的不多。他用隽秀的蝇头小楷把这封信誊写了两份，准备在拜访李济深、沈钧儒时交给他们。 　　5月4日下午4点多，潘汉年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的寓所。 　　会客厅的正中，悬挂着李济深与孙中山合影的照片，两旁挂着摘自《总理遗嘱》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曾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曾追随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时期主政广西，响应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1948年在香港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63岁了，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典型的南方人长相，年轻时面皮白净，无胡须，是英俊的小生脸。现在留起了胡须，但上下唇的胡须稀稀疏疏，下巴的山羊胡子还差强人意。分头和胡子都灰白了。两只眼睛仍然圆圆的，虎虎有神。 　　“汉年先生，你这位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看望我这个闲人哪？”李济深开玩笑地说。他知道，潘汉年的来访，一定跟中共刚刚发布的《五一口号》有关。 　　“任公真会说笑话，您是国内外瞩目的人物，怎么能说是闲人呢？” 　　“汉年先生过奖了，”李济深有些不好意思，“有什么事情吗？” 　　潘汉年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却似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秘书张序。 　　李济深会意了。 　　“张秘书，汉年先生不是外人，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吧。” 　　“是。”张序退了出去。 　　“说吧，什么事？”他有些奇怪，中共的《五一口号》已经昭告天下，如果光为此而来，潘汉年似乎不必如此谨慎。也许，他的来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潘汉年的头幅度很小地向左右摆了一下，他在确证附近到底有没有人能听到。 　　“有要事相商。”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本能使他下意识地小声说。 　　潘汉年的神情使李济深受到感染，也警觉起来，他探着身子，往沙发的前面坐了坐。 　　“放心吧，汉年先生，这里没有外人。”他的声音也不由得小了起来。 　　潘汉年从西装里拿出一张纸，打开后交给李济深。 　　李济深知道潘汉年是中共的重要人物，早就风闻过他的经历和背景，看到他那慎重的样子，已经预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但在急急看了一下信的下款之后，还是吓了一跳。 　　“怎么，润之先生……”他完全没有想到。 　　“刚收到。”潘汉年说。 　　李济深点点头，细细地读起来。 　　中共刚刚发出《五一口号》，还没几天，毛泽东的信就送到跟前了。这样的工作效率，怎能不打胜仗！读了信，他很感动。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指挥着几百万大军的毛泽东，把一世枭雄蒋介石打得只有招架之功的毛泽东，在当今的中国，是如何了得的人物啊！在这封信里竟完全看不出来，他的态度是这样诚恳，语气是这样谦和。提议中共与民革、民盟联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这样谦虚的态度，平等的风范，怎能不令人感动…… 　　“任公，您……怎么看？”潘汉年谨慎地征询。 　　“好哇！我完全同意润之先生的提议，咱们发表一个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联合声明。我马上给衡山先生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也省得你跑路了。” 　　“那敢情好，不过，这电话……”潘汉年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他顾虑的是这电话有没有被窃听，会不会失密，会不会给李济深和沈钧儒带来危险。 　　“没关系，香港不是老蒋的地盘。再说，我们这些人早就上了黑名单了。”李济深说。 　　潘汉年一想也是，点头认可。 　　沈钧儒字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1932年参加宋庆龄、鲁迅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被当时的舆论称为“七君子爱国入狱案”。1941年创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民盟被蒋介石取缔的情况下，他冒着危险从上海来到香港，主持恢复了民盟的活动。他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一直站在进步的方面，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李济深很快就拨通了电话。 　　“衡山先生，我是任潮。中共的潘汉年先生现在在我这里，他带来了润之先生给咱俩写的信，我在电话里给你念一下啊……”李济深看着信念了起来。 　　从外面能听到电话里呱啦呱啦地说着什么。 　　“嗳嗳嗳，好好好……”李济深应答着。 　　潘汉年听着李济深的应答，判断着沈钧儒的态度。听口气，一切顺利。 　　李济深一放下电话，就转向潘汉年，“衡山先生对这封信极为重视，他表示，民盟要立即响应。” 　　“那好哇！”潘汉年高兴地说，“他有什么意见没有呢？” 　　“他建议，召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开一个关于《五一口号》的座谈会。明天上午10点，就在我这里。” 　　“好，明天我也来。” 　　1948年5月5日上午9点，在李济深寓所的客厅里，在港的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了《五一口号》。中共代表潘汉年旁听了座谈会。 　　这十二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钧儒，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李章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蔡廷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 　　潘汉年看了一下与会者，不由得心里暗暗高兴。虽说来的只有十二个人，却极具代表性，几乎个个都是能够代表一个方面的如雷贯耳的人物，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九个方面。这样听一次会，也就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政治态度大体掌握了，比自己分别去跑要快得多。他在内心里感谢组织了这次座谈会的李济深和沈钧儒。 　　“今天，同志们光临寒舍，使蓬荜生辉，任潮不胜荣幸。前几天，中共发表的《五一口号》，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昨天，中共的潘汉年先生转来了润之先生给我和衡山先生的信，我给大家念一下……” 　　李济深念毛泽东信的时候，屋子里静极了。他停顿的当口，能够听到客厅里座钟咔哒咔哒的声音。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谈。今天，汉年先生也来了，大家的意见可以由他带给润之先生。我们首先欢迎他讲话！” 　　大家鼓起掌来。 　　“不讲话，不讲话，”潘汉年连连摆手，看到大家的掌声停不下来，不得不站了起来，“我受毛主席的委托来听会。只带了耳朵，没有带嘴巴……” 　　他幽默的说法在会场上引起了一片笑声。 　　“我们党对列位先生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立场，表示极大的钦佩！我希望我的在场不会妨碍各位的畅所欲言。我保证原汤原汁地转达给中共中央。” 　　最后，经过讨论，与会的十二位民主人士一致同意，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联名信。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同日，这十二位民主人士又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 　　十二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的电文，当天就交给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潘汉年没有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交办的这样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竟这么顺利。可是，潘汉年同样没有想到的是，这封电报发得可并不轻松。 　　既像是好事多磨，又像是老天爷故意为难，秘密电台的功率管烧坏了，还没有备份。香港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被切断了，潘汉年心急如焚。他知道，这份电报关系到中央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毛主席正等着呢。这一夜潘汉年都没有睡着，他在思谋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要是一般的小零件好说，到电料行买一个就是，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怀疑。而这种功率管是战略物资，有货没货先不说，只要你一张嘴问，内行立刻就知道你要干什么。虽然港英当局标榜是“自由地带”，但其实对我们的地下工作监视得很紧，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这里也很嚣张…… 　　第二天，潘汉年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老人，戴上白发的头套，粘上白白的胡须，拄着拐棍，身体都有些佝偻了。连熟悉他的人走在对面，都认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他走了几家电料行，都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晃荡，一看他们那样子，就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能问什么功率管，连摆着那些货的方向也只能用余光扫一眼。 　　“老人家，您买什么？”一个年轻的店员问。 　　“随便看看。”他含混地说。 　　就是这样，出了那家店的时候，一个特务还跟了出来。他费了好大劲，走了好几条弄堂，才甩掉了这条尾巴…… 　　几乎在同一时间，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的会议室内，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还在进行。屋内烟雾弥漫，气氛有些紧张。 　　“好，粟裕，过去关山阻隔，光靠电报说不清楚。”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现在，大家坐在一起，当面锣，对面鼓，请你充分谈谈你的意见，我们洗耳恭听啊。” 　　粟裕41岁，个子不高，脸瘦削，眼窝深陷，双眼皮明显，两只眼睛眍眍的很秀气，有典型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形象特点。人显得很精干，眼神里流露出智慧和自信。他是个打仗肯动脑子、讲究用巧劲儿的儒将，有“常胜将军”之誉。 　　“主席，我的电报是不是干扰了中央的决心哪？要是这样……那我的罪过就大了。”粟裕显得有些忐忑。 　　“没有罪！”毛泽东好像驱赶眼前的烟雾那样，用夹着烟的右手在眼前挥了一下，“有么子罪呀？你粟裕不但无罪，而且有大功啊！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你们在山东打了漂亮的一仗……” 　　“孟良崮战役。”粟裕说。 　　“全歼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七十四师。有两个人没有想到哇，一个是……” 　　“蒋介石。”粟裕有把握地脱口而出。 　　毛泽东看着他点点头。 　　“另一个是……”毛泽东故意收住了话不往下说。 　　“陈诚？”粟裕想了一下，把握不大地猜测。 　　毛泽东摇了摇头。 　　“何应钦？” 　　毛泽东又摇了摇头。 　　“白崇禧？” 　　毛泽东依旧摇了摇头。 　　“越说越远了。就是我毛泽东啊！不是你们打得这样好，”毛泽东向陈毅、聂荣臻这边挥了一下，又用持烟的手指指了指脚下，“中央也坐不到这里。中央的决心会不会被干扰，不取决于有没有人干扰，而取决于它是不是正确。如果不正确，这样的决心可以干扰。这样的干扰，我们欢迎啊！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你粟裕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干扰不了哇！好啦，闲话少叙，你就竹筒倒豆子吧。” 　　“好，既然主席这样说，那我就不客气地斗胆直陈了。”粟裕站了起来，“我认为，华野渡长江南下，自然会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这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华野这十万大军最好的使用？我认为，不是……” 　　会议室里回荡着粟裕的声音，人们甚至忘记了吸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这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三项议题中的两项，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和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两点，都使粟裕的建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且，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前，像粟裕这样的一个野战军的领导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也不多见。 　　“华野渡江南下，未必能达到吸引蒋介石军队大批回防的目的，反而势必削弱我中原战场的力量，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歼灭战的困难，不利于迅速改变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也难于在短时期内改变中原的战局。所以，我主张华野暂不渡江，留在江北打几次大仗，多消灭一些蒋介石王牌军第五军的部队。在中原作战的好处有四点……” 　　粟裕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毛泽东靠在椅背上，仰着头，眼神不聚焦地望着屋顶和墙壁结合的部位，仿佛入了定。手上的香烟缓缓自燃着，烟丝悄悄地变成了烟灰，长长的，轻轻一动就会断。刘少奇低着头，手撑在太阳穴处，凝眉沉思，像是一尊思想者的雕像。朱德用信任和欣赏的目光端详着粟裕的每一个动作。周恩来双手抱肩，两道剑眉随着粟裕的话轻微抖动。任弼时叼着烟斗，视线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在会议桌上不定地游移着。陈毅睁着大眼睛，关切地望着他的副手。聂荣臻两手交叉，目光平视前方，好像在用耳朵咀嚼粟裕的每一句话…… 　　粟裕终于说完了，他坐下来，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眼巴巴地望着毛泽东，渴望立刻得到一个确定的评价。 　　毛泽东站了起来，抖了一下烟灰，有意无意地躲开了粟裕的目光，面无表情。 　　“好，你……”毛泽东指了一下粟裕，“的任务完成了。下面就是吃饭，看戏，睡觉。其他人，吃完饭，继续开会。散会！” 　　粟裕吃饭时食不甘味，看戏时心不在焉，睡觉时一夜无眠…… 　　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傍晚，粟裕在陈毅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来来来，坐坐坐。二位都是远道而来的稀客呀。” 　　“主席，”粟裕迫不及待地问，他可真是憋坏了，“中央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噢——”毛泽东感到有些新奇，“陈老总没有给你透露一点吗？” 　　“没有，”粟裕一晃头，“他说他没有权力说，让我自己问您。” 　　“陈老总真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哪！”毛泽东由衷感叹说。 　　“是啊！老总是模范。您就说吧，我挺得住。” 　　“你自己怎么看呢？” 　　“说实话，我后悔了。” 　　“哦，后悔啥子啊？” 　　“我昨天太狂妄了，班门弄斧，不知天高地厚啊！” 　　“要干成点事业，没有一点子狂妄还不行?！” 　　“嗯？”粟裕一愣。 　　“我倒是蛮欣赏你这股劲头?！” 　　粟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中央昨天研究了一夜呀，”毛泽东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接受你的意见。华野暂不渡江南下，而是仍然留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作战四至八个月，争取歼灭国民党第五军等部的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然后再南进渡江。” 　　粟裕太激动了，一下子站了起来，给毛泽东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坐坐坐，话还没有说完哩。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到中原局工作……” 　　“啊——那我们华野怎么办？” 　　“莫慌嘛，中央决定由你担任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 　　“不行不行不行，”粟裕连连摆手，“我可没这个能耐！” 　　“大丈夫为国立功，正当其时嘛。”陈毅急了，“粟裕，你缩啥子！” 　　“哎——我说粟裕，你昨天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到哪里去啦？” 　　“昨天是昨天，那是讨论问题，今天不同。” 　　“有啥子不同？”毛泽东故意顶真儿地问。 　　“我晓得我能吃几碗干饭，我还有这个自知之明。华野离不开陈老总！” 　　“粟裕你不要乱弹琴，啥子华野离不开陈老总？锤子！”陈毅说了句粗话。 　　“中原局那边也需要陈老总啊！况且中央已经定了，也不能收回成命。” 　　“如果中央一定要他去也可以，但他还得是我们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 　　“这就不好办喽……”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忽然他转向粟裕，“粟裕，你看这样办好不好，陈老总还是去中原局，仍然兼任华野的司令员和政委。但是，由你担任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样，你能不能接受？” 　　“嗯……好吧，这样我能接受。” 　　“好，就这样定了。粟裕，我毛泽东要给你记一笔账啊！” 　　“什么账？” 　　“屡屡‘抗命’！”说完，毛泽东笑了。 　　三个人一起笑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了三项议题：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大家围绕着这三项议题，热烈地讨论了好几天。 　　对《五一口号》播出好些天了，各界还没有什么确切消息，毛泽东很着急。夜里，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 　　“主席，同志们都说，你今天归纳得好，又概括，又形象。” 　　“也谈不上好，都是些大白话，连打油诗都不算，便于记忆倒是真的。” 　　“开了一天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开会呢。”周恩来说 　　“不行啊，还有些事情要办。我习惯了。早些躺下，也睡不着啊。” 　　“我睡眠好，沾枕头就着。” 　　“那是因为你事情多，没有时间睡觉哇！”毛泽东一语中的。 　　周恩来笑了。 　　“我年轻，精力好。主席还是要注意休息。” 　　“不妨事。我这个人不怕忙，怕闲。胡宗南进攻延安，我的病不就好了嘛。” 　　“那倒是。”周恩来想了一下说。的确，毛泽东重庆谈判回到延安之后，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浑身冒虚汗。一转战陕北，他的病就不治而愈了。 　　“现在，我们要考虑跟国民党决战的时机了。要决战，就必须攻坚。十万人守备的大城市，我们还没有攻下过。”毛泽东站起来走到中国地图前，指着上面，“可供选择的城市有三个：东北的长春，华北的太原，华东的济南。太原暂不考虑，因为敌强我弱。打长春的条件最成熟，我们最有把握，林彪也跃跃欲试，中央同意了他，但他们打了一下，碰了钉子，现在又提出要长围久困……” 　　“是啊，看来只能考虑济南了。可以让山东兵团配合粟裕兵团来解决。” 　　“好，你也这么想，咱们回头好好议一下。恩来，我们的《五一口号》已经播了……”毛泽东用手指头数着，“六天了，你听到外界……有什么反应没有？” 　　周恩来无言地摇了摇头，两道剑眉之间拧成了疙瘩，他也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真奇怪，一块大石头扔到水里，怎么毫无反应啊？波澜不兴，连个动静也没有。这是不应该的呀！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发出去也五天了，也没有回音，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意不同意？”毛泽东突然想起了什么，“哎——恩来，你说第三方面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应该不会吧，民主党派经过这几年事实的教育，已经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根据他们今年1月的声明来看，他们的反蒋立场应当说……是坚定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好受些。如果民主党派们不赞成，政治协商会议就开不成啊。我们搭了一个台子，要唱一出大戏给中国和世界看，可是，外地的名角儿请不来，光剩下我们自己，这个大戏就开不了锣，开了锣也不好看哪！” 　　“是啊！”周恩来点着头，深有同感。 　　“一会儿，我再给香港分局发个电报，催催汉年，看看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 　　司令部小灶食堂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会议室隔着三排房子，在小灶食堂的旁边，是小灶司务长刘从文的办公室兼宿舍。 　　屋子不大，顶多十几平方米。里面放着一张由两个不上漆的条凳支着的单人木板床，床旁边摆着一个漆皮都掉光了的两屉桌，桌前有一把有些油腻的木椅子。桌上放着一把榫头都松动了的算盘，一个笔记本改的柴米油盐账打开着。 　　刘从文二十出头儿，白净面皮，眉毛耷拉像8点20分的表针，两只眼球呈猫眼那样的透明黄色。此刻，他正噼噼啪啪地拨动着算盘珠子，嘴里念念有词地记着伙食账。 　　“司务长忙着哪？”一个三四十岁的矮黑胖子推门而入。 　　“哟，孟经理！”刘从文忙站起身来，“请坐，请坐。” 　　胖子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床上，把一条“大生产”香烟拍在桌子上。 　　“尝尝，我们厂的新产品。” 　　“谢了啊！”刘从文也没推辞。他坐回到椅子上，接过胖子递过来的一支烟，从桌上拿起打火机，咔嚓打着，先给胖子点烟，再给自己点烟。 　　两人无言地对着抽了一阵儿。 　　“忙哪？”胖子没话找话。 　　“啊。”刘从文不知说什么，显得有些拘谨。 　　胖子站了起来，走到门跟前，打开门看了看外面，又凑到玻璃窗前观察了一番，终于确信附近没有外人。 　　“哎，院子里外怎么停着那么多吉普车呀？”胖子小声问。 　　“这几天一直在开会。”刘从文也压低了声音。 　　“人多吗？” 　　“十来个吧。” 　　“都说些……什么呀？”胖子声音更小了，那口气好像刘从文是这次会议的记录似的。 　　“我——哪儿知道哇！”刘从文觉得他问得怪，有些没好气儿。 　　“来的都是大家伙吧？”胖子依然和蔼，不是没听出来，就是不跟他治气。 　　“嗯——”刘从文想了一下，“是。反正都吃小灶，带警卫。” 　　“哦，怪不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挺费劲的呢，”胖子点着头，“脸儿熟吗？” 　　“生。” 　　“有毛泽东吗？”胖子的声音更加诡秘。 　　“嗯……说不好，不过，聂司令把房子让出来了。” 　　“谁住进去啦？”胖子迫不及待，好像屎已经顶到了屁股门儿上似的。 　　“我也没到跟前去看，有警卫……” 　　“着哇！兄弟，你想想，老聂能给谁腾房？想法子查一下。上峰刚来电报，让找毛泽东。赏格出得高哇！如果毛泽东在你这儿，你就成了党国元勋啦……” 　　“行，试试吧。”刘从文显然被他说的前景所鼓舞，但也觉得不那么容易。 　　“记住啊，背头，大脸，胖胖儿的，下巴上有个痦子，”胖子说着，把右手伸进怀里，摸索了好一阵儿，掏出一张照片让刘从文看。 　　“哎呀，我见过呀！”刘从文有些不耐烦，毛泽东的像他见得多了。 　　“真人儿和照片……有时候不一样。记住，痦子！”胖子z竮竮５卮鹆苏掌榱艘豢谘蹋壑槎蛔跋露尽貌缓檬梗课也皇歉阋┞铩！? 　　“不好使！”刘从文头摇得像触了电，“炊事员做，警卫员端，眼珠子都瞪得有牛铃儿那么大，连只跳蚤……也甭想混进去。” 　　“就不能再想点别的法子？”胖子晃悠着脑袋，一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劲头儿。 　　“你说得倒轻巧！怎么想啊？我这是把脑袋拴到了裤腰带上！”刘从文气不打一处来，就像误碰了收音机的音量旋钮，分贝猛地提高了一大截。 　　“哎——兄弟，”胖子急忙伸出手掌堵住他的嘴，“你还怕别人听不见哪！别误会，大哥没让你赤膊上阵，得动脑子！”胖子用食指在自己的太阳穴附近划着圈儿。 　　“还怎么动啊？我给两条活鱼下了毒。聂司令不让做，让放到水里养两天。结果，都翻肚儿了。亏得没拿去化验，我才逃过一劫……”刘从文两眼有些失神。 　　“噢——滴水不漏啊！”胖子若有所思，好像看见了那两条翻了肚儿的鱼。 　　“你明白了吧？” 　　“兄弟，那我就告辞了。刚才的话你记着，痦子。有事到镇上去找我。” 　　来的人是阜平县王快镇大丰烟厂的经理孟建德，他是国民党保密局保定站的特务。刘从文办采买的时候认识了他。在交往中，孟建德发现刘从文爱占小便宜，就投其所好，用小恩小惠逐渐把刘从文拉下了水，发展为保密局的谍报员。 　　聂荣臻领着一个四五十岁的人来到毛泽东的居室。 　　“李德胜同志，这是给您和江青同志做衣服的王师傅。”聂荣臻介绍说。 　　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起了李德胜、胡必成、史林的化名，对外说三人是劳动大学的先生。 　　“好哇，王师傅，”毛泽东亲切地握着王师傅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来，“辛苦你喽，抽支烟吧？” 　　“不啦。”王师傅摆摆手，谦恭地说。 　　“还是快点量吧。”聂荣臻说。 　　“好，我听你安排。” 　　毛泽东像个极乖的孩子，伸直了胳膊，任王师傅摆布，量着各种尺寸。 　　“聂司令好！”江青从里间走了出来。 　　“你好！一会儿，你也量一下。” 　　王师傅给毛泽东量完尺寸，又给江青量。趁这当口，聂荣臻招呼过阎长林。 　　“小阎，你派个人去军区后勤部，给你们几个卫士领衣服。” 　　“领衣服……干吗？”阎长林刚才就对毛泽东量衣服有些不解，现在对让他们去领衣服更加奇怪，他用眼睛望着毛泽东那边，好像是在问他该不该去。但毛泽东正在看着王师傅给江青量尺寸，没有注意到他。 　　“嗯，快去，以后你就知道了。” 　　“是，聂司令！”阎长林说完就出去了。 　　给毛泽东和江青量完了尺寸，聂荣臻又领着王师傅去找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师哲，也给他量了尺寸。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很长时间。 　　吃完晚饭后，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同意到附近的山上散步。他拄着转战陕北时警卫战士送他的柳木棍，大踏步地走在前面。江青与阎长林、李银桥跟在后面。爬上山顶，毛泽东驻足远眺。 　　在橘红色的夕阳的照耀下，山花开得正盛，树杈上新绿的树叶开始逐渐茂密，干枯的草茎处滋出嫩绿的小草，两只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飞到远方去了…… 　　“‘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毛泽东欣赏着眼前的景色，吟哦出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名句。 　　“要不是我叫你，你还不来，不就辜负大好春光了嘛。”江青表功地说。 　　“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工作忙嘛。” 　　阎长林和李银桥已经在旁边咬了一会儿耳朵。 　　“主席，我们为什么要发新衣服呢？”李银桥问。 　　“发新衣服不好吗？”毛泽东反问。 　　“好是好，但肯定是因为有什么事。”阎长林说。 　　“没有事就不能发新衣服啦？”毛泽东顽皮地说，“你们在家里都什么时候做新衣服呢？” 　　“都是过年的时候呗。”阎长林说。 　　“对对对。”毛泽东点着头，似乎被阎长林的话勾起了回忆。 　　“您不是说，省一身衣服，就能多造几颗子弹嘛。衣服从来都是补了又补。”李银桥同毛泽东家的阿姨韩桂馨正在谈对象，所以知根知底。 　　“对对对。”毛泽东被他们说得只好承认，“那你们说，有什么事呢？” 　　“做客。”李银桥说。 　　“呃，”毛泽东一愣，“有道理。在家不妨穿得破些，做客总要穿得体面。不能丢人哪。那你们说，是到哪里做客呢？” 　　“苏联。”阎长林说。 　　“何以见得?？”毛泽东睁大了眼睛，惊讶得不得了。 　　“国内这些地儿，还用得着您亲自去嘛。”阎长林说出他的判断。 　　“我还看见给师哲量尺寸了呢。”李银桥又补了个重磅材料。 　　“真是鬼灵精，不得了！观察力、判断力都是一流的。实说吧，是去苏联。” 　　夜是静的。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毛泽东与聂荣臻隔着会议桌坐在条凳上，他们面前都有一个露出些许黑皮的搪瓷茶缸。刚擦过的马灯放在会议桌上，大体位于他们中间。灯光照着会议桌面军毯上直立的绒毛，光线显得非常柔和。灯捻儿咝咝地叫着，在火苗中任意翻卷。毛泽东与聂荣臻的脸都很亮，背后却完全是黑的，在墙上投下大大的阴影。在马灯的旁边，放着竹皮暖水瓶。在马灯的前面，打开着毛泽东的金属烟盒。两人都抽着烟，吞云吐雾，不时地往金属烟盒里磕着烟灰，端起茶缸喝茶……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刚开始进军平原的时候，我还担心我们能不能在敌后的平原地区站住脚。结果，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但站住了，而且建立了一大块根据地，队伍也壮大了。”毛泽东说。 　　“我们接受了江西苏区失败的教训，没有搞那些‘左’的政策，没有自己孤立自己。”聂荣臻说。 　　“在这两年的土地改革中，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现在，已经得到了初步的纠正。” 　　“是啊，有一段时间，晋察冀的土改搞得可‘左’了。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还有人说我右。” 　　“解放战争初期，你们的作战有些被动。但是在安国会议以后，有了转变。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都打得很好啊！” 　　“这跟总司令的亲临指导也有关系。攻打石家庄前，总司令亲自指导我们研究攻坚战术，组织炮兵火力，运用工兵爆破技术。他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口号……” 　　“总司令提得好！战争的发展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快。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渡过长江之后，西北野战军要进军大西北，在那个时候，晋察冀军区的部队除了留在华北一部分，也要抽出一部分支援西北野战军，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没问题，晋察冀的部队随时听中央调遣。” 　　“嗯，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主席什么时候动身去苏联呢？” 　　“就在这几天吧，准备停当就动身。” 　　“怎么去？走哪条线？” 　　“坐吉普车，一直开到哈尔滨，苏联派飞机到那里接。” 　　“主席去，我们派部队护送到东北。不过……我并不赞成您去。” 　　“哦，为什么？说说看。” 　　“从这里到哈尔滨，中间隔着几千公里，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有一定危险。虽然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没有绝对把握，这是第一。第二，从这里到莫斯科，有上万公里，长途跋涉，劳师远征，非常辛苦，对您的身体不利。第三，您这一去一回，没有个把月是不行的，在这段时间，国内很多事情都需要您拿主意呀！总之，我的意见是：能暂时不去，最好不去。” 　　毛泽东长长地吐了一口烟，他看着烟雾在眼前翻卷、变化，陷入了沉思…… 　　中午，毛泽东刚吃完饭，坐在椅子上，搭着二郎腿。他从衣兜里掏出前次剩下的半截烟，在鞋底划着了火柴，点燃，吸烟，吐烟。一切都显得惬意，熟练。 　　李银桥把吃得十分干净的碗盘筷一一收进饭篮，准备给食堂送去。 　　“主席，这里做饭的师傅是我的老乡，想见见您。”李银桥说。 　　“你——泄密了？”阎长林一脸警觉，口气里带着明显的责备。 　　“谁泄密啦？”李银桥十分委屈，“我就说叫李德胜，是劳动大学的先生。” 　　阎长林摸着后脑勺儿，带着歉意地笑了。 　　“要见，你让他方便的时候来。”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指往下一挥，态度十分果断。“你们晓得吧，韩信小时候，是个二流子，常常没得饭吃。一个洗衣服的老妇人看他可怜，给他吃了一顿饱饭。韩信感动了。他对老妇人发誓说，将来我富贵了，一定报答您！老妇人听了他的话却很生气，说我看你可怜，才给你饭吃，谁指望你报答啦！再说，你连饭都吃不上，还能富贵吗？说得韩信哑口无言。后来，韩信果然做了大官，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还去寻找这位老妇人?。” 　　阎长林和李银桥都听得入迷了。 　　“找着了吗？”他俩异口同声地问。 　　“没有吧。这是陕西韩城人司马迁讲的故事。他非常会讲故事。后人的诗文里有‘漂母恩’哪、‘一饭之恩不敢忘’啊之类的说法，说的都是这件事。是吧，韩信都能这样，更何况我们。再说，我们已经吃了人家那么多顿饭呢。” 　　李银桥高兴地走了。不一会儿，带进一位穿围裙、戴套袖、满面胡茬、牙齿黑黄的炊事员，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后面跟着刘从文。毛泽东立刻站了起来，跨前一步，把右手两指夹的烟敏捷地交给左手，伸出右手与炊事员握手。 　　“欢迎，欢迎，我是李德胜。” 　　“李……”炊事员望着毛泽东，愣住了。这个人跟画像上的毛主席可太像了。 　　“李德胜。”毛泽东认为他没听清，和蔼地说，“你叫……” 　　炊事员仍然呆呆的，满脑子还停在刚才的思绪里，仿佛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他叫郭本财，俺老乡。”李银桥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郭师傅，你的饭菜做得好哇！很香?！” 　　“不好，不好，马马虎虎，首长。”话题一回到本行，郭本财就回过神儿来了。 　　“郭师傅太谦虚喽。”毛泽东松开手转向刘从文。 　　“你是……”毛泽东握住刘从文的手。 　　“刘，刘，刘……从文。”刘从文的脸红了。从一进门开始，他的眼睛就死死地盯住这个李德胜的脸。背头，大脸，胖胖儿的，下巴上有个痦子……真跟孟宪德说的一样。没错儿，真是毛泽东！世界上不可能有长得这么像的人。他的心怦怦直跳，声音大得好像别人都能听见。呼吸的声儿也粗了，感觉co不过气儿来。 　　“这是军区小灶的司务长刘从文。”李银桥介绍说。 　　“噢——刘司务长，你领导有方啊！”为了驱除刘从文明显的拘谨，毛泽东热情地说，“食堂办得不错。我们在这里住了多日，给你们添麻烦喽。” 　　“没，没，没什么麻烦……首长。” 　　“坐，坐，坐。”毛泽东伸出手指着条凳招呼着。 　　李银桥安排郭本财和刘从文在会议桌旁的条凳上坐下。 　　“银桥也坐下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李银桥也在旁边坐下了。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给客人散烟。 　　“初次见面，郭师傅，来，吸支烟。刘司务长，吸支烟，不成敬意啊！银桥，也来一棵？” 　　李银桥连忙摆摆手。 　　“好，不吸，”毛泽东赞许地点着头，“比我们这些烟民……有志气啊！” 　　郭本财和刘从文都呆呆地接过了烟，好像被缚住了一样。毛泽东在会议桌的桌腿儿上划着了火柴，给郭本财点烟。 　　“不敢，不敢，”郭本财谦恭地站了起来，“首长，我自己来。” 　　“客气什么？谁点……还不是一样？”毛泽东略带责备地说。 　　郭本财只好凑上前把烟点着。毛泽东又用余火给刘从文点着了烟。 　　“郭师傅和刘司务长都是哪年参的军呀？”坐回到椅子的毛泽东问。 　　“俺是三八年。”郭本财说。 　　“老资格了！”毛泽东感叹。 　　“我是四二年。”刘从文说。 　　“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啊！时间也不短了。” 　　郭本财不知想起了什么，果断地用两指把烟头捏灭，架在耳朵上。从腰后拔出一杆汉白玉烟嘴的旱烟锅，烟杆上吊着一个布烟袋。他把烟锅伸进烟袋，在里面使劲?了?，拿了出来，大拇指在烟锅上按了按。从胸兜里摸出一个小包，打开小包，拿出火石、火镰和火绒。他左手把火石和火绒捏在一起，右手用火镰去啪啪地敲击火石，火绒冒出一缕白烟。他把火绒轻轻地放在烟锅上，嘴巴吧吧有声地嘬着烟嘴，眼见着烟锅里的烟丝着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郭本财的态度多少有点矜持，旁若无人，好像在炫耀一门快要失传了的技艺。他惬意地吐了一口烟。布烟袋在烟杆儿下晃荡着，上面用彩线绣着一对鸳鸯，虽然早已旧得褪了色，但仍能看出针线活儿不错。 　　毛泽东睁大好奇的眼睛，像孩子一样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对这最原始的取火方法深深叹服。 　　“郭师傅……家什不错呀！”毛泽东不无羡慕地说。 　　“当八路那年，俺家那口子送的。”郭本财更加得意。 　　“噢——还是爱情的信物啊！”毛泽东打趣地说。 　　“这——可是他的宝贝！谁动，他跟谁急。”刘从文也缓过神儿来了，竭力使自己显得融洽，“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烟袋郭儿。” 　　“嗯——”毛泽东赞许地点着头。忽然想起了什么。 　　“郭师傅，能不能让我试一下，”毛泽东举着手里点燃的纸烟，“咱们换换武器？” 　　郭本财一愣，有些不好意思。 　　“首长，别，俺这个——不……卫生……” 　　“不是舍不得吧？”毛泽东激将地问。 　　“这——有啥舍不得的？”郭本财说。 　　“那——就让我试一下。”毛泽东说着站起来，走向郭本财。 　　郭本财使劲儿用手掌擦着烟嘴儿…… 　　“拿来吧，郭师傅，”毛泽东接过旱烟袋，同时把手中的纸烟递给郭本财，“烟酒不分家嘛。” 　　毛泽东坐在椅子上，两手端着旱烟杆儿，好像一个新兵端着一杆枪。嘴巴吧吧有声地嘬着汉白玉烟嘴儿。郭本财忘记了抽烟，身子向毛泽东的方向探出去，眼睛巴巴地望着毛泽东的抽烟动作，好像别人正在端详自家最得意的婴儿。 　　“嗯——好，好，比纸烟有劲哪！”毛泽东吐了一口烟，点头夸奖着。 　　郭本财收回了身子，脸上的皱纹舒展地笑了 　　郭本财和刘从文告辞了。对这次会见，他们都很满意。 　　回到住处刘从文就想，真是天从人愿，机缘巧合呀！不是毛泽东是谁？虽然别人也有长得相像的，也是背头、大脸、胖胖儿的，但难道连痦子也会长个一模一样的吗？没有可能。现在他明白了孟宪德老说痦子痦子的意思了，这痦子就是毛泽东的标志啊。 　　1948年5月10日晚，毛泽东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电报里，斯大林表示为考虑毛泽东的安全建议推迟去苏联的日期。 　　1948年5月，在香港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表了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宣言。 　　潘汉年万分焦急。他从有限的经费里拿出两根金条，买通了港英政府电台的一个官员，买来了功率管。但把频率调好后，却发现杂音极大，耳朵里全是一片“咂——”的声音，根本就收不到信号。换了几个地点都是如此。他明白了，这是敌人在进行强烈的电磁干扰，就好像在空中建了一堵电磁墙，把香港分局跟中央隔绝了。他知道，中央正在等着香港分局反映在港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的态度，他都能想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那着急的样子。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情况尽快上报中央。 　　5月14日子夜时分，毛泽东站在城南庄军区大院办公室里的中国地图前。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香港这个地方，猜测着潘汉年还没有回电的原因。从发布《五一口号》和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到现在，已经两个星期了，从中央向香港分局催问到现在，也有一个星期了，不晓得潘汉年为什么还没有回电？估计是遇到了困难……至于到底是什么困难呢，则因为关山阻隔，高深莫测，外面的人很难探知究竟。就说斯大林建议推迟访问这件事，我们也不了解到底为什么啊。 　　是不是民主党派在今年1月的立场上后退，还想走第三条道路呢？嗯……虽然恩来说不会，但是，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谁也不敢打保票啊！我们不能不做这个准备。叶公好龙啊，平时老说喜欢龙，等到真龙一来，就吓坏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不就是这样嘛。老说要唤起民众，民众真的起来了，他们又害怕了，跑到反革命那一边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没有大多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赞成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就开不成啊，硬开就成了我们自己的独角戏喽。也许，问题不在人家那一方面，而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有了急躁情绪，头脑又发热了，在群众还没有足够觉悟的时候就急于前进，犯了左倾的错误。嗯，要好好反省一下?……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毛泽东不由得转过脸去。阎长林出现在门口。 　　“主，主席……”虽然光线很暗，但能看出他脸上通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脯一起一伏的。 　　“么事？” 　　“周，周，周副主席……” 　　“恩来来啦？”毛泽东关切地问。 　　“没，没有，”阎长林摆摆手，“电——话！” 　　“在哪里？” 　　“值……值班室。” 　　“走！”毛泽东把手往外一挥，说着就往外走。 　　阎长林转身往前跑，不时回头看毛泽东能否跟上。黑暗中，路高高低低的，深一脚浅一脚，毛泽东连走带跑跟在后面。他知道，恩来这么晚来电话，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跑了一段土路，穿过几排房子，他们来到了军区司令部值班室。跨进值班室，阎长林指了指一部军用的摇把电话。话筒离开了电话机，仰面朝天地躺在桌子上。毛泽东气喘吁吁，跨前一步，抓起话筒。 　　“喂——喂——我是李德胜啊！” 　　“我是胡必成——”话筒里传来细细的声音。 　　“么事？” 　　话筒里传来一阵呜噜呜噜的说话声。 　　“什么？”毛泽东没有听清，觉得电话声音太小，大声说。 　　“小开……”周恩来竭力放慢速度，加大音量。 　　“小开怎么样？” 　　“来电报啦！” 　　“怎么说？” 　　“我念，你听啊。” 　　“好！” 　　“民-革-民-盟-及-在-港-民-主-党-派-完-全-同-意-我-党-主-张。”周恩来尽力一字一顿地念。 　　毛泽东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着，然后，长出了一口气。 　　“好！好！好——哇！”他兴奋地在空中挥舞着握紧的拳头。 　　阎长林站在旁边，用手揩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高兴地笑了。他虽然不知道电话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本能地知道，这个电话非常重要。毛泽东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是他这一段时间都在等待着的消息。 　　“好好好，你再念，下面?？” 　　“联-名-致-电-毛-主-席……”周恩来不知为什么停住了，好像机枪射击的时候卡了壳。 　　“好哇！他们是怎么说的?？” 　　“嗯……没了。”周恩来迟疑了一下说。 　　“什么？没——了？什么没了？”毛泽东不解地问。 　　“电报到此为止……就这么长。”周恩来的声音分明带着歉意。 　　“就这么长？怎么搞的？是个半截子嘛！” 　　“是啊。” 　　“嗯……半截子也好！其实，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句话——都同意就好哇！这样，我们就不会唱独角戏喽！我就放心喽，就不会七猜八猜喽。” 　　“我也这么想。这个只有二十六个字的电报，价值太大了！” 　　“一字千金哪！” 　　“是啊。” 　　“人家联名致电，我要回个电，不然，就太怠慢了。只是看不到原文，不知道他们都是谁，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建议，也无法回电啊。” 　　“我马上回电，请汉年将详情和他们的电报全文上报。” 　　1948年5月15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乘飞机从济南飞到南京，来到总统府，觐见蒋介石。 　　王耀武44岁，字佐民，山东省泰安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因为作战勇敢，带兵得法，长期受到蒋介石信任，成为黄埔系第一个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省政府主席的人。在山东长期流传着“三李（指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皆黄埔一期学员）不如一王”的说法。 　　“校长，共军现在在济南周围云集，情势紧急。我感到像现在这样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易被击破。况且济南形势十分孤立，只靠现有兵力无论如何是守不住的。不如放弃济南，将军队撤到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一带的军队连成一片，巩固徐州至兖州的铁路交通，以利尔后的作战。” 　　“佐民，你身为第二绥靖区长官，怎么可以不从大局着眼呢？我们必须确保济南，绝不能放弃。第一，济南是山东省会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济南至徐州的铁路已经修好通车了，为了不让华东、华北的匪区连成一片，不让他们掌握铁路交通大动脉，必须守住济南。第二，为了不使驻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孤立，不影响美国对我们的援助，绝不能放弃济南。第三，我们有空运大队，随时可以增派援军。因此，济南并不孤立。我最近再给你空运一些部队。如果济南被围，我亲自督促主力增援。只要你能守得住，援军必能及时到达。打仗主要是打士气，首先自己不要气馁。你要知道，我们的失败是失败于士气的低落。你们如不发愤努力，坚定意志，将死无葬身之地。”蒋介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离开总统府，王耀武拜见了刚从美国回来的何应钦。何应钦是他的老长官，1926年，何应钦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当师长，王耀武在该师当排长，因为王耀武表现出色，何应钦和团长钱大钧把他提升为连长。 　　“抗战胜利后，我们与中共作战以来，我们的将领送给共产党的礼很多，你也送了不少。”何应钦以讽刺的口吻说，“陈辞修曾夸口说只需要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共军的主力。可是现在已打了两年多了，不但没有解决共军的主力，我们的军队反而被消灭了二百多万。这样下去，真是不堪设想。希望你守住济南，不要再向共产党送礼了。” 　　为了解决济南守军的兵员、粮食供给问题，王耀武来找行政院长张群。张群面有难色，向他大叹苦经。 　　“蒋主席总是说政治配合不上军事，兵员粮食困难也要怪我们。军队一打就败，地区不断地缩小，地区越缩小，兵员粮食也就越没有办法解决。这样打下去，真是危险。” 　　王耀武离开南京后，蒋介石命令紧急空运两个旅到济南，并答应不久再给济南空运一个师以加强防御。 　　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紧急会见了蒋介石。 　　“蒋总统，应尽快把王耀武撤出济南，集中到徐州，加强南线防御。济南已等于失陷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巴大维说得很不客气，“此时空运增援，无非是使国军多增加一些损失而已。与其再空运军队到济南去，倒不如把济南现有的十万守军撤到徐州，才是上策。” 　　“巴大维将军，济南是山东首府，出于政治考虑，不能放弃，必须坚守。” 　　“阁下，你想用单纯防御的方法对付共军，希图在有限的范围内坚守城市，是徒劳无益的。现在应当做的是徐州与济南南北对进，重新打开徐州与济南之间的走廊，将王耀武部安全撤到徐州……” 　　巴大维看到蒋介石恼怒地别过脸去，知道多说无益，知趣地告辞了。 　　1948年5月18日清晨，东方的天际已经泛白，毛泽东从书桌前站了起来，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松弛一下酸酸的僵直的筋骨，然后，轻轻地走进了里间。他躺下不久，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自从接到潘汉年那封短短的电报，他这几天心情特别高兴，对于他的睡眠来说，这是比什么安眠药都要灵验的药物啊。 　　在外间的办公桌上，铜砚台盒盖上了盖儿。忙碌了一夜的毛笔戴上了铜帽，此刻正静静地站在笔筒里。镇尺下压着几张文稿，上面是毛泽东那自成一体的既奔放又隽秀的字，标题是《关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 　　空气中有一阵嗡嗡声，由隐约如苍蝇到逐渐变得震耳欲聋。正在吃早饭的聂荣臻忙走出屋来，看到一架侦察机在天上兜着圈子。根据经验他知道，这架侦察机是来打前站的，轰炸机往往随后就到。 　　“哨兵！拉防空警报！”聂荣臻立即下令。 　　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了起来，给人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怖感。哨兵咣咣地敲着大锣，有一点像是大戏开了场。侦察机嗡嗡地叫着，逐渐地飞远了。军区司令部的人们对这一切似乎都已司空见惯，迅速而有序地向附近的防空洞跑去。 　　刘从文跟炊事班跑了出来，半截站住了，他还有些不放心。 　　“司务长，还不快跑哇？敌机来了！”一个炊事员说。 　　“你、你们先去，我得回去看一下。”刘从文不由得打了个结巴。 　　聂荣臻快步来到毛泽东房前，看见了卫士李银桥。 　　“主席呢？” 　　“主席写了一夜，刚睡着。” 　　“快叫醒，刚才是侦察机，轰炸机马上就到，赶快去后山防空洞。” 　　聂荣臻想了一下，转身大声招呼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和自己的秘书范济生。 　　“参谋长，范秘书，快去拿担架来！” 　　李银桥跑进屋时，江青和阎长林正在外间小声商量着。 　　“怎么办，叫，还是不叫？”阎长林两手攥在一起，显得非常着急。 　　江青在屋里急得来回转悠，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要叫……你叫。”江青迟疑了一下说。 　　“我……还是您……叫吧……”阎长林感到十二分为难。 　　他们都知道，由于毛泽东睡眠不好，能好好睡一觉很不容易，所以，他对打搅他的睡眠很恼火，很可能会为此发脾气。因此，谁都不想触这个霉头。 　　“聂司令说，轰炸机马上就到！”李银桥火上浇油。 　　阎长林和李银桥对视了一眼，知道刻不容缓，也顾不了许多了，两人一起冲进里屋，江青跟在他们后面。 　　“主席，醒一醒！”三个人一起叫着，“敌机就要来啦！” 　　毛泽东睁开眼睛，看看他们，没有发火，慢慢地起来，坐在床边。向李银桥伸出两个手指，那意思是要烟。 　　李银桥从床头柜上迅速拿过烟盒，抽出一根烟递给毛泽东。 　　“主席，先别抽了，快去防空洞吧。”阎长林耐心劝说。 　　毛泽东好像没有听见，一探身，从床头柜上摸过火柴，在床帮子上划着，不慌不忙地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浓浓的白烟来。 　　“主席，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李银桥心急如焚。 　　“丢炸弹了……没有？”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慢悠悠地问。 　　“丢炸弹就晚啦！”江青着急地说。 　　“慌么子，莫要说飞机没来，就是来了，炸弹也不长眼睛，就专找毛泽东啊？” 　　毛泽东好像是要跟他们作对似的，故意不紧不慢地穿着衣服，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那……你不走……我走了！”江青多少有些负气地跑了出去。 　　阎长林脑门子上都冒出汗来了，他用眼神示意李银桥赶快出去求援。 　　李银桥冲出屋门，正撞上聂荣臻，后面跟着赵尔陆和扛着担架的范济生。 　　“聂司令，主席他……” 　　“走！”聂荣臻说着大步闯进了屋子。李银桥与赵尔陆、范济生紧跟在后面。 　　“主席，快上担架，去防空洞！”聂荣臻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 　　“荣臻，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毛泽东望着聂荣臻。 　　“我得向中央负责呀！”聂荣臻的表情很严肃。 　　“也好，客随主便，去参观一下你们的防空洞。”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 　　飞机的轰鸣已经声震屋瓦，让人头皮发YS。 　　“快！把毛主席抬上担架，去防空洞！”聂荣臻果断命令。 　　赵尔陆和范济生抬着担架，阎长林、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七手八脚地把毛泽东按在担架上，赵尔陆和范济生抬腿就跑，卫士们追着夺过担架…… 　　“快！快！敌机来啦！赶快跑哇！不要停！去后山防空洞！”聂荣臻仰头观察着天上的敌情，大声叫着。 　　大家抬着担架跑出了军区大院，往后山绕，没跑出多远，就听见头顶上炮弹下降时尖利的唿哨声，紧接着是炸弹惊天动地的轰响，好像心脏都要被震出来了。烟尘有十几米高，笼罩了一切……大家不顾一切地拼命跑着，一点也不敢停歇。跑了好一阵儿，终于来到了后山的山脚，防空洞的洞口。 　　“让我下来，我在这里吸支烟。”毛泽东挥动着手里的香烟。 　　毛泽东从担架上下来，在鞋底上划着了火柴，点燃了已经熄灭的半截烟。 　　“主席，还是进去抽吧，安全些。”聂荣臻说。 　　“这里就安全了，你看，”毛泽东指着前面，“敌人炸的是房子……” 　　等毛泽东抽完了烟，聂荣臻把毛泽东让进防空洞，一眼就看见早就躲在里面的江青，一下子就火了。 　　“江青同志，毛主席还没出来，你自己就跑到这里来了，太不像话了吧！” 　　江青自知理屈，低着头，脸红红的，一声不吭。 　　“荣臻啊，同志们都躲起来了吗？”毛泽东问。 　　“都躲起来了。您是最晚出来的。” 　　“村里的乡亲们?？” 　　“也都躲起来了，这儿的老乡都有防空跑敌情的经验。您就放心吧。” 　　“那就好，劳烦他们……”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把脸往上一仰，又从兜里摸出半截烟，“辛苦一点，多扔点钢铁，我们好拿来发展生产啊！” 　　卸完了携带的所有炸弹，轰炸机怀着完成了任务的心情，满意地飞走了。 　　“荣臻哪，敌退我进，该回去了吧。” 　　“等一等，主席。赵参谋长，你去看一下！” 　　“是。” 　　“银桥，你也去。”毛泽东说。 　　“是。” 　　赵尔陆和李银桥走了没多久就回来了。 　　“主席，聂总，还是别去了……”赵尔陆话中有话。 　　“怎么，有什么见不得的吗？”毛泽东转向李银桥，“银桥……” 　　“您别去了，太危险……” 　　“为什么？”毛泽东刨根问底，来了兴趣。 　　“有这么大一颗……”赵尔陆用手比划着，“大炸弹，没炸……” 　　“是定时的吗？”聂荣臻警觉了起来。 　　“嗯……好像不是……就是个死弹。”赵尔陆想了一下说。 　　“那咱们去看看。”毛泽东说。 　　“别，万一炸了怎么办？”赵尔陆说。 　　“我们去……”毛泽东反问，“它能知道吗？” 　　“嗯……不知道吧。”赵尔陆说得不太肯定。 　　“就是嘛，去看看有什么关系？我们走！” 　　一个通信员跑了过来，在聂荣臻面前敬礼。 　　“聂总，中央电话！” 　　聂荣臻转向毛泽东和赵尔陆等人，叮咛着。 　　“我去接一下。在我没回来之前，都不要动。” 　　“好，我们等。”毛泽东说。 　　聂荣臻去了一会儿回来了，陪着毛泽东回到他住的房间。眼前的景象一片狼藉。在房间门口，有一颗集束炸弹在地上砸了个坑，戳在那儿，这也就是导致赵尔陆和李银桥担心的原因。窗子上的玻璃碎了，柱子上遍布着弹片的擦痕。桌子上满是尘土、砖头、瓦砾。竹皮暖瓶倒了，瓶胆变成了碎片。向老乡买的鸡蛋的蛋黄都流了出来…… 　　“多悬哪！主席。”聂荣臻后怕地说。他心想，多亏刚才采取了断然措施。 　　“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美国的钢铁加上我们老祖宗的发明。蒋介石的本事，不过如此。这些炸弹也心虚噢，扔到这里还不敢炸。”毛泽东开着玩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炮弹皮。上面有USA几个字母，递给李银桥，“连一把陕北的镢头也打不了，只够打个烟灰缸，留个纪念吧。” 　　阎长林在书桌上清理着砖头、瓦块，捡出毛泽东的文房四宝。抖搂着文稿《关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上面的灰尘，然后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将《关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交给聂荣臻。 　　“用电话传给西柏坡，请中央常委传阅、修改，然后下发。” 　　“今天把几大书记吓坏了。他们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希望您立刻去西柏坡。” 　　“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告诉他们，我还要在这里再住几天。” 　　“再住几天？主席，您还是走吧！” 　　“怎么，荣臻，逐客呀？” 　　“不不不，为了您的安全。” 　　“几架飞机比胡宗南的大军还可怕吗？” 　　“那……倒没有。” 　　“对嘛，我是不会听他蒋某人指挥的。” 　　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来了。 　　“主席，聂总。” 　　“别的地方情况怎样？”聂荣臻问。 　　“这里最重。”赵尔陆用手指指脚下。 　　“奇怪，敌人怎么知道……”聂荣臻陷入沉思，忽然恍然大悟，“有内奸！” 　　“这不奇怪，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嘛。” 　　“看来，敌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这次轰炸是冲您来的。您不能住这儿了！” 　　“换个地方也好，跟蒋介石捉捉迷藏。” 　　“到花山村去吧。那儿群众条件好。离这儿二十里地，抗战时我常住那村。” 　　“我听你安排。”毛泽东说。 　　“有人员伤亡没有？”聂荣臻转身问赵尔陆。 　　“只牺牲了一个同志。” 　　“谁？”聂荣臻问。 　　“老郭。” 　　“哪个老郭？”毛泽东问。 　　“小灶炊事员。” 　　“郭本财？”毛泽东又问。 　　“是啊，您认识？”赵尔陆吃惊了。 　　毛泽东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揪了一下，眼眶潮湿了。 　　“认识，他是银桥的老乡，我的烟友。他在哪里，我去看看。” 　　“别去了，已经掩埋了。” 　　“那我去看看他的坟。”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后面的山坡上，出现了一座新坟。新坟前面插着一个不足一b每淼哪九疲厦嬗妹市醋拧肮静仆局埂薄Ｄ古粕瞎易殴静频暮笛檀妥叭』鹌鞯男“? 　　刘从文踯躅在坟前，想着自己的心事。飞机轰炸的时候，他一直躲在附近的山头，观察着飞机的弹着点。他发现炸弹就像长了眼睛，一颗接一颗地投在毛泽东的房前。这多亏了自己画的那张地形图啊！毛泽东就是有九条命，这回也是必死无疑了。但除了老郭，还没听说其他人死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噢，对了，估计是秘不发丧吧。就跟诸葛亮死的时候一样。对，对，肯定是这么回事。大人物的死跟小人物不一样，小人物死了就是死了，大人物就是死了也不能那么痛痛快快地宣布，而要装神弄鬼、遮遮掩掩。炸死了毛泽东，自己是头功，这一下可出人头地了，肯定能得到青天白日勋章，受到蒋委员长的重赏…… 　　“刘司务长。”一只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 　　刘从文扭头一看，大吃一惊，差点没晕过去，眼前站着的居然是毛泽东！背头，大脸，胖胖儿的，下巴上有痦子……这一惊非同小可，魂魄登时就冲出了口腔，飘飘悠悠儿地飞到了爪哇国。 　　不知眼前这个毛泽东，是人还是鬼？也许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死里逃生，也许是他已经变成了鬼魂，找自己算账来了……毛泽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是什么样的眼神啊！一直透视到他的心里，使他没处躲没处藏。看他那眼神，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了，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你……也在这里。”毛泽东的神情严肃而又悲伤。 　　刘从文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已经完全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好在毛泽东或者不屑于探究他为什么如此惊惧，或者以为他是因为郭本财牺牲而难过得受了刺激，总之，撇下了他，转向郭本财的墓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毛泽东取下墓牌上的旱烟袋，把烟锅伸进烟袋里，在里面使劲?了?，拿了出来，大拇指在烟锅上将烟丝按实，含在嘴上。从装取火器的小包里拿出火石、火镰和火绒，左手把火石和火绒捏在一起，右手用火镰去啪啪地敲击火石。一是由于他不熟练，二是由于他的手有点抖，所以敲击了若干次都不成功，好不容易把火绒打着了。他把冒着白烟的火绒轻轻地放在烟锅上，嘴巴吧吧有声地嘬着烟嘴，烟锅里的烟丝终于着了。毛泽东把汉白玉烟嘴小心翼翼地插到新坟上，烟袋锅飘起一缕细悠悠的烟，缭绕上升…… 　　毛泽东默然肃立。李银桥满面悲伤。聂荣臻、赵尔陆脱帽致敬。刘从文心乱如麻……微风吹动着山林的新叶，沙沙作响。 　　1948年11月15日，解放军华北军区保卫部破译了国民党保密局保定站致保密局南京总部的密电。电报中写道：“职组组员刘从志担任华北方面工作，刘从文任匪中央局、毛匪行踪工作，二人均由刘文星担任交通员。孟建德奉华北令调天津工作，已派王志诚潜伏津地，与刘进昌联系。职组组员刘从文参加工作年余以来，该员对工作尚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拟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 　　华北军区保卫部立即逮捕了刘从文。三天后逮捕了前来接头的刘从志。并陆续逮捕了这封密电里提到的刘文星、王志诚、孟建德…… 　　次日，南京总统府内的命名“瞻园”的花园中，蒋介石在水中的小亭子里。 　　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布鞋，坐在靠近水面的木凳上，右手越过向水面探出的栏杆，向水里扔着鱼食，悠闲地看着水中的金鱼们来抢食。毛人凤侍立一旁。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蒋介石心绪极佳，背诵着庄子的话，不由得击节赞赏，“妙！妙！” 　　“近来很少看到校长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毛人凤说。 　　“是啊，时局艰难，共匪猖獗，难得有赏心乐事啊！” 　　看了一会儿鱼，蒋介石站了起来，走到小亭子中央的石桌旁，拿起放在上面的航拍照片和放大镜，使劲儿地看了起来。虽然，他已经看过不止一遍了。 　　“毛泽东……肯定住在这里吗？”蒋介石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小黑方块。 　　“情报绝对准确。我们的特工到这间房子里去了，亲眼所见。而且，我还根据毛泽东夜间工作、凌晨入睡的习惯，特意把轰炸的时间安排在清晨。” 　　“是在哪个机场起飞的呀？” 　　“北平。” 　　“带的炸弹多不多？” 　　“多，多，足够炸平一座山丘！” 　　“好，好，不愧是我的学生。”蒋介石赞赏地点着头，“让毛泽东尝尝美国炸弹的厉害。除掉了你这位本家，给你记头功！” 　　“学生不敢贪天之功，是校长英明。” 　　“毛泽东啊毛泽东，”蒋介石望着照片，“到阴曹地府去开你的政协会议吧！” 　　当日傍晚，南京总统官邸，蒋介石早早儿地坐在收音机旁，左手拿着轰炸机照的航拍照片，右手拿着放大镜，一个劲儿地看，就像天文学家研究一张珍贵的好不容易得到的天体照片似的。耳朵却注意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中央社广播。 　　“……国军昨天派出了强大的空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毛泽东驻地投了多枚炸弹，毛泽东至今生死不明，但据可靠消息，凶多吉少，可能已经毙命……” 　　蒋介石一脸得意之色，心说，原来你毛泽东也是肉体凡胎呀！一颗炸弹就让你吃不消喽。听听共产党是怎么说的吧，可能正在哭丧。他熟练地一拧旋钮，就正好播到了新华社广播的频段。 　　“今天，蒋军飞机轰炸了河北省阜平县，并称他们是在轰炸毛泽东主席的驻地。可惜，他们连毛泽东主席的驻地到底在哪儿也没有弄清楚……毛泽东主席现在安然无恙。蒋介石在战场上老吃败仗，黔驴技穷，想用飞机炸死毛泽东主席，这是痴心妄想！可惜，蒋介石的飞机和炸弹都太少了……” 　　“唉——砰！”蒋介石万分遗憾地一声叹息，将放大镜砸在茶几的玻璃上。 　　1948年5月20日，南京总统府的礼堂里，花团锦簇，热闹非凡。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在这里举行。 　　几天前，李宗仁向蒋介石请示。 　　“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当着什么服装啊？” 　　“西装大礼服。”蒋介石懒洋洋地说，语气里好像怪他孤陋寡闻，多此一问。 　　李宗仁当即命令副官置办了西装大礼服。 　　就职典礼的头一天晚上，李宗仁收到蒋介石的手谕：“德邻，改穿军用常服。中正”。李宗仁觉得也对，戡乱时期嘛，穿军服更好一些。总统和副总统的穿着应当一致。不但表明团结，在视觉上也好看。如果蒋先生穿军用常服，而自己穿西装大礼服，那样就会显得不伦不类。 　　第二天，李宗仁早早地起来了，穿上崭新的军常服，在胸前挂满了勋章。 　　到了就职典礼现场，李宗仁发现，在场的文武百官穿的几乎全是礼服。 　　轰轰轰……二十一响礼炮过后，选举投票监选人吴稚晖穿着长袍马褂，首先出现在台上，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总统就职典礼开始！” 　　随后，穿着硬领燕尾服、托着黑呢大礼帽的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与穿着陆军便服的联勤总司令黄镇球一同出场，像是一副文武对子。然后，李宗仁穿着陆军便服上台，满胸的勋章在灯光下闪烁光芒，自觉也还气派。最后，穿着长袍马褂、戴着青天白日勋章的蒋介石出来了，穿着军常服的李宗仁伫立其旁，自己也觉得有十二分的不自在，明白被蒋介石涮了。 　　就职典礼结束后，蒋介石挽着宋美龄的手走出礼堂，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紧随其后。其他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跟着鱼贯而出。大家来到“子超楼”前，照了一张合影。照完相，李宗仁本想与蒋介石说几句话，但蒋介石已与宋美龄扬长而去。 　　为了让李宗仁当上副总统，白崇禧没少出力气。他图的是李、白都在南京，互相有个照应，他这个挂名的国防部长，就有了实权，也省得自己孤掌难鸣，老受蒋系排挤，吃陈诚的腌佨气。可是，他原来担心李宗仁竞选会危及他地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8年6月1日，蒋介石把他的国防部长免了，调他到武汉“华中剿总”就任总司令。他的国防部长一职由陈诚继任。陈诚的参谋总长一职由顾祝同继任。 　　白崇禧虎着脸来到总统官邸，面见蒋介石。 　　“总统，国防部长……我当了两年，有什么过错？”白崇禧一肚子气。 　　“没有过错啊，你干得很好！我很满意呀！”蒋介石笑得像个弥勒佛。 　　“那……为什么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就突然把我撤啦？” 　　“健生啊，国防部长是个闲职，没有多少实权……”蒋介石说了句实话，“你有能力，还是应当带带兵嘛。武汉那个地方很重要，交给别人……我不放心，所以，派你去。至于国防部长嘛……就让辞修去干吧。” 　　蒋介石这番话说得很中听，白崇禧的火一下子就消了很多。 　　“‘守江必守淮’，这是历朝历代都认可的战略原则。要守住长江，必须先守住淮河。一旦淮河失守，长江就很难守住了。所以，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便集中使用兵力。我想把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重兵布防于江淮之间，拱卫南京。” 　　蚌埠位于淮河南岸，在津浦线上，与南京离得很近，堪称南京的门户。从军事上来讲，白崇禧提出的这套理论的确是有道理的。 　　“健生啊，你说得很好。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要在徐州成立一个新的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因此，华中剿总还是设在武汉，负责指挥江北上游的部队。” 　　白崇禧一听就有点急眼。刚躲开天子门生，又撞上校长心腹，大权还是人家的，江北上游能有几个兵啊！ 　　“总统，把中原分为两个战区，分散兵力，各自为政，不能统一指挥，这乃是兵家之大忌呀！没有情况还好，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势必缓急不能相顾，首尾无法照应，到那个时候，可就欲哭无泪，徒呼奈何喽！请总统三思，明鉴。” 　　“呃……健生，你说得也有道理，我再好好想一想。” 　　白崇禧满意地离开了总统官邸。他认为，自己凭三寸不烂之舌，把老蒋说动了，成立新“剿总”的拟议从此也就胎死腹中。自己掌握军权坐镇蚌埠，李宗仁掌握政权坐镇南京，两人互相呼应，桂系就成了气候，老蒋也就无可奈何他们了。 　　其实从一般的原则上看，白崇禧说的这些都对，蒋介石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蒋介石不光要防着中共，也要防着桂系。他白健生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什么要为政府把大门啦，其实，还不是为了他们桂系！他拥兵自重堵在门口，再与朝中的李宗仁相呼应，那才真是尾大不掉了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精明不过的蒋介石又怎么可能把京畿要道上的咽喉之地交给桂系呢？想得倒美！ 　　没过两天，蒋介石就公布了刘峙到徐州“剿总”任总司令，白崇禧到武汉“华中剿总”任总司令的命令。 　　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官邸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宋美龄会见李宗仁、郭德洁。 　　“德邻，你不要误会，我对你没有任何成见……” 　　“总统，我对你可一向都是非常尊敬，不信，可以问问德洁。” 　　“可不是嘛，德邻在家里，总是蒋先生蒋先生地叫个不停，比叫我的名字都要亲热，我都吃醋啦！没有人像总统这样……在他心中占有这么重的位置。” 　　“噢——都说些什么呢？不是讲我的坏话吧？”蒋介石眯着笑眼问。 　　“哪儿能呢？总统真会说笑话！德邻说您的好话还说不过来哩，哪里还有坏话可说呢。要不是您的提携、重用，他那两下子，哪儿能当上副总统……” 　　“也不是我的提携，”蒋介石觉得嘴里有些苦涩，“那是德邻有人望……” 　　“不，主要还是总统的鞭策……”李宗仁说得非常谨慎，也非常含蓄。 　　“当初，我想让胡适之当总统，是拥护你竞选副总统的。这，你应当记得。我想，你可以辅佐胡适之嘛。一个文人，加上一个军人，正好搭配。后来，大家推我当了总统。我是个军人，就……不太愿意副总统……也是军人啦。两个军人凑在一起，除了讨论打仗，还谈什么呢？外国人又该说我们是军人政权了……” 　　“算啦，算啦，算啦，都是过去的事了，就不要再提了。”宋美龄打起圆场，“只要总统、副总统精诚团结，矢志一心，那就是我们大家我们国家之幸啊！” 　　“夫人说得好！”蒋介石颔首。 　　“夫人说得好！”李宗仁夫妇异口同声。 　　“哎，德邻，”蒋介石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现在有自己的座机吗？” 　　“嗯……没、没有。”李宗仁显得有些扭捏，不好意思。 　　“当了副总统，座机是要有的，需要到处视察嘛，方便。嗯……”蒋介石正襟危坐，看着前方，陷入沉思。好像是在琢磨从哪儿拨一架飞机给李宗仁。 　　“达令，我那两架飞机，是不是匀给德邻先生……一架？” 　　“哎哟，”李宗仁就像被咬了一口，“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夫人，您的心意我们领了，飞机您还是自己留着吧！”郭德洁也赶忙说。 　　“别争啦，别争啦，这个事情我做主啦，达令，就这么办！”蒋介石一锤定音。 　　“哎呀，总统，这……就太不好意思啦！”李宗仁无地自容，发自肺腑。 　　“这……有什么？这也不是夫人自己的，是美国人送给她的。她这也是借花献佛呀！” 　　“不敢，不敢，德邻怎么是佛？顶多……也就是个……小沙弥。要说佛，那先生和夫人才配得上啊！”郭德洁说。 　　“U校欠鸹故瞧腥疾蝗ス芩７凑际俏斯ぷ鳌Ｔ诜蛉四嵌凶乓彩窍凶牛锞∑溆寐铩！苯槭す澄剩鞍ィ锪睿闼透铝诘氖悄囊患埽俊? 　　“‘美龄号’。”宋美龄平静地说。 　　“噢，是夫人两架座机里最好的一架。”蒋介石扭脸向李宗仁解释。 　　“哎呀，夫人，我李德邻吃了豹子胆，怎么敢要您的座机呢？”李宗仁站了起来，双手抱拳，正色地说，“这岂不是折杀我吗？恕德邻驳您的金面，不能从命。” 　　“德邻先生，我也就是表达一点心意，你都不能满足我吗？”宋美龄很真诚。 　　“可是……这……”李宗仁着实为难。 　　“夫人……您是不是……把好的留下，把次一点的那架……给德邻哪？” 　　“哎呀，德洁，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宋美龄义正词严，“我是基督徒，怎么能把次的给别人呢？不要说这样做，就是这样想……也是亵渎上帝呀！” 　　宋美龄当即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郭德洁没想到两句好心话犯了人家的禁忌，不知如何才好。 　　“我说呀，夫人给，你们就要。夫人就是这样的脾气，她看不上的人，想要，她也不会给；她要给的人，你不要，她就生气。何苦让她生气呢？”蒋介石说。 　　李宗仁想了一会儿，再次抱拳作揖。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德邻就谢谢夫人啦！” 　　“谢谢，谢谢！”郭德洁也站了起来，作着揖，千恩万谢。 　　“德邻先生，我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夫人请说。只要德邻能做到……” 　　“我这架飞机可不是光送给你一个人的，也是送给我这位妹妹的……” 　　“是是是是……” 　　“你们这些大男人呀，不要光想着工作……”宋美龄说着白了蒋介石一眼，蒋介石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另一边去，“有时间，也要带德洁出去转转……” 　　“是是，德邻从命！” 　　“好吧，帮人帮到底，好事做到家。我索性连驾驶员一块儿送给你们！” 　　“哎呀，那就太感谢了！” 　　“小王的技术是很好的。” 　　李宗仁夫妇兴高采烈地走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跟蒋介石夫妇见面是这样的结果——气氛融洽得不得了，而且，他们还得到了宋美龄赠送的一架专机。 　　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只有蒋介石和毛人凤两个人。 　　“冯玉祥的情况怎么样？”蒋介石坐在总统座椅上，望着站得笔直的毛人凤。 　　“美国人现在也很恼火他，所以，跟我们很配合。国内吊销了他的护照，美国也不给他续签证了。这样，他就成了非法居留者。” 　　“能不能把他引渡回来呢？”蒋介石的眼睛灼灼逼人。 　　“嗯……有这个可能。” 　　“这件事你去办。” 　　“是，校长。” 　　“美国人不是曾经想扶植冯玉祥反对我嘛，现在，终于自食恶果，在被他咬了几口之后，也认清了这个职业叛徒的真面目。像这样目无领袖、信口雌黄的家伙，到世界上哪一个地方，也不会受欢迎。” 　　“是。” 　　“他现在还公开讲演，反对我吗？” 　　“呃……收敛多啦。我们多次警告过他。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他在美国有什么经济来源吗？” 　　“没有。就是靠以前的积蓄。” 　　“好，再多……也会坐吃山空的。” 　　“是。他现在租的房子很小，跟做考察使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那当然啦，那时，是政府给他付钱，有大把大把的美钞。他吃饱了，喝足了，就站到大街上去骂政府，骂领袖。现在好了，他该尝到反对领袖的苦头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可以大放厥词，我就对他鞭长莫及了。” 　　“是。” 　　“要加紧跟美国政府交涉，引渡冯玉祥。但要保密，防止他投共。一旦发现苗头，就采取断然措施。” 　　“是，校长。” 　　蒋介石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 　　“李宗仁……现在怎么样？” 　　“嗯……没发现什么异动。” 　　“跟白崇禧有没有来往？” 　　“自从白崇禧去了武汉，两人就没再来往。” 　　“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 　　“嗯……”蒋介石满意地微微点着头，“给我盯紧点。” 　　“是，校长。” 　　“最近，他得到一架专机。只要专机一离开南京，那就是要图谋不轨，就让空军把他击落！” 　　“是，校长。” 　　“你告诉周至柔，就说是我说的，出了事情，我负责。” 　　周至柔是国民党空军司令。 　　幻剑书盟http://html.hjsm.tom.com欢迎各位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热门的连载小说尽在幻剑书盟！ 　　本书∷来自∷幻u67剑z53书a15盟阅读无限r66赢在幻剑！ 　　第三章冯玉祥北上 　　写下遗嘱的当天晚上，冯玉祥在日记里写到：“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死去。”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方向的泰戏山，大模大样地向西南方向流淌过去，优雅地像跳圆舞曲似的在山西北方的腹地兜了半个圈儿，然后果决地径直拐向东方，穿割太行山坚硬的崖壁，不可阻挡地冲下河北平原…… 　　在与山西省临近的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个向阳的马蹄形山湾，坡上住着几十户人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这个村子叫西柏坡。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一行乘坐吉普车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刚下车，其他中央书记都来迎接、慰问。 　　“主席受惊了，”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大家都很担心哪！” 　　“抱歉，让同志们心焦喽。不打败蒋介石，我是不会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的。” 　　“老毛，可把我吓坏喽，直埋怨恩来和弼时，”朱德说，“不该把你留在城南庄。” 　　“谢谢总司令的牵挂。是我要留在城南庄的，不关他们的事。这回可长了大见识，看着飞机……”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在头顶比划了一个圈儿，“在头顶上下蛋。” 　　“这种见识，最好不长。”刘少奇抽着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要不是荣臻他们……硬抬着我走，可能要结伙食账?。” 　　“敌人为什么搞得这样准？是不是有内奸啊？”任弼时皱着眉头问。 　　“荣臻也这样想，正在查……噢，对了，恩来，汉年来电报了没有？” 　　“一直在催。”周恩来一脸无奈。 　　“还没有……”毛泽东低头思忖了一下，“唉，战争环境，关山阻隔，也是没办法的事。汉年一定有难处。难怪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 　　6月13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 　　……请你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中共香港分局收到了这封电报，并把电报的精神传达给了李济深和沈钧儒。 　　1948年6月16日，在香港天后庙道4号四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之一的连贯家，民主人士就政协会议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现在，中共中央又来了电报，希望我们就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者等方面再讨论一下。大家都谈谈吧。”李济深作了个开场白。 　　“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上，”沈钧儒捋着白花花的胡子，“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主张迅速召开，越快越好，趁热打铁，事不宜迟啊！” 　　“我认为不能太快，总得筹备一下吧？”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负责人谭平山62岁了，圆圆的脸，须发皆白。他环视着大家，“具体的日子我都想好了，以今年的双十节开幕为宜，象征着我们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事业。” 　　“我不同意在双十节开幕。”马叙伦63岁，瘦长脸，背头，戴着圆圆的眼镜，上唇的胡须在嘴的两边长达下颌，下巴的胡须仅到胸口。他摆着手明确反对，“那是民国的国庆，我们跟国民党有没有区别？人们还会以为，我们的新政协与旧政协是换汤不换药呢。我主张在1949年元旦那一天开幕，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也有个新的气象。” 　　马叙伦字夷初，浙江杭县人。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民国后任上海《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编辑、总编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我同意夷初老的意见，在1949年元旦召开最好。”60岁的王绍鏊马上赞同马叙伦的意见。 　　王绍鏊字却尘，江苏吴江人。曾同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同蓝公武等在北平发起组织救国协会，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至七七事变后出狱。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新政协什么时间召开，要看形势的发展，不能刻舟求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说，他其实是不同意沈钧儒意见的，觉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还不太成熟。 　　李章达58岁，字南溟。广东省东莞县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协助蒋光鼐筹划军机事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府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创办《光明日报》。1948年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嗯……现在召开新政协，恐怕为时尚早……”郭沫若微微颔首，字斟句酌，“不过……可能也到时候了，再拖下去也不见得就好。嗯……我说不好。” 　　郭沫若56岁，字鼎堂，四川乐山人。代表作诗集《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时间召开，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茅盾冷冷地说。 　　茅盾52岁，字雁冰，浙江嘉兴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成为著名左翼作家。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地点，我不同意在哈尔滨，而主张在关内找个城市。以避免敌人攻击我们的新政协、新政权有国际背景，是苏联的傀儡、代理人这类的说法。”王绍鏊犹豫了一会儿，终于直抒胸臆。在哈尔滨开政协，是毛泽东那封信中的提议。而不少民主人士都有这种顾虑。 　　“却尘兄的说法，我有同感。哈尔滨是不合适，离苏联太近。这是授人以柄，给人家留话把儿啊！嗯……政治协商会议最好在是中共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在北平最好，北平是元明清三代、八百年的古都啊，是我们民族的象征。” 　　借着王绍鏊的意见，李济深也说出了自己的建议。而且他的提议不但包含地点，还暗含着开会的时间。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件事来说，他个人觉得还是早了一些。也许作为一个号召说说还行，但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具体实施，则未免言之尚早。他是个职业军人，知道攻城略地，斩将夺旗，绝不像书生们喊喊口号、纸上谈兵那样容易。现在，中共是打得不错，但也只是占了东北的大部和华北的大部，全国的绝大部分城市和土地还是老蒋的呀！老蒋虽然打得不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彻底打败他，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全国性质的政府，最起码得有半壁江山才行啊！可是中共正在兴头儿上，明说了就等于泼冷水…… 　　“我认为任公的说法有些不妥。政协会议在什么地点开，本来是以政治为前提的，如果定在‘拿下平津之后’，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李章达听出了李济深的弦外之音，马上进行反驳。 　　“至于新政协的参加者，我主张不应画地为牢，而应当扩大到国民党内蒋介石下面反蒋的各种力量，比如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据我所知，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总之，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嘛。”李济深说。 　　因为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门生故旧极多，又与桂系渊源甚深，所以，他老想多团结一点国民党人，尤其是拉住桂系。 　　“我觉得任公有宽大主义的倾向。难道只要反蒋就是革命的嘛。”谭平山说。 　　“我同意鸣谦兄的意见，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有些派系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狗咬狗的矛盾。他们即使反蒋，也不是革命派，不能团结。”李章达的话斩钉截铁。 　　“我看也不必如此极端，对任公说的那些人，可个别争取，但是，不能集团争取。”马叙伦把他们两边的意见做了折中。 　　民主人士们众说纷纭，久议不决。 　　继1948年5月发表拥护《五一口号》宣言的民主党派之后，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6月9日、中国民主同盟6月14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月25日分别发表了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宣言。但是，在香港的市面上，仍然流传着李济深在到底联共还是联桂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谣言。这大概跟李济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时间较晚有关。 　　西柏坡的房屋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建筑，土坯垒墙，黑瓦覆顶。毛泽东住着一个农家小院，邻院住着周恩来。在周恩来这个院的西北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的所在地。 　　解放军总部兼作战室内只有十几平方米，墙上挂满了5万、10万比1的军事地图，地图上插着代表我军和敌军番号的红蓝小旗，标明着两军的最新态势。屋里紧紧地摆着三张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从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职责了。 　　毛泽东抽着烟，对着地图长时间地思索。由于太聚精会神了，以致纸烟烧到手才发觉。周恩来站在他的旁边。 　　“恩来，你看，如果我们进军江南，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哩？” 　　“嗯……可能性不大吧，美国现在对蒋介石越来越丧失信心，援助也越来越少了。” 　　“能不能找个知道内情的人了解一下？”毛泽东用征询的目光望着他。 　　“嗯……”周恩来眼神在空中捕捉了好一阵儿，忽然，“有了！” 　　“谁？” 　　“金仲华。”周恩来很肯定。 　　“金仲华……” 　　“《世界知识》的主编，宋庆龄在保盟的助手，小民革的中委……” 　　“小民革”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活动于国统区的秘密革命团体，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41年夏天，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领事巷10号康沁之公馆成立，起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渠道，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中愿意进步的人，推动他们坚持团结、民主、抗战。 　　“认识，认识，我在重庆见过他，是和孙夫人一起来的。”毛泽东说。 　　“他是国际问题专家，写过很多国际问题评论，抗战以来，又在美国新闻处干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看过他写的时评，很有见地，文笔也很不错?。” 　　“是啊，孙夫人的很多文章，是由他和廖梦醒从英文译成中文的。” 　　“好，让吴克坚找他。” 　　吴克坚48岁，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1936年6月任中共在法国巴黎秘密创办的《救国时报》总经理兼做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1938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参加中共代表团进行国共和平谈判。1946年后被派往上海、浙江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 　　徐淡庐31岁，重庆市人。1935年在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经商和新闻记者职业为掩护，长期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上海，深夜。 　　吴克坚、徐淡庐相约来到金仲华的寓所，就解放军渡江南下美国是否会出兵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请教金仲华。 　　金仲华说：“要说清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扯得远一点，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矛盾，是美苏之间的对立。对立最尖锐的表现就是‘杜鲁门主义’，也就是以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援助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比如希腊、土耳其、伊朗、法国、朝鲜、中国等等，以造成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全世界的反动势力都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这一阵线。这样，就使一些感觉敏锐的观察家，嗅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气息……”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很快爆发呢？”徐淡庐忍不住问。 　　“我认为……不会。”金仲华思忖着，摇了摇头，“杜鲁门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美国的扩张主义，充其量只能造成世界动荡，反动势力嚣张，甚至导致法西斯势力抬头，但是，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能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为什么？”吴克坚问。 　　“一种力量膨胀了，就会出现另一种力量与之抗衡。美国的急剧扩张加大了英美之间的矛盾，缓解了美苏矛盾的尖锐性。英国害怕战争导致英帝国解体，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英法人民在二战中受尽苦难，不愿意再打仗。在美国内部，华莱士争取和平运动的力量在不断增长。一旦美国遇到经济危机，进步力量就会抬头。美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插手，但处处不顺，越搅越乱，反而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所以，目前他们只是战争叫嚣，并不能像他们所愿的那样，真正挑起世界大战。” 　　“那么具体到中国，情况又怎样呢？”吴克坚再问。 　　“知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今后，美国还可能给蒋介石输血——包括借贷款、送武器，但美国的财力和物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中国的军事基础不如日本，战略位置不如朝鲜，与美国的血缘关系不及菲律宾，在美国的棋盘上是个大而无当的角色。一旦美国自顾不暇，就会把蒋介石当做替罪羊彻底抛弃。由此可见，解放军渡江南下，不会引起美国出兵的。” 　　“高见，高见，金先生真不愧是国际问题专家啊！”吴克坚发自内心地说。 　　“不敢，不敢。”金仲华谦逊地笑着摆摆手。 　　“您的这些意见很重要，我们会尽快转告中共中央。谢谢指教。”吴克坚民说。 　　1948年7月初，在美国纽约冯玉祥寓所的客厅里，冯玉祥接待了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是典型的美国知识女性的形象。55岁了，脸部还和年轻时一样瘦，皱纹较深，苍白的脸色说明身体不好，黄色的头发也已经有些花白，相貌比她的年龄略微显老；精神却比她的年龄显得年轻，血管里仍然涌动着年轻人或是革命者的激情。史沫特莱是与中国革命有着深刻渊源的三位美国作家之一，他们由于名字都是S打头儿，号称三S，另两位是埃德加·斯诺和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抗战时在延安生活过很长时间，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冯将军，我听说美国移民局已经不再给您续签护照了？” 　　“是啊。”冯玉祥的语气显得很平淡。 　　“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竟敢这样对待……您这么一位重要的人物！”史沫特莱非常愤慨。 　　“在他们看来，大概是很自然的吧。” 　　“那您怎么办？” 　　“不怎么办。”冯玉祥把两手一摊，完全处之泰然，“那个证证很重要吗？” 　　“那……移民局能答应吗？” 　　“移民局的人三天两头儿往这儿跑，刚才还来过呢。” 　　“他们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嘟嘟囔囔的，来看一看。” 　　“看什么？” 　　“大概是怕我已经跑了，也许是怕我还没跑，”冯玉祥摇着头，“搞不清楚。” 　　“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您抨击了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缘故……” 　　“是啊，干什么都得付出代价。” 　　“我都觉得有些对不起您了……” 　　“为什么？”冯玉祥大惑不解。 　　“因为我也支持您在纽约的街头讲演啊！不过，观众是真热烈……”史沫特莱的眼神说明她又回想起当时人头攒动的情景。 　　“那些话是必须说的。蒋介石不能一手遮天，堵住天下人的嘴巴啊！” 　　“可是，您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困难吗？” 　　“那怕什么，我冯玉祥还有两只手哇！”他抖动着两只张开的手，“哎，对了，你是作家，最近在写什么？” 　　“嗯……”史沫特莱犹豫了一下，“《朱德传》。” 　　“好哇！写出来我一定拜读。玉阶是个好人哪！现在可不得了，解放军总司令……”冯玉祥的眼神里，有着回想当年的追忆，也有着见猎心喜的羡慕。 　　“您……不想写点什么吗？” 　　“呃，正在写……”冯玉祥的思绪好像还没有拽回来。 　　“写什么？”史沫特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她身上的记者天性复苏了。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啊，那您是最有资格写的了。” 　　“是呀，我们是换过兰帖的拜把子兄弟……” 　　“您也成作家了。” 　　“什么作家，丘八作家！” 　　两人哈哈大笑。 　　冯玉祥正在伏案修改他口述、夫人李德全记录的书稿《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爸，您的信。”23岁的女儿冯理达说，声音有些异样。 　　冯玉祥一接过信，沉甸甸，鼓鼓囊囊的，里面还有个硬东西，就知道这是一封什么信了。果然，打开信纸，里面包着一个手枪弹壳， 　　信纸上用毛笔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大字。 　　“老实点，否则将以此对待！” 　　“爸，您小心点吧。这些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呀。”冯理达害怕地说。 　　“哼。”冯玉祥鼻子里哼了一声，顺手一团，就把信和弹壳扔进了纸篓。 　　其实，自从他1947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公开揭发蒋介石罪行，呼吁和平民主以来，就不止一次地收到这种信了。为了防止意外，向后人有个明确的交代，他早在1948年2月10日就亲笔写下了遗嘱。 　　……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分条写出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 　　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 　　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 　　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 　　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夫人李德全； 　　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和平民主，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地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 　　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以上这（是）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外国，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做什么官打独裁的。 　　冯玉祥 　　写下遗嘱的当天晚上，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死去。” 　　毛泽东的西柏坡办公室是一间农家房屋，坐北朝南。窗子上镶着玻璃。面积不大，约十四五平方米。陈设朴素，没有多余的东西。办公桌和椅子都是不讲究的粗木活儿，油漆都被磨得差不多了。桌上堆着一摞报纸，圆笔筒里插着几支带着铜帽的毛笔，旁边有一个方形铜砚台盒。桌子的上头吊着一个有搪瓷灯罩的电灯泡。桌子上摆着一个玻璃罩的煤油灯。墙壁上有一张已经很旧了的中国地图。屋里除了几把供客人坐的木椅子，还有一个帆布面的木躺椅，预备主人累了的时候稍微歇一下。 　　夜深了，能听见附近树林里布谷鸟的叫声。周恩来走进来，看到毛泽东正在办公桌前用毛笔写着什么，有些踌躇。 　　“恩来，坐。” 　　“主席忙着哪？” 　　“我正在为新华社写篇社论。”毛泽东搁下笔，“么事？” 　　“嗯……主席先忙吧。” 　　“不，你先说。不能说半句留半句呀。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要汇报一下接民主人士来解放区的工作。” 　　“好哇，这是件大事?！说说看，我愿意听。打算先接谁呀？” 　　“原来，我打算先接李济深和沈钧儒，让他们在香港乘飞机到伦敦，经欧洲到苏联，再到中国东北。但是，港英当局以他俩是领袖人物，须请示国内为由，迟迟不予答复。看来，只好另想办法了。” 　　“香港标榜自由世界，可是民主人士们在香港，好像人身也不大自由哇！” 　　“是啊，港英当局把他们当做‘反对党领袖’，奇货可居，既保护，也监视。” 　　“那怎么办?？” 　　“我想在大连租条苏联船去香港，开辟一条海上的秘密通道。” 　　“好啊，公开的不行，就学土行孙，来个地下潜行。” 　　“现在，我要说的是接冯玉祥的事。” 　　“冯将军在美国怎么样？” 　　“表现得很好。他在公开场合进行了几十场讲演，公开揭露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罪行，激烈抨击美国政府扶植蒋介石的政策，弄得蒋介石和美国政府都很恼火。蒋介石召他回国被拒绝之后，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他的护照。美国政府在拉拢他遭到拒绝之后，也不再给他续签证。最近一段时间，冯将军在美国的处境很艰难。没有了护照，就成了非法入境，随时有被美国移民局强制遣送回国的可能，所以，要尽快去接他。” 　　“冯将军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哪！蒋介石、美国政府不欢迎他，我们共产党人欢迎他！赶快去接，等冯将军来了，我们为他接风洗尘。” 　　“要接冯玉祥就要请苏联出面，就要租苏联的客轮，要花很多钱！” 　　“这个钱，一定要花！再多也要花！这是大事。办大事就不能小气噢。” 　　美国纽约，冯玉祥寓所。客厅里，冯玉祥正在接待一位来访者。 　　来者是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自称姓王，是中共方面的人。中等个儿，脸瘦长，眼神里有着警觉，鼻梁高高的，轻易不说话的嘴巴显出刚毅。他打着一条黑白相间的斜纹丝绸领带，穿着一身浅驼色的粗呢西服上衣，在美国是很普通的装束。 　　“冯先生，现在国内，蒋介石在军事上处处失利，在政治上声名狼藉。中共中央号召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在此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给民革的李济深先生和民盟的沈钧儒先生写了信，得到了响应。中共中央希望您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来人说着递上了《五一口号》和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的抄件。 　　冯玉祥读着这两份文件，不时地频频点头。 　　“好哇！”冯玉祥终于抬起头来说。 　　“您同意啦？”来人眼中闪现出一丝惊喜，很快就如电光石火般消失了。 　　“我是说这些口号和毛先生的信写得好。” 　　“那回国的事呢？” 　　“回国吗……”冯玉祥沉吟着，“我一个丘八，能起什么作用？” 　　“冯先生过谦了，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这是哪年的黄历啦！” 　　“您现在是民革中央的政治委员会主席。民革也是新政协的发起人哪。” 　　冯玉祥哑然。 　　“您在美国的表现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党是很看重先生的。” 　　冯玉祥听着，沉默不语。 　　“先生不是担心……路上有什么风险吧？” 　　“开玩笑！当兵的，早就把脑袋拴到了裤腰带上了，怕?哩！”冯玉祥说了句陕西的粗话，“不瞒你说，我连遗嘱都写好了。” 　　“那……回国的事，您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不用再考虑啦！” 　　“啊？”来人皱起了眉头。 　　“我去！” 　　来人的脸立刻就亮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开会，可以。但是，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我不担任任何职务……” 　　“嗯……”来人沉吟着，觉得这个问题太难答复了，“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人说闲话。” 　　“什么闲话？”来人迫不及待。 　　“说我是为了当官才打独裁的！” 　　来人的嘴巴不由得绽出了笑纹儿，旋即消失了。 　　“行，您的要求我会向上级反映。” 　　“怎么走呢？” 　　“中共中央打算租借苏联客轮，来纽约接您。” 　　“什么？就接我一个？”冯玉祥吃惊了。 　　“嗯。”来人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这……怕是使不得吧？” 　　“为什么？” 　　“要花好多……钱哪！” 　　“钱的问题您不用考虑，我们有。” 　　冯玉祥默然。眼圈儿慢慢地红了…… 　　1948年7月4日夜，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抽烟，一边用毛笔起草着致斯大林的电报。6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马上去苏联访问的提议，认为现在正处于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前夕，是访问苏联的最好时机，只要苏联方面不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不派飞机和轮船也去。书记处还决定由任弼时等二十个同志与毛泽东一起去苏联。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准备，去苏联的同志都已经把去苏联的衣服、皮鞋、大衣准备好了。 　　毛泽东把写好的电报交给师哲译成俄文，由阿洛夫发出了。电报中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访问苏联的决心，即使苏联不派飞机或轮船，就是开着吉普车也要去。 　　7月14日晚，阿洛夫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立刻站起来表示欢迎。 　　“阿洛夫同志，坐，坐。”毛泽东指着椅子，“银桥，快去请师主任。” 　　李银桥快步出去了。 　　“是不是斯大林同志回电啦？” 　　“是。”阿洛夫点了一下头。 　　“主席，阿洛夫同志。”师哲进来了。 　　师哲43岁，陕西省韩城县人。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3月抵达延安，1944年8月被调到社会部一室任主任。中共七大后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7年3月，他奉命往返于陕北和晋西之间，翻译中苏领导人往来电文并参加土改等工作。1948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坐。”毛泽东指着椅子说。 　　阿洛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毛泽东抽着烟，静静地等待着。 　　阿洛夫打开纸，用俄语念了起来，师哲用带陕西口音的中文流利地翻译着： 　　阿洛夫同志：请转告毛泽东以下情况：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毛泽东抽着烟，脸上带着微笑，一边听一边轻轻点着头。 　　毛泽东注意到，这封回电与上封回电有明显的变化，推迟的理由已经从中国的情况变成了苏联的情况，口气也比上次缺少了商量的成分。苏联居然需要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各地征购粮食，而且，一呆就是四个月，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毛泽东同志，电报完了。”阿洛夫一耸肩，把两手一摊。 　　“阿洛夫同志，难道苏联竟需要党中央领导人全体出动去征购粮食吗？”毛泽东一脸的不解。 　　“是的，毛泽东同志。”阿洛夫看出了毛泽东的怀疑，肯定地点了一下头。其实，不管是不是真的如此，既然斯大林的电报里已经这样说了，他当然也就只能这样说。 　　“主席，据我所知，粮食征购……在苏联……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娶过苏联妻子的师哲打着圆场。 　　毛泽东面无表情，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说实话，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本来，他还以为这一回无论如何也要启程了呢。可是，回电一下子就把这个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的访问时间，推迟了整整四个月。在四个月里，中国革命的形势该起多大的变化啊！而且，推迟的理由又不令人信服。他总觉得，这个理由其实是另一个更为真实的理由的托词。不过，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我们也就只好如此…… 　　“阿洛夫同志，我现在就口述回电，请你转告斯大林：‘同意您在7月14日电报中所说的意见，我们把到您那里去的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毛泽东说着在铜烟盒里拧灭了只剩下一点的烟蒂。 　　1948年7月31日晚11点半，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 　　在明亮的电灯下，毛泽东左手夹着一支烟，右手握着毛笔起草着文件。 　　“恩来，有什么事情吗？”毛泽东把毛笔搁在铜砚台盒上，转过身来。 　　“主席，”周恩来递过电报，“这是十二位民主人士5月5日电报的全文。” 　　“噢——终于收到了，真不易呀！”毛泽东指着椅子，“恩来，坐！” 　　毛泽东拿过电报看着，有时念出声来。 　　“好哇！民主党派的态度很明确，我还是低估人家喽。马上就回信。不然，人家就会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架子就大喽！” 　　“还有两封电报，”周恩来递给毛泽东，“一封是汉年发来的香港民主人士的最新动态，一封是我代中央起草的复电，请主席过目。” 　　毛泽东接过电报读了起来。 　　“汉年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啊！随着蒋介石的进一步失败，美国会抬出新的代理人，如李宗仁、何应钦，打着和平的幌子，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要警惕这个阴谋。民主人士现在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对李济深、冯玉祥的倒蒋活动无分析地一概反对；一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啊，前者是‘左’的倾向，存在于民主人士的左派中；后者是右的倾向，存在于民主人士的中间派中。我们现在是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啊。” 　　周恩来走后，已是8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十二位民主人士写了复电。这封电报成了中共中央征询民主党派意见，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的正式邀请。 　　1948年7月31日下午5点，美国纽约港停泊着苏联的“胜利号”客轮。 　　阳光灿烂，湛蓝色的天空上飘着几朵乳白色的云，那结实的颜色使人想到19世纪英国的风景画。空气是咸的。和风裹着水的湿气吹在脸上，使人感到惬意。墨绿色的海面上呈现出鱼鳞状的波纹，上面翻着细碎的白浪。被阳光呈适当角度照射的部分，闪着耀眼的金光。船身随着波浪的起伏微微起伏、晃动。有着橘黄色尖嘴的海鸥欢快地飞来飞去，或在船舷、桅杆、码头边的扶栏上站立…… 　　冯玉祥夫妇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婿罗元铮，秘书赖亚力，坐着出租车在城里转来转去，终于甩掉了跟踪的“尾巴”，来到了纽约港。 　　在码头上欢送的人群里，有等待了多时的史沫特莱，冯玉祥走上前去。 　　“史沫特莱女士，您也来了！” 　　“冯将军，祝贺您，终于可以回国了！” 　　“谢谢，谢谢！” 　　“希望美国没有给您留下太坏的印象。” 　　“总的来说，美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但愿这是您的真心话，而不是外交辞令。” 　　“更准确地说，除了一些不愉快的人和事之外，我是喜欢美国的。” 　　“谢谢！这就真实多了。”史沫特莱随即压低声音，“您如果能见到朱德将军，代我问他好！” 　　“我一定带到。” 　　“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动手写《朱德传》了。” 　　“一定转告。你不要忘了还有我这样一个读者啊。” 　　“不会忘的。您的那本书呢？” 　　“写完了，我已经寄往香港了。” 　　“出版以后送我一本。” 　　“一定。” 　　“唉……我真希望跟你们一起走哇！”史沫特莱叹了一口气，由衷地感叹说。 　　“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冯玉祥真诚相邀。 　　史沫特莱摇摇头，斜着眼睛示意地往登船的舷梯口一瞟，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那里站着几个移民局的官员。 　　“你们的船把我的心带到新中国去了。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代我问好！” 　　“一定。你也要多保重！” 　　“祝你们一路顺风！” 　　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见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 　　张道藩51岁，字卫之，贵州盘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内政部常务次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 　　“介公，您找我？” 　　“卫之，坐。”蒋介石指着对面的沙发说。他对文人，要比对特务、军人客气得多。 　　张道藩小心翼翼地坐下了，但不敢坐满，只有屁股的后半部分沾着沙发。 　　“最近，美国人趁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利，落井下石，秘密扶植李宗仁、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借与中共和谈的牌，来打击我，你晓得吧？” 　　“嗯……听说了一些。” 　　“要论跟中共的交情，谁也比不上张文白。他跟周恩来称得上是莫逆呀。” 　　“是。”张道藩不知蒋介石在此时提张治中是什么意思，只好谨慎地应道。 　　“这样，你找个笔杆子，模仿周恩来的口气，写一封给张文白的信……” 　　“信里谈什么呢？” 　　“就谈中共希望……跟我们重开和谈哪！” 　　“您的意思是……” 　　“不是光李宗仁、何应钦、宋子文能和谈。我也能和谈，我手里有通向中共的王牌，不非得李宗仁他们！给美国人看看，打击一下李宗仁他们的嚣张气焰。” 　　“唔……我明白了。”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兵不厌诈嘛。” 　　“是。” 　　“写好之后，给我看一下。然后，找几家报纸披露出去。” 　　蒋介石坐在座椅上，毛人凤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他那晦暗的脸色，蒋介石就知道他带来的是个坏消息。 　　“校长，苏联……用客轮……把把把冯玉祥……接接走了。”毛人凤结巴着。 　　“娘希匹！”蒋介石陡然变色，噌的一下从椅子上蹿了起来，咚咚地把桌子敲得山响，脸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你怎么能让共产党……把他接走呢？” 　　“是是是……苏联……”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更正着。 　　“都一样！苏联不是共产党？什么苏联？那是幌子！还不是在替中共帮忙！” 　　毛人凤低着头，下巴抵着锁骨，汗如雨下，大气不敢出。 　　“我问你，你是怎么跟美国人办的交涉？” 　　“美国人答应得好好儿的，说把人交给我们，没想到……突然变了卦……” 　　“没想到？难道非得等到冯玉祥到了中共那里，你们才能想到吗？” 　　毛人凤皮鞋里的脚指头使劲儿抠着地，后背湿透了，脑门子上的汗啪嗒啪嗒地砸在地板上，他也不敢伸出手揩一把额头上的汗。 　　“为什么不采取断然措施？” 　　“来，来，来不及……” 　　“来不及？干什么来得及？吃饭来得及！你们就晓得大把大把地领美钞、银元，干事情却来不及！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饭桶！” 　　毛人凤觉得今天真是晦气，自己就像一面破鼓，总统爱怎么捶就怎么捶吧。 　　“为什么——不早点下手？” 　　“想把他引渡回来……再说，美国毕竟不同国内……”毛人凤嗫嚅着。 　　“有什么不同？在等待敌人方面，都是一样的。林肯不就是让人杀死的吗？” 　　毛人凤无言以对。 　　“退一万步说，美国也不是苏联哪。冯玉祥的亲眷哪？” 　　“都都都跟他……一块儿走了。” 　　“什么，连亲眷也一块儿走啦？原来是早就安排了后路。怪不得跳着脚地骂我呢。我对你说，绝不能让他到中共那里去。中共得到他，就如虎添翼！” 　　毛人凤更不敢搭腔了。他觉得蒋介石提出的简直是办不到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呃……不不好办……” 　　“什么？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好办还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他在船上……” 　　“我们也有船哪？能不能让军舰拦截呀？” 　　“他他他在大西洋上……” 　　“大西洋又怎么啦？”蒋介石一时没转过弯儿来，“‘寇能往，我亦能往’！” 　　“差差差着半个地球呢。” 　　“噢……”蒋介石恍然大悟，“总之，这件事交给你，你去想办法。这一点要学习中共，无孔不入。戴笠不在了，他的办法就多。冯玉祥投共，拿你是问！” 　　1948年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年作战的经验教训，制定新的战略。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是整编师（军）以上的高级将领。检讨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案：“第一，军事应作久远之计；第二，对共军应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第三，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东北；确保华北……；第四，西北须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第五，长江以南成立绥靖署、绥靖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对以上军事战略概括为：“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 　　8月7日，蒋介石在军事检讨会议闭幕时讲话说：“现在，令我担忧的不是实力，而是士气。在我们的军队中，士气低迷，充满失败情绪，被俘后不能慷慨成仁，也不能相机反正，反而掉转枪口打自己人，这是剿匪前途最大之隐忧。因此要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确立必胜信念，坚定对领袖的信仰，发扬不成功则成仁之精神。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只要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实施，就可以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中国战局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军事供应，现在似乎尚未达到已能支持大规模的、持续的、有足够力量和持久性的攻击。尚未达到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严守他们的包围、消耗和有限制的进攻的战略。” 　　幻剑书盟http://html.hjsm.tom.com欢迎各位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热门的连载小说尽在幻剑书盟！ 　　本书∷来自∷幻e39剑n72书t75盟阅读无限v44赢在幻剑！ 　　第四章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 　　我们请人家来，是来开会的，不是来殉难的。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保证朋友们的安全。民主人士不来则已，来了，就要保证人家的绝对安全。 　　深夜了，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穿着粗布白衬衫的毛泽东正在煤油灯旁伏案疾书。周恩来进来了。 　　“今天停电，主席还不歇一歇？” 　　“前方等不得呀。恩来，坐坐坐，有什么好事啊？” 　　“我还没有说，”周恩来边落座边说，“主席怎么知道是好事啊？” 　　“今天，喜鹊在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而且，你面带喜气哩！” 　　“哟，主席还会相面呀？” 　　“不瞒你说，《麻衣神相》正经看过?！”毛泽东半真半假地说。 　　两人笑了起来。 　　“经过苏联领事馆跟美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冯玉祥和他的家人，在美国时间7月31日下午6点，乘苏联的‘胜利号’客轮离开了美国纽约港，大约再用一个月时间，就到达苏联的港口敖德萨了。然后在苏联经陆路到达哈尔滨。” 　　“好哇！老大哥这个忙帮得好！这个客轮的名字也起得好——‘胜利号’！冯玉祥现在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主席，他来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可以说是又一次‘国共合作’，是我们统战工作的一大胜利啊！” 　　“是啊，冯玉祥在国民党内很有影响，他一来会加速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冯玉祥当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蒋委员长的拜把子兄弟?。他都到解放区来了，可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介石就更加形只影单喽。” 　　“蒋介石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暴跳如雷呢。我都能想像他生气的样子。” 　　“让他跳去吧。冯玉祥上了苏联船，航行在大西洋上，蒋介石就是手伸得再长，也够不着喽。”毛泽东拔起煤油灯罩，凑着火头点着了一支烟，“恩来，我去苏联的事是早就跟斯大林定了的，为什么他最近来电一再推拖呢？你怎么看？” 　　“嗯……说不好，也许是怕访问泄密，国民党政府攻击他干涉内政吧？” 　　“唔……”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点点头，若有所悟。 　　周恩来手里拿着两封电报，先递上了一封。 　　“这是吴玉章吴老给我的请示电报。华北大学马上就要成立了，作为校长，吴老想在成立典礼上，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问行不行。” 　　“噢，快给我看看。”毛泽东接过电报，读了起来。 　　恩来同志：近好！此电不为别事，我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吴玉章 　　“什么‘毛泽东主义’？乱弹琴嘛。不要以为帽子戴得越高，就越好。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这是孙权把他放在火上烤哩。你怎么看呢，恩来？” 　　“是啊，还是谨慎一点，坚持七大的提法好。” 　　“我们不能刚走了两步平地，就热昏了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庄子在‘望洋兴叹’这个寓言里，早就讲过这个道理。斯大林是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都没有提斯大林主义，我们就提毛泽东主义啊？真是狂妄得没有边了。当然，首先不是狂妄的问题，而是不符合实际。这封电报就放在我这里吧，我回。” 　　周恩来又递上了另一封电报。 　　“在当前上海局和香港分局的工作中，都有过分打击中间派偏右分子的倾向。这是我为中央起草的致他们的电报，请主席过目。” 　　周恩来走了。毛泽东首先给吴玉章复电。 　　……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看了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毛泽东觉得意思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分量还稍嫌不够，就又在上面加了一段话：“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在美国，冯玉祥受到了美蒋反动势力无所不用其极的联合压迫。在美国议会中有议员恶毒地攻击他，在报纸上有连篇累牍污蔑他的文章，国民党政府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出国护照，特务千方百计地监视、跟踪，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的不笼罩……这些都使得他在生活上感到窘迫，在精神上很不愉快。 　　一登上了苏联客轮，冯玉祥及其家人立刻感到是从一个罪恶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幸福的世界。他们住在最豪华的客舱，受到最优裕的待遇，成为最尊贵的客人。在人与人之间，残忍、冷酷、虚伪没有了，大家都坦诚相见。饮食是丰盛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的。晚上不是开音乐晚会，就是放映电影，要不然就是在甲板上举行舞会。这不能不使冯玉祥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对比，有一种天渊之别的感觉。 　　“胜利号”客轮在大西洋上，迎着太阳向东方航行。头顶上是最纯正的天蓝色颜料那样的蔚蓝色的天空，使人感到不太真实。几缕似不经意的淡淡白云与蓝天形成强烈的反差，好像是谁故意剪裁出来，镶嵌在上面的一样。四周望去，都是一望无垠的湛蓝色的海面，细心分辨一下，只不过有的地方的蓝更深一些，有的地方的蓝更浅一些罢了。海面在不同光线的照射下，显出不同的奇幻色彩，像是进入了一个神话的世界。在极目远眺的海与天的交接处，由于海水的蓝色与天空的蓝色相去不远，所以那界限就显得不大分明，逐渐地融合在了一起…… 　　由于远处没有参照物，所以站在船的两侧往外看，几乎感觉不到船在走。而站在船头，迎面而来的海风是强劲的，时间长了，能把人的脸刮得冰冷、生疼，有一种“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感觉。船尾的螺旋桨就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机，轰隆轰隆有力地搅动着，搅起的乳白色的浪花像是刚挤出来的牛奶，形成了长长的一条巨大的白色尾巴，一直延展到远方。有些像是喷气式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上留下的长长的烟迹，又有些像是锋利的犁铧在黑色的土地上开出的深深的犁沟儿。海鸥??地叫着，高兴地不知疲倦地在这条白色的轨迹上来回追逐、往返…… 　　此情此景，有一种宏大的气魄，使人不由得想写诗。那境界，远不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之类所能比拟的。 　　有一对小燕子，自从客轮起航之际，就一直追逐着轮船飞来飞去，已经有几天了。它们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也激起了他的诗情，他写下了900字左右的长诗《小燕》： 　　海洋深蓝色，雪浪花正翻，云淡时将午，风清船不偏。双双小燕子，展翅飞翩翩！飞行极迅速，好似来送船。大西洋面上，千里距洋岸。为何不辞劳，船后又船前？请你快回程，不可再远送，我有几句话，烦告美议员，我住在美国，屈指近年半，到处曾讲演，不可把蒋援，收效愧不大，聊供逆耳言。我们正革命，大师日开展，高举民主旗，群起把蒋铲，美若为大众，邦交永友善，不意助独裁，我人心实寒。……不可轻人民，人民主人翁，不可恃武力，武器非万能，不可再援蒋，延长我战争。几十亿美元，抛入无底坑，此种冤枉债，我人定不还！现在犹黑暗，不久天将明。投机取巧事，切莫再多行，此乃真实话，赠我好友朋，还须莫怪我，忠言逆耳听。燕子请归去，此语烦转赠，所望能受益，世界皆太平。 　　“胜利号”原来是一条德国船，是苏联在二战的战利品。这条船很干净，服务也很周到。船上的乘客还有六七十位成年人，二百几十个从8岁到18岁的苏联学生。人人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处处都是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的景象，看不到一个打架、骂人的，人人都在读书。整个船上，有一种整洁、安静、快乐、和谐的气氛。给冯玉祥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使他的心情非常愉快。 　　冯玉祥上次坐船是去美国，当时坐的是从上海到旧金山的美国船，那次旅程给他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船上打架的，骂人的，打人的，偷东西的，没有护照的……应有尽有，就像是社会底层的一幅画卷。美国人不拿中国人当人，像对待囚犯。每天吃三顿饭，要排三次队，每次都得等半个多小时。那个情形就像灾荒年，灾民们领官府或寺院施舍的稀粥一样。 　　这两次坐船的感受对比太强烈了，如果说这条苏联船好像使人置身于天堂，促人向上，使人人不由得要文雅起来；那么，那条美国船就好像使人置身于地狱，往好里说也是炼狱，把人往下拽，使人人都充满了火气，恨不得跟谁打一架。 　　冯玉祥这一年半在美国，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除了儿子杀父亲，女儿杀母亲，就是妻子杀丈夫，父亲杀了孩子和妻子，然后再自杀。还有轮奸了女学生，再开枪打死的。他仔细地统计过，平均起来，每天杀爹的事少不过两宗，杀妈的事少不过四宗，妻子杀丈夫的少不过八宗，丈夫杀妻子的少不过十宗。七八十岁的老人跳楼自杀的少不过两宗。而议会和政府对这种人伦的大变熟视无睹，就跟没看见一样。在美国，死个人就像死个蚂蚁。十八九岁的男孩儿在大街上打死十八九岁的女孩儿，仅仅因为她在跳舞时与别的男人的脸靠得太近。这种事多得没法数。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银行被抢，行人被抢，就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虽然他没有去过苏联，但一斑可以窥豹啊，通过船上这些苏联人的举止、表现，也就可以约略感受到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氛围了。如果说因为在国外，大人还能强自抑制住自己，表现出最好的一面，那么8岁的儿童就绝对无法假装了。如果没有一种良好的、真理的、人的教育，怎么会把人教育成这样呢？ 　　美国和苏联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这不能不引起冯玉祥深深的思索。看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还真是有道理，把人的本性都改变了。 　　深夜，“胜利号”在大西洋上航行。海风显得很凉。几乎所有的客舱都熄灯了。冯玉祥站在甲板的船舷边，冯理达和罗元铮站在他的旁边。 　　“爸，夜深了，该回去睡了。”冯理达说。 　　“在舱里憋了一天了，再透会儿气吧。”冯玉祥说。 　　“白天阳光那么好，您怎么不出来呀？”冯理达问。 　　“赖先生让我少抛头露面。船上这么多人，还是小心一点好。” 　　理达会意地点点头。 　　冯玉祥抬起头看着天空。在幽黑中分明有着一些藏蓝色的天幕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发出或明亮或黯淡的钻石一般的光芒。在美国近两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明净的夜空，使人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在黑暗中，弄不清海和天的分界。星星们好像把船包围了起来，与人离得很近很近。 　　“理达，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们认北极星吗？”冯玉祥忽然问。 　　“记得，您说：‘找到北极星，就不会迷路了。’” 　　“现在还能找到吗？” 　　理达抬头看了一下，很快地用手一指。 　　“喏，在那儿！” 　　“对。我们的船一直在向着东方航行。欧亚大陆的东方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一个古国。现在，也快新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真是有办法呀！虽然我已经66岁了，但是回国以后，到了解放区，我有决心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做起。” 　　1948年8月10日，“胜利号”进入了直布罗陀海峡。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就进入了地中海。因为是地中海——被陆地包围着的海，所以海面相当平静，没有大的波浪，使乘船变成了一件更加惬意的事情。“胜利号”客轮预定要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停留一下，冯玉祥提前给李济深写了封信，打算与诗作《小燕》一起在亚历山大港寄给李济深。 　　任潮先生并转各位同志先生：在几个月以前，拜读任潮先生大函，希望祥到欧洲并到苏联看看，几个月来，同苏联朋友商酌已经准许。此次出发，也费了很多周折，因为祥之护照，已经过期，小袁世凯同美国资本主义的走狗，结合在一起来压迫我们。次数之多，不必说了。……因为种种原因，实在不能不离开美国。以祥的判断，美国正在步法西斯的后尘，压制黑人，随便杀，杀了无事；压制自由分子，随便抓起来问罪，对犹太人、红人、华侨，都是用非人的待遇。资本家的大亨们，把百分之九十八的报纸，全拿在他们手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杂志，各项刊物都是他们自己的工具，一句真话看不见，满篇满幅都是造谣言，毁谤工农大众。……前者寄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是寄给翦伯赞先生转请任潮先生指教的。那是一件铲蒋工作，希望能早日印出，或择要在报纸上发表为最好。……特此恭祝健康！许多位同志，女的男的老的少的，都请任潮先生代祥致恳切的敬意！ 　　弟冯玉祥敬启八月十二日亚历山大港寄 　　1948年8月15日，“胜利号”客轮抵达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客轮在这里短暂停留，冯玉祥托人寄出了给李济深的信件。客轮起航时，装载了在亚历山大港上船的1500名返国苏侨。客轮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首先抵达黑海东岸高加索的海口巴统，把在亚历山大港上船的1500名返国苏侨送上岸，8月21日，“胜利号”客轮离开巴统，横穿黑海，向敖德萨进发。 　　1948年8月22日下午1点，“胜利号”客轮已经到达了敖德萨附近的海面，再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目的港，眼看就快结束这次航行了。在海上漂泊了近一个月的旅客们，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快心情。 　　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在自己的头等舱里与五女颖达和六女晓达聊着天。 　　“嗯……”冯玉祥扬起手表看了看，“用不了一天……就到了。” 　　“噢——总算到了，太好啦！乌拉——”19岁的六女晓达像这些天看的苏联电影里的人们在欢呼的时候那样叫着。 　　“乌拉什么？这么好的条件……还不满足吗？”冯玉祥笑着问。 　　“是啊，这条船比上回那条美国船……好得没法说了。”李德全附和着。 　　“要觉得好，到了岸别下船继续坐。金丝笼子好不好？老关着也受不了啊！” 　　“这孩子，倒会说！”冯玉祥笑着嗔怪道。 　　“本来嘛！” 　　“哎——晓达，上了岸，你最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李德全问。 　　“嗯……我想……好好洗个澡！”说完她意识到有男性在场时，脸红了。 　　“你呢？”李德全又去问五女颖达。 　　“我……想吃——冰激凌！” 　　“馋猫儿！” 　　“你才馋猫儿呢！” 　　“你馋猫儿！” 　　“你馋猫儿！” 　　姐妹俩扭成了一团。 　　“别闹了！”冯玉祥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股烟味儿……” 　　“烟味儿？”晓达瞪着大眼睛诧异地问。 　　“我也闻到了！”李德全说。 　　一股黑烟在舱门那块儿的顶部冒了出来，一股烧焦了的味儿迅速扩散…… 　　“不好！着火了！”冯玉祥判断说。 　　他的话音还没落，晓达就像箭一样地向楼梯跑去，一转弯儿就没影儿了。冯玉祥怕晓达出事儿，紧跟着她离开了舱房。李德全考虑到丈夫走的时候没穿大衣，怕外面冷，找到冯玉祥的大衣后也来到甬道。这时，甬道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充满了刺鼻的气体，令人窒息。在黑暗中，李德全隐约听到丈夫的呻吟声，想冲过去抢救，但火焰已经烧灼着她的脸部和左手，热浪使她只能挣扎着往后退，退回舱房，昏倒在地板上…… 　　此时，冯理达和罗元铮正在他们的舱室里午休，都睡着了。 　　一阵凄厉的警报声把他们惊醒。 　　“铮，有情况！” 　　“嗯？”罗元铮揉着惺忪的眼睛。 　　“警报！” 　　两人急忙穿好衣服，跑出舱室，看到船上有一处冒着浓浓的黑烟。 　　“不好！是爸爸他们那儿！”冯理达说。 　　两人跑到冯玉祥夫妇住的头等舱门前，发现黑烟果然是从这里边冒出来的。冯理达拼命地拍打着舱门，可是舱门关得死死的，里面也没有一点反应。 　　“铮，快！快去叫人！” 　　罗元铮转身就跑。这时，冯理达的弟弟冯洪达和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也来到头等舱门前，跟冯理达一块儿砸门，门纹丝不动。罗元铮回来了，带来了四个苏联海员，扛着消防斧，拿着灭火器。连砸带撬的结果，总算是把舱门打开了，滚滚浓烟夺门而出。 　　18岁的冯洪达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忍受着浓烟和热浪，冲过甬道，闯进冯玉祥夫妇居住的舱房，在舱房里摸来摸去，突然，脚下碰到一个软软的东西，知道是躺在地板上的人，他背起这个人冲出舱房，冲出甬道，冲出舱门，到了外面才发现，这个人正是母亲李德全。躺在甲板上，呼吸到了室外的新鲜空气，李德全剧烈地咳嗽起来，她苏醒了…… 　　“你爸爸和晓达呢？”李德全问儿子。 　　“爸爸——”冯理达和罗元铮在舱房里喊着，但没人答应。 　　甬道里一片漆黑，浓烟弥漫，呛得人透不过气来，什么也看不见。烈火越烧越旺，来势凶猛，仿佛要吞噬客轮上的一切……一个苏联船员用灭火器左右横扫，浓烟多少淡了一些，罗元铮看见小妹冯晓达倒在地上，抱起就往外跑。 　　冯理达透过弥漫的浓烟四处寻找，终于在甬道里靠近舱门的左近看见了父亲，父亲那魁梧高大的身躯软软地躺在地上，她上前抱起父亲，父亲毫无反应，两臂无力地低垂，而父亲沉重的身体又不是她一个人可以拖得动的。 　　“爸爸在这儿！来人哪——” 　　赖亚力和苏联船员们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帮着把冯玉祥抬出了舱门。 　　躺在甲板上的冯玉祥和冯晓达虽然还有体温，但已经没有了呼吸。冯理达急得直想哭，但医生职业训练的经历告诉她，现在要每秒必争，尽快恢复他们的呼吸，不然就来不及了！冯理达轮流按压着父亲和小妹的胸部，给他们做人工呼吸，可是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反应。冯理达忧心如焚，想到应当打强心针，或许有救。 　　“元铮，快到医疗室去借急救器材！”她连忙吩咐丈夫。 　　罗元铮转身就往医疗室跑。 　　冯理达继续徒劳地给父亲和妹妹做人工呼吸。李德全也挣扎着爬过来了，她悲痛欲绝地望着一动也不动的丈夫和女儿。这时，她发现在丈夫的面颊上，有一块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灰色圆形痕迹。 　　罗元铮两手空空地跑回来了。冯理达眼睛冒火地望着他。 　　“不行！拿不出来，医疗室也起火了！”罗元铮狼狈地说。 　　此刻，一具具乘客的尸体从“胜利号”不同的舱房里抬了出来。客轮上烈焰弥漫，浓烟滚滚，火势越来越大，整个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救生艇被放到了海里，赖亚力、罗元铮、冯洪达劝李德全赶快下救生艇，但李德全不愿丢下躺在甲板上的丈夫，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李德全强行抬下了救生艇。 　　冯理达回天乏术，欲哭无泪，惊惧地看着父亲那健壮宽阔的身躯和妹妹那娇小柔弱的身躯逐渐变冷……为了防止客轮爆炸，已经负了伤的苏联海员们不顾自己的伤痛，抱着冯玉祥的遗体，把他平稳地送到小船上。征战了一生的冯玉祥脸朝着天，平静地躺在小船上。此时，他已听不见他的女儿在旁边的啜泣声。 　　“胜利号”客轮失控地漂泊在黑海上，浓浓的黑烟还在船上萦绕，海鸥在失事的客轮上空久久地盘旋，凄厉地叫着…… 　　在导致冯玉祥丧生的这场大火的起因上，存在着疑问。按照通常的解释，说是四层底舱的放映员在倒回几百卷放过的电影拷贝时，因为倒片速度太快，导致摩擦起火，引燃了所有的胶片，酿成了这次火灾。 　　这个说法看起来很合乎逻辑。因为当时的电影拷贝胶片，用的是易燃的化学材料。据说，几吨这样的化学材料，可以在短短的几秒钟内燃烧净尽。 　　可是，这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因为放映过的影片，在归还拷贝时是无须往回倒的。而下一个放映单位接到拷贝后，在检查的同时就把拷贝倒成正的顺序。这个检查至关重要，如果发现了导致拷贝质量下降等的情况，就不能放映，而要立刻报告电影公司，追究前者的责任。反之，只要在后者的机器上放映就行了。 　　明了放映员根本就用不着往回倒几百卷电影拷贝，因此所谓由此而导致火灾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放映员往回倒自己刚放映过不久的影片，只在一种情况下有必要，那就是他需要重新放映这部影片。先不说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即便能够成立，也只需要倒一部顶多两部影片，而不是几百卷。 　　出了这次严重事故后，美苏双方当时就公开互相指责。苏联说是美国捣的鬼，美国说是苏联捣的鬼。李德全当时对火灾的起因虽有怀疑，但碍于苏联方面的善后工作处理得极其周到，就没有明确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 　　赖亚力先生在晚年对冯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这个说法与冯玉祥面颊上那块以前从未有过的灰色圆形痕迹正相吻合。 　　之后，冯玉祥将军之死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树间的知了显然是喝足了树汁，满意地知了知了地叫着，听着令人有些心烦。1948年8月28日下午，在西柏坡的办公室里，穿着衬衫的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抽着烟。穿着西服的苏共联络员阿洛夫坐在他对面，师哲坐在旁边。 　　“阿洛夫同志，请你来是想再次跟你谈谈……我为什么急于访问贵国，还请你把这些话尽快转告斯大林同志。” 　　“好吧，毛泽东同志，您说吧，”阿洛夫说着掏出小本和钢笔，“我记一下。” 　　毛泽东对他认真的态度显然很满意，点点头，看着他打开本子，拿好笔。 　　“如果说1947年我不急于访问莫斯科的话，那么到了今年，形势变了，我想尽快去莫斯科。我到那里同斯大林同志要谈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是向斯大林同志请教的，有一些问题是请斯大林同志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帮助的。” 　　师哲即时地翻译过去。阿洛夫低着头，刷刷地记着。毛泽东停住了，他吸了一口烟，思忖着，似乎在掂量着应当先说哪件后说哪件。阿洛夫抬起了头。 　　“这些问题包括：第一，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第二，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合问题；第三，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做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第四，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矿山开采业、铁路公路交通等的）问题，在那里谈谈我们需要什么；第五，关于3000万美元的财政借款问题；第六，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方针问题；第七，一些其他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停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好像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绪，也好像是为了让阿洛夫有时间把以上各点记完。阿洛夫又抬起头来。 　　“总之，为了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尽快进行协商。这些就是我急于访苏的主要目的。” 　　阿洛夫回到驻地，立刻发出了这封电报。 　　1948年9月7日下午，天空黑得像个锅底，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天好像漏了似的，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天空中不时地打个耀眼的亮闪，劈个咔啦的炸雷，使天地都猛烈地震动一下。周恩来打着黑布伞，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正在办公桌前写着什么，看到周恩来马上搁笔。 　　“恩来，坐。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都安排好了。”周恩来神情凝重，把收好的雨伞立在一边，坐在椅子上。 　　“对前方来的同志，生活要安排好。前方是战争环境，条件差，不像我们。” 　　“是，主席。” 　　毛泽东掰着指头计算着出席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数。 　　“7个政治局委员，14个中委和候补中委，10个重要工作人员；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主要负责同志，除了东北的林彪、罗荣桓，都来了。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吧？” 　　“嗯。”周恩来情绪不高地应着。 　　“哎，恩来，你的脸色很难看呀！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啦？赶快让大夫看看。” 　　“我身体没事。” 　　毛泽东又观察他一下，想了想。 　　“那……是不是有什么坏消息，说出来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冯玉祥将军……8月22日……在黑海上遇难了。”周恩来哽咽地说。 　　毛泽东全身陡然一震，两只眼睛愣愣地盯着周恩来。 　　“怎么回事？” 　　“在离目的港还有一天路程的时候，约在下午1点的时候，客轮突然起火，冯将军和他的小女儿遇难了……” 　　毛泽东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好像被定身法定住了一样，眼睛失神地望着前方，久久不语。屋子里静极了，只能听见外面哗哗的雨声，好像乱鼓捶击着人心。 　　很久很久，毛泽东长叹了一口气。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半支烟来，由于手抖得厉害，火柴一连划了好几根，都没有点着。 　　“是特务干的吧？” 　　“现在美苏双方互相指责。据苏联的解释是由于船上携带的电影胶片着火，没有查到特务加害的痕迹。这次事故还死了三个苏联中委和二百多个苏联人。” 　　“冯将军的其他亲人呢？” 　　“夫人李德全和其他孩子都好。” 　　毛泽东不再说话，默默地抽着终于点燃的纸烟……突然，毛泽东站了起来，走到墙角处，拿起戳在那里的黄油布伞，旁若无人地径直往外走。 　　“主席，你要干吗去？”周恩来急忙问。 　　“屋里憋闷得慌，叫人透不过气，我到外面走走。”毛泽东说着出去了。 　　“等等，我也去。” 　　阎长林、李银桥披上油布雨衣跟出，在后面尾随。路面一片泥泞，除了水坑，就是泥潭，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 　　西柏坡下，滹沱河畔，河水裹挟着黄色的泥沙，像开了闸似的发怒地咆哮着。山洪下来了，河面比往常涨了许多，水面上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打着旋儿地像箭一样往前蹿。雨幕水帘，在河面上激起无数个半圆的水泡。遥望远处，太行山雾封霭锁，坠入了一个混沌、迷茫、不可捉摸的世界…… 　　骤雨拍打着伞顶，发出敲打鼓面的声音，时紧时松。在黄色油布伞下，毛泽东的布鞋和膝盖以下都湿了。他心情沉重地看着远方。周恩来打着黑伞走了过来。 　　“主席，回去吧。” 　　“心里堵哇！”毛泽东抹了一把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好悔啊！早知是这样，就不找苏联船了，或者……让他们中途上岸。说到底，还是我的工作做得不细呀！” 　　毛泽东的目光追着水面上的漩涡，声音沉重。 　　“冯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都安然无恙。却为了参加我们的政协会议，不远万里来归，死在回国的路上，我们对不起他呀！也无法向民革交代！” 　　“主席，我一直在怀疑，电影胶片怎么会引起那么大的火灾呢？再说，冯将军他们都是大活人，都长着腿，为什么不跑呢？”周恩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人家的事情，我们就不好说那么多了。再说，人家也是在帮我们的忙，是好心，即使办出了岔子，我们也不好责怪人家啊！”毛泽东若有所思，“看来，要接民主人士来解放区，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办，要把主动权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主席说得对，我们还是要依靠自己。否则，一旦出事，就有苦难言啊！” 　　“接其他民主人士的事办得怎么样？” 　　“大连到香港的航线，已经派钱之光去办了。” 　　“我们请人家来，是来开会的，不是来殉难的呀！恩来呀，我们开政治协商会议，跟蒋介石唱对台戏，他是不会让我们那么顺利的。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保证朋友们的安全。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宁可不动，也不要出事。不动，责任不在我们。动了，责任就在我们。民主人士不来则已，来了，就要保证人家的绝对安全。否则，人家敢不敢来还在其次，我们可背不起那么重的人情债啊！” 　　“主席说得对，接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政协，是一次特殊的战役。我们要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事先要多想几个方案，考虑到各种可能，力争万无一失。” 　　毛泽东点了点头，有顷，又想起了什么。 　　“还有，这件事在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在军事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把解放区的地盘扩得更大。那样，民主人士再来就方便多了，就不必大老远地绕道苏联喽。” 　　“是啊。”周恩来赞同地说。 　　朱德打着酱红色的油纸伞过来了。 　　“老毛，恩来，焕章将军去世，我好心痛啊！本来，还想见面的时候，跟他碰两杯，叙叙旧，没想到……”朱德的声音哽咽了，抹了一把纵横的眼泪。 　　“总司令，节哀吧，人死不能复生……”毛泽东也说不下去了，停了停，继续对朱德说，“我打算以我们两个的名义，给民革主席李济深和冯夫人李德全发个唁电。” 　　“好。” 　　“回去吧。” 　　他们回头望去，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们背后，一把把各色雨伞连成一线，像雨中竞开的蘑菇群一直延伸到驻地。 　　毛泽东擦去脸上的雨水和泪水。 　　当日夜，雨仍旧哗哗地下着，没有停息的意思。好像老天爷也在一掬悲痛的眼泪……又停电了，在办公室里，毛泽东在煤油灯旁起草着唁电。 　　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冯夫人李德全先生：惊悉冯玉祥先生忽遭意外，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务望节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毛泽东搁下毛笔，看了两遍，把这两封唁电装进信封，在信封上标明“急电”字样。然后，他摇了一下桌子上的摇把电话，这个电话是个坏了的电话，派不了别的用场，现在只通着卫士值班的那个屋，这边一摇，那边一响，算是废物利用。 　　“主席，什么事？”李银桥收了伞进了屋。 　　“银桥，是你值班啊，马上把这两封电报发出去。” 　　李银桥默默地在桌上摆上一个铁打的烟灰缸。 　　“哪儿弄的？” 　　“那个炸弹皮做的。” 　　李银桥走了之后，毛泽东就着煤油灯的火头点燃了一支烟，抽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拿起戳在墙角的黄油布伞，熄灭煤油灯，来到邻院的中央军委作战部。 　　作战部里气氛紧张。点着几盏煤油灯。情报科的桌上有一台收发报机，桌前坐着收发报员和译电员，滴滴答答地收发着电报。译电员随时将译出的来电交给周恩来。资料科的桌上摆着代表我军和敌军部队番号的红蓝小旗，小旗上写着该部队的主官，参谋们及时地根据最新情报，把小旗插到地图上的相应位置，标明两军的最新态势。在作战科的桌子前，部长李涛带着作战参谋分析着最新的态势，随时提出建议。 　　“主席，我正要去找您。”周恩来走上前来。 　　“么事？” 　　“钱之光租了一条苏联船，现在已经到了香港，香港分局来电请示民主人士北上的事，我代中央起草了一个复电。”周恩来说着递上了他起草的电文。 　　看得出来，这封电报充分吸取了冯玉祥遇难的惨痛教训。 　　“我没有意见，就这样发。” 　　毛泽东左手举着煤油灯站到墙上的军事地图前，这是一张5万比1的东北地区军事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出，除了长春的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团团包围之外，国民党军队占据着沈阳及其周围的地区，占据着渤海湾边的营口，同时分布在义县、锦州、锦西、绥中、临榆（山海关）、秦皇岛、昌黎、唐山这条沟通东北和华北的铁路线上。 　　毛泽东右手夹着一支烟，对着地图长时间地思索，有时凑到地图跟前去，用手掌丈量着图上的距离。由于太聚精会神了，以致纸烟烧到手才发觉。 　　“主席，最新情报，国民党有将长春、沈阳的军队从营口撤退的迹象。”周恩来说。 　　“到底要不要放弃长春、沈阳，蒋介石早就犹豫过多次喽。蒋介石就是这样，他就像个守财奴，包袱越多越好，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一个也舍不得丢哇。” 　　“老蒋越这样越好。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在东北就地歼灭这五十多万国民党军队最好。如果让他们撤进关内，进行战略收缩，就会增加今后关内作战的困难。” 　　“是啊，中央早就定下了‘封闭东北蒋军就地歼灭’的方针，让东野南下，把作战的重点放在锦州一线。可是他们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迟迟不动啊！” 　　“他们的顾虑也可以理解：锦州一线的防守很强，是块硬骨头，攻不下来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一旦攻下来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他们怕东北的蒋军倾巢出动跟他们决战，怕自己没有吃掉这么大一坨蒋军集团的胃口，怕受到东北蒋军和华北蒋军两方面的夹击……”周恩来根据他说的内容在地图上比划着，“这些都是兵家大忌。而且说实在的，我们过去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仗。” 　　“这也怕，那也怕，说到底，都是一种右倾情绪。就是高看了敌人，低估了自己，不敢去夺取胜利。在全国各个战场上，东北的条件最好。我们有一百多万军队，是蒋军的两倍。而且蒋军被分割包围在两个点一条线上，我们注全力攻其一点，切断这条线，”毛泽东的手掌像刀一样砍在地图上铁路线的锦州位置，“不可能打不下来。打下来之后，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不会拼死来救，长春的郑洞国集团动弹不得，沈阳的卫立煌集团不来则已，来了反而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它。” 　　“拿下锦州，50万蒋军也就插翅难逃了，估计他们会拼命啊！”李涛说。 　　“既然是关门打狗，就不怕狗凶。”毛泽东说。 　　“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现在东野打锦州一线的态度也积极了。”周恩来说。 　　“好哇，积极就好。我现在来给他们复电。” 　　毛泽东来到作战部的桌子前，上面摆着笔墨纸砚，他从左兜里掏出金属烟盒，打开，在里面磕掉烟灰，铺好稿纸，在铜砚台盒里掭好毛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黄海上，波涛汹涌，大海不停息地哗哗地涌动着。从太平洋来的波浪，一层盖着一层地推向中国的海岸。一只挂着苏联国旗的货轮摇摇晃晃的，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向南航行。它叫“波尔塔瓦号”，是从大连出发的。船上装着中国东北生产的大豆和农副产品。船舷旁站着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国男人，中等个头儿，偏瘦，分头。江浙男人的清秀脸，已见沧桑感。人很干练。他穿着朴素的西装，神情并不轻松地望着遥远的南方，好像是嫌船开得太慢。表面上，他只是一个被货轮捎脚的乘客。其实，他此刻是这条船的东家，这条货轮是被他租用的。 　　货轮终于经过东海，开始向西南方向航行，穿越台湾海峡。这位中国男人换成了一副普通海员的装束，成了货轮上的锅炉工。国民党的军舰抵近货轮进行监视，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超低空飞行，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于是就掉头而去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有着正常的邦交，对于苏联船，国民党还不敢造次。 　　穿过台湾海峡，货轮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航行，抵达香港附近海面时，货轮受到了港英当局的缉私快艇的例行盘查，终于安全地驶进了维多利亚港。 　　到了香港，这位中国男人出售了货轮上的大豆和农副产品，用得到的钱购买了医药器材、轻工用品（如纸张等）装上货轮，货轮又原路返回了。而这位中国男人却留了下来，他自称姓翦，是解放区救济总署的特派员。他在香港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的六楼租了几间写字间，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名叫“华润公司”。别人也就叫他“翦老板”。他本人住在铜锣湾希云街27号三层简陋小楼的顶层，通过临海的窗子，可以望见维多利亚港。 　　从字面上看，“华润公司”肯定是一家华商公司，“华润”的“华”一望而知是中华的“华”。而“润”嘛，当然是利润的“润”，商人图利嘛，同时又含着润泽的意思，在中国文化里，有水则润，比起干枯来绝对是好词。公司的这个名字起得真不错，既商业气息十足，在商言商，又不俗气，比“金”“鑫”“利”等等雅多了。可是，谁能想到这个“润”字竟是取自毛泽东字润之的“润”呢？这一来，“华润公司”一下子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开的公司的意思了，革命气息十足。 　　不错，翦老板的姓也不是真的。他的真实姓名叫钱之光，是中国共产党从事经济工作的重要人物。在江西苏区时，他就担任了中央苏维埃对外贸易总局局长；抗战时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重庆、南京办事处处长；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并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室主任。 　　在外面，谁也不知道这个“华润公司”到底做的是什么买卖。但在目前，它显然在运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工作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夜，在钱之光的这个顶层小屋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召开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是香港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方方、连贯、潘汉年、饶彰风、章汉夫、夏衍。 　　“中央来电报了，我给大家念一下，”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小声说，“‘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须慎重处理，如该船没有船行保证不能乘，如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乘，就是船行有保证、民主人士无顾虑也不能都乘一条船，应改为分批前来，而且第一批愈少愈好……’中央对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非常重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运送民主人士北上，分局打算成立五人小组专门负责这件事。” 　　“船只由华润公司来负责。现在，租苏联船很方便。两边一做买卖，资金也有保障。据我的亲身经验，国民党对苏联船还不敢怎么样。只要上了船，安全是有保证的。”钱之光说。 　　“在南方蒋管区的一些民主人士，要想直接北上很困难。他们也会转道来香港，在这里北上。这样来看，你开辟的这条秘密线路就太重要了。”饶彰风说。 　　“是啊，现在，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真不少，再加上转道来港的民主人士，他们都要经过我们这条线路运送到解放区。正像中央所说的，安全的问题非常重要。怎么分批分期地运送他们，要好好研究。”连贯说。 　　“在香港聚集的全国文化界的人士也不少，有百十号吧。还有一些南洋华侨也想去北方。他们都可以走这条线。”夏衍说。 　　“正像中央电报所说的，开始属于探路的性质，人数要尽量少，以后路子嶼通了，再逐渐增加。”章汉夫说，“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每艘船上都要有我们的人，随船护送。” 　　“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现在很活跃，港英当局对知名民主人士的监视也很紧。保证安全的关键首先是要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地上船。”潘汉年说。 　　下午3点，潘汉年来到了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的客厅。 　　“您请坐，我去请任公。”秘书张序说完进去了。 　　“汉年先生来啦！”李济深快步走出来坐下，“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看看您。”潘汉年由于张序在场，只好说。 　　“张秘书，我昨天写的信你去寄一下。”李济深会意地支走张序。 　　“是。”张序知趣地走了。 　　“你说吧。” 　　“焕章先生逝世的消息，您知道了吧？” 　　“听说了。”李济深黯然神伤。这件事真是出乎他的意料，前两天刚收到焕章的信和诗作，就听到了噩耗。真是悲欢相续，人生无常啊！ 　　潘汉年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张纸。 　　“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您的唁电。” 　　李济深接过电报读了起来。电文不长，但字字千钧，中共对民革的诚意跃然纸上。他反复读了几遍，不觉更加为焕章惋惜。 　　“谢谢润之兄和玉阶兄！请务必转告。” 　　“一定。焕章先生去了，您要更加保重。” 　　“谢谢，我会的。” 　　“这两天，有一只苏联货轮去北方，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派人护航。民盟打算去沈钧儒和章伯钧两个人，民革……”潘汉年不说了，征询地望着李济深。 　　“嗯……那……我们就去贤初和鸣谦吧。”李济深想了一下说。贤初是蔡廷锴的字，鸣谦是谭平山的字。 　　“好，这件事请绝对保密。上船的时间和方法由我们直接通知。” 　　维多利亚港码头上，停泊着许多轮船。其中有一艘是苏联货轮“宝德华号”。它运来的货早就卸了下去，要运走的货也已装好，货轮的吃水线压得深深的，看来货物装得不少，就等着起航了。保密局香港站的特务对这条船观察了很久，没看出任何破绽，于是就丢下它，去寻找新的目标了。 　　傍晚时分，一位富商带着一个苦力、两个老头上船了。 　　富商中等个头儿，身材敦实，不胖不瘦。五十多岁光景。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眼架金丝边眼镜，嘴叼古巴雪茄，手里拄着文明棍。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 　　苦力个子明显高于常人，麻秆身材，背都驼了，走起路来有点晃荡。看得出来，不年轻了。穿短袖上衣，敞着怀，腿上穿着灯笼裤，裤腰和裤脚都扎死了。 　　两个老头都是矮个儿，看样子起码七十来岁。一个瘦脸，一个圆脸，都有半尺多长的白胡子，都穿着灰蓝色的长袍。看不出他们是账房先生还是老爷子。 　　这样的人，在香港太多见了。因此也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很快地，货轮就离开了维多利亚港，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 　　看不到陆地了，四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富商是章伯钧，苦力是蔡廷锴，瘦脸老头是沈钧儒，圆脸老头是谭平山，都是中国政坛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章伯钧53岁，安徽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8年与邓演达、谭平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后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3年参加由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41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7年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 　　蔡廷锴56岁，广东罗定人，字贤初。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1932年1月28日，在日本海军侵略上海时率部抗战。当时，国民党将领都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连日本的法西斯盟友德国驻华武官都气不忿地说：“中国只有一个军人，这就是蔡廷锴！”1933年11月蔡廷锴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46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谭平山62岁，广东高明人，字鸣谦。中共早期党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共产党人代表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1945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从这些民主人士的履历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历史多有交叉，渊源极深。 　　他们正在说笑着，一个中国海员过来了，原来是护送他们北上的中共香港分局的章汉夫。他提醒他们还是要小心一些，不要大意，前面就要过台湾海峡了。 　　而此时，前方战事激烈万分。 　　1948年9月12日夜，西柏坡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内，电灯耀眼，烟雾腾腾。 　　毛泽东抽着烟站在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前沉思。周恩来拿着电报走过来。 　　“刚接到的电报：东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十一纵、冀察热辽的三个独立师、骑兵师今天从建昌营地区南下，开始进攻昌黎、北戴河。同时，东野的其他部队也在锦州一线秘密集结、展开，完成了战役前的准备。” 　　毛泽东的表情显得极为疏朗，边听边用手点着地图上的相应位置。 　　“不容易噢，林、罗终于下决心喽！” 　　作战参谋赶快在地图上标出新的态势。周恩来又读另一封电报。 　　“香港分局来电：民革的蔡廷锴、谭平山，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今天乘苏联货轮‘宝德华号’秘密离开香港北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安排了章汉夫同志一路陪同。” 　　“好哇，这四位都是民主党派中的大员哪！他们北上，和林、罗南下，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他们在哪里靠岸呢？” 　　“我让船在朝鲜东北部的罗津港靠岸，乘车到哈尔滨。这条路线比较安全。” 　　“好，他们到的时候，叫富春同志到朝鲜迎接一下，我们也发一封贺电。” 　　1948年9月16日午夜12时，济南战役打响了。解放军高喊着“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向济南发起了猛攻。王耀武吃不住劲了，却摸不清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封封“济南危急！”的急电，像雪片一样飞进蒋介石的总统府。 　　9月18日上午，愁眉苦脸、心乱如麻的蒋介石召见了他最忠诚的谋士陈布雷。 　　陈布雷58岁，身材瘦弱，面部白净无须，是典型的江南文人形象。浙江慈溪人，号畏垒，字彦及。1911年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浙江宁波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素有“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之称。 　　“介公，您找我？”一看蒋介石的脸色，陈布雷就知道总裁宣他的用意了。 　　“彦及，坐坐。满洲已让人心灰意冷，济南又打起来了，你说怎么办？” 　　“战局虽然不顺，但我军将士忠勇，会化险为夷的，我看总统不必多虑。” 　　“情报说共匪攻势凌厉，战术多变，我担心，王耀武……不是共军的对手。” 　　“不会的，王主席深知韬略，早有准备，共军……讨不到便宜的。” 　　就在陈布雷言不由衷地给蒋介石说着宽心话的时候，秘书拿着大红卷宗急匆匆地进来了，毕恭毕敬地呈送给蒋介石。陈布雷知道，那里面是特急绝密文件。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开一看。 　　“外围已被突破。共军已于今夜向市区发动攻击，望火速救援！” 　　蒋介石就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大声地吼叫着。 　　“要王耀武死守！要王耀武死守！” 　　望着失态的蒋介石，陈布雷知道大势去矣，再说什么骗人的话也没有用了。 　　过了一个多月，1948年11月12日，心灰意冷、疲惫不堪的陈布雷自杀了。 　　徐州“剿总”司令部内，副总司令杜聿明正在召开作战会议，墙上挂着山东军事地图。参加者有兵团司令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等。 　　“刚刚收到的总统手谕：‘鉴于匪共对济南攻势甚猛，着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火速由鲁西南北援，令黄百韬兵团迅速向徐州集结，沿津浦线做牵制攻击。’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杜聿明说着走到军事地图前，拿起教鞭按照蒋介石电报的要求比划着。 　　“邱兵团从这里北上，李兵团从这里北上，黄兵团在这里集结北上。” 　　“总座，这明明是共军围城打援的故伎，咱们可不要上当啊！”李弥说。 　　“根据飞机侦察和可靠的情报，津浦线上集结了大批的共军，正在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咱们这一去，正中共军的下怀。”邱清泉说。 　　“请总座明断。”黄百韬说。 　　“孙子兵法讲过，救援如同治重病，不能操之过急，过急就把人治死啦。要等敌人成了强弩之末，那时再行攻击，方能一举成功。所以，我们不可不动，也不可行动过快……”杜聿明看了一下大家，“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总座英明，实在是英明！”将领们一片喝彩声。 　　此时，在济南前线，解放军争取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华东野战军副司令谭震林指示共产党员李昌言，利用是吴化文妻子林世英表弟的身份，与黄志平、辛光携带秘密电台来到九十六军军部，他们都穿着国民党军服，以九十六军参谋的身份出现。 　　吴化文来到王耀武的司令部。 　　“司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老头子一个劲儿要我们死守，可是援兵连个影子都没有！我们战死了，对局势能有什么影响吗？” 　　“别谈这个，别谈这个，刚才有一架飞机降落，我们还来得及撤退！”王耀武怕吴化文动摇，竭力稳住他。 　　“得啦，别骗我啦！那架飞机是中国银行的，刚才我亲眼看到，上面挤得密不透风，人都扁得成了相片，能不能安全起飞还是问题。哪里有咱们的份儿？” 　　“怎么你的军队这么不禁打？”王耀武看到自己的安兵之计被吴化文戳了个底儿掉，连忙转移了话题。 　　“今日之计，死守是万万不行的，我的部队只剩下两万多人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打了。”吴化文解下皮带，连手枪带子弹放在王耀武面前，“我也不想打了。司令认为我有罪，枪毙我好了，我绝不还手！” 　　“别说了，你去吧！今日之事，我比谁都清楚。可是，你的家眷没往南京送，我一家老小可都去了南京。” 　　“弟兄们明白司令的苦衷，我是诚心诚意地奉劝司令，蒋总统的做法实在行不通，望司令三思而后行。” 　　9月19日下午，吴化文把高清辰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天晚上，召开团、处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吴化文小声地说，“开会时你守住会场，严密监视到会军官言行，如有当场反对的，或有抵抗行动的，不管是谁，就先开枪处决了他！” 　　当天晚上9点，在段店西营房九十六军司令部，吴化文召开了全军团、处以上军官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多人。 　　“在座诸位跟随我多年，大家互相信任，情同手足。当前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也不会有好的下场。在这生死关头，为了全军的安全，我决心退出内战，参加和平。我已经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好了，大家可以放心，有我吴某就有大家。但有一条，有谁坏我的好事，我吴某绝不客气！现在我郑重宣布，九十六军今晚起义。你们回去立即向部队传达，绝对不要同解放军发生误会，等待撤出阵地集结。” 　　吴化文讲话的时候，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李昌言、黄志平、辛光守卫在吴化文左右，高清辰守在会议室门口，双手握着两只打开保险的手枪，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在会场外，每个窗口都有高清辰安排的人，拿着子弹上膛的枪，注视着屋内。会场上，没有人持异议，都表示要追随军长起义。 　　当晚9点40分，整编八十四师一五五旅四六五团团长王玉臣，慌慌张张地跑到绥靖区司令部，说有极重要的事要当面报告给王耀武。王耀武当即接见了他，这时候，王玉臣还上气不接下气喘着粗气呢。 　　“王司令，不好啦，吴化文真没良心，带着部队叛变投共了！” 　　“什么，吴化文来这一套！”王耀武大吃一惊。 　　杜聿明20天前来济南视察，曾说吴化文靠不住，让他提防。5天前他乘飞机去南京见蒋介石，中途在徐州降了一下看望刘峙，刘峙认为吴化文跟共军打过多年仗，仇恨很深，不会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耀武本人是赞同刘峙的。 　　“八十四师正向飞机场以西集中，据说集中好了，要开黄河以北。归吴化文指挥的保安团队，他也想带走。我不同意他这种背叛的行为，绝不可能跟他走。我那个团现在在商埠通飞机场路旁的工事里，请准许我把这个团带进商埠或城里占领阵地，与共军作战。”王玉臣要求着，“我马上回去把部队带来吧。” 　　王耀武心想，吴化文的花招很多，这个王玉臣又是吴化文的老部下，也可能是吴化文派他来做内应的。如果让他把部队开进商埠或城内，到时候里应外合，济南一下就完了。所以，绝不能答应他的要求。 　　“你来告密，是非常忠实的表现。你回去带着这个团在原地固守，看情况再调进城来。”王耀武敷衍地说。 　　“请司令允许我把这个团带进来，否则我就不回去了。”王玉臣说。 　　“你个人可随司令部行动，你那个团可能潜伏有共产党，为了防止出问题，暂时不要把那个团带进来。” 　　听说王玉臣告密的消息，吴化文慌了，他首先将指挥部移到大金庄，立即组织起义，并要求解放军迅速向九十六军靠拢。他还命令将任家山口阵地移交给解放军，让高清辰到四六五团一个营传达起义命令，因为该营扼守着长清通往济南的公路，有与解放军发生误会的危险。高清辰和辛光一传达命令，营、连长都表示服从命令，立即把阵地上的警戒撤除，右臂缠上了白毛巾，让解放军通过阵地。 　　吴化文率九十六军3个旅约两万人起义，让出了济南西边的外围阵地。 　　王耀武觉得，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即使吴化文不起义，也守不住，与其等着当俘虏，不如先走为妙。当夜，他偕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想经洛口桥往北逃，但解放军已把济南城围得铁桶也似，只好又回到城内的绥靖司令部。 　　9月20日早晨8点，整编八十四师副师长杨团一跑来见王耀武。 　　“我不同意吴化文的叛乱行为，同时我的家眷也住在城里，我不愿跟他去，所以我就下决心跑回来了。吴化文的部队已经开到黄河北边去了。” 　　“你这样做是很对的。我给你一些钱，你暂时住在家里，等候委派工作。” 　　送走了杨团一，王耀武立刻把王玉臣和杨团一的情况分别用电报告诉了蒋介石和刘峙。蒋介石和刘峙很快就回了电报，对王玉臣和杨团一大加赞扬，说他们忠贞可嘉。 　　王玉臣的那个团成了没主儿的军队，就在原地傻呆着不动。9月20日上午，这个团所属旅的旅长杨友柏才把他们带走，因为白天有可能受到国民党飞机报复性的轰炸。王耀武打听到杨友柏的驻地，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和加力克香烟等物去见杨友柏，许愿让他当八十四师师长引诱他带部队回来。杨友柏给王耀武回了一封信：“你对我很好，谢谢！来日方长，后会有期。”黄昏以后，杨友柏带着这个团走了。 　　9月24日上午11点，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冲进了内城。 　　王耀武派一个营和特务团的一部，用准备出城的坑道向北突围，在解放军与突围部队作战时，王耀武在一个小村庄里化好了装，换上了对襟夹袄和黑色单裤，扛着被窝卷。四个卫士也都换上了便衣。临行前，同参谋长罗辛理握握手，长叹了一声。 　　“我走了，留在这里没有好处。对外面，就说我巡视阵地去了。我走后，你也该想办法了。如果你我都能回到南京，那就算是祖宗积德了。我一家老小全在南京，今天非走不可。” 　　王耀武令突围部队向后撤退，趁解放军追击后退部队的时候，逃出了重围。 　　1948年9月24日下午5时15分，济南被完全攻克，但是王耀武不知去向。 　　1948年9月28日上午，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的会议上，蒋介石声嘶力竭。 　　“前几天，山东首府济南失陷。察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出了吴化文这样的败类，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徒，使共匪有隙可乘。其次，我军的士气太低落了，十万虎狼之师竟不堪一击，就这样……”蒋介石说不下去了，“支援兵团动作太慢，也是原因。差堪告慰的是，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将军杀身成仁，以身殉国，光大了黄埔革命精神。我们要替王耀武烈士复仇，派劲旅收复济南！” 　　当晚，南京总统官邸。蒋介石按时打开了收音机，调到新华社广播的频道。 　　一阵音乐之后，女播音员说：“新华社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今天，我们请来了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 　　听到这个名字，蒋介石全身一震，满脸狐疑，不知共党又要捣什么鬼。王耀武已经死啦，难道共党还有办法让死人说话不成？八成是共党的心理战。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害怕真的是王耀武，他没有死，也被共党抓住了。毕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谁也没看见王耀武的尸体呀。这时蒋介石的心里，是宁愿王耀武死上一百回，也不愿意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提心吊胆、凝神静气地听着。 　　“蒋军官兵弟兄们，同仁们，我是王耀武……”王耀武操着山东腔说。蒋介石听得真真儿的。其实，这个“王耀武”一张嘴，蒋介石就知道必定是王耀武本人无疑了。就连他说话的那个尾音儿，那个喉咙里有些极轻微的刺啦刺啦的声音，都跟王耀武一样一样的。共党要是能把一个假“王耀武”伪装成这样，也就出了奇迹了。这时，蒋介石是既想咔吧一声关了收音机，耳不听心不烦，又像中了魔一样，他的手根本就没劲儿伸出去。他是既极不想听王耀武说些什么，又非常想听王耀武说些什么，万一他的话里要有什么弦外之音，提供一点跟共党心战的武器呢…… 　　“自从被俘之后，我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王耀武也说“解放军”了，改得倒快！王耀武絮絮叨叨地说起受到优待的情景，蒋介石锻炼着自己的耐性。“……现在，在内战战场上，解放军节节胜利，国军每况愈下。国民党军人应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该效忠个人，要放下武器，及早起义！” 　　开始，蒋介石还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主啊！”竭力保持着身心的平静，听到这里，就觉得从心底升起一把大火，迅速地冲上他的脑顶门，燃烧了他的全身，又像是几万只蚂蚁爬上他的全身，爬到他的心里，放肆地吞食着他的躯体，他实在忍无可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举起收音机，好像那是王耀武的脑袋，啪地摔在地上，砸得粉碎…… 　　1948年9月29日夜，在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里，搪瓷灯罩的四周用报纸围成了一个圈，使灯光不能直射的地方是暗的，而能照射的地方异常明亮。一看就是为了不影响别人睡眠的做法。毛泽东在办公桌前左手持着一支烟，右手持着毛笔，写着什么。周恩来进来了。 　　“主席，写什么呢？” 　　“啊，恩来，给新华社修改庆祝济南解放的社论。坐。” 　　“粟裕他们打得真好！”周恩来说，“实现了军委设想的三种可能中最好的一种——攻下了济南，援兵还没到。而且只用了8天，比最乐观的估计——20天还少用了12天。” 　　“是啊，这证明了蒋介石的大城市也不是无法攻克的。过去，我们长于运动战，现在，我军的攻坚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美联社评论这件事说：‘从今以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哪个城市，就攻哪个城市，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朝日新闻》说：‘中国内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说得好！‘旁观者清’啊。” 　　“刚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华野的，他们要在曲阜召开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问淮海战役开始的时间；同时请示对吴化文部的态度问题。一封是东野的作战计划，他们打算先打锦州后打锦西。”周恩来说着递上了电报。 　　毛泽东看了一会儿电报。 　　“我看华野不妨慢一些，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把淮海战役开始的时间推到10月15日；东野的动作却太慢了，过去了21天，他们还迟迟没有攻义县。” 　　“是啊，是太慢了。也许是他们思想上还有顾虑……”周恩来说。 　　“至于对吴化文部嘛，我主张与我军一视同仁。采取对待老解放军一样的态度，政治待遇及物质待遇，也和老解放军一样，不高也不低。该部休整一时期后，和解放军一道参加作战，不会故意要他去打硬仗，也不能完全不打仗。总之，要劝吴化文及其将领们采取虚心态度，逐渐去掉旧军队骄傲自大的习气。” 　　“我同意。”周恩来说。 　　“沈钧儒、蔡廷锴他们到没到啊？” 　　“快了，就这两天吧。” 　　“到了马上告诉我。”毛泽东说。 　　周恩来走了，毛泽东继续修改新华社的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 　　他在原文里加上了这样的话：“济南这个敌人在山东最强大据点的攻克，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然后，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三封电报，第一封是致粟裕并告饶漱石电，第二封是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电，第三封是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在致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里，毛泽东批评说：“我军从9日出动至今已21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在毛泽东起草的电文里，这样直率的批评并不多见。 　　毛泽东检查了几遍电文，装进信封，在信皮写上“急电”，然后摇了一下那部坏电话，阎长林很快就进来了。 　　“小阎，把这四份文件马上发走。” 　　“是。”阎长林接过信封刚要走，又停住了，“主席，凌晨4点了，您该休息了。” 　　“哦，知道了，办完了事就休息。” 　　阎长林走了。毛泽东觉得眼皮是有点发沉，喝了两口浓茶，从兜里掏出李银桥给的那把牛角梳，使劲在头皮上刮了刮，觉得清醒多了。他点燃了半截烟，站起来，在屋里轻轻踱着步，走到中国地图前，看着中苏交界的位置，想到几次打电报提出访苏，也反复跟阿洛夫谈访苏的目的，可是斯大林不是婉拒，就是拖延，至今还没有回音。中国的形势发展很快，东北打响以后，淮海也要开始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也快到眼前了，需要向苏联请教和与苏联沟通的事情很多，如果等到11月就太晚了，还是应当按照原定的时间去苏联呀…… 　　这么想着，毛泽东坐回到办公桌前，在炮弹皮做的烟灰缸里捻灭了纸烟，拔掉毛笔上的铜帽，在铜砚台盒里掭掭笔锋，在信纸上写起了致莫斯科的电报。 　　顾祝同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说“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蒋介石一听，气不打一处来，看来非得自己御驾亲征不可了。而且他觉得，要解锦州之围，必须要南北对进，因此，他决定先到北平。 　　“宝德华号”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向北航行到东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就向东航行，穿过济州海峡、朝鲜海峡，进入日本海。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北上，在1948年10月2日这一天，到达了朝鲜东北角的罗津港，在海上一共航行了20天。 　　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谭平山一上岸，就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的热烈欢迎，同时欢迎他们的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外事官员和华侨代表。大家即使是初次相见，也分外亲热。几位民主人士不禁感慨系之，中共的面子真大，使得苏联肯借船，朝鲜肯提供方便…… 　　李富春为他们设了丰盛的便宴接风洗尘，小酌了几杯。同时为他们准备了温暖、高档的服装和皮鞋，虽然是10月初，但由于罗津港纬度高，气温已经转凉，特别是早晚明显。稍事休息后，他们就坐着吉普车朝着西北方向的哈尔滨进发了。 　　这时，寒霜初至，正是“五花山”的季节。沿途山势起伏，树木茂密，经过霜打的叶子，呈现出紫色、深红、浅红、橘黄、柠檬黄、深绿等等缤纷的色彩，真是“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了，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感觉。朝鲜境内一派祥和气氛，进入北满之后，人民群众生产、支前、扭秧歌，解放军练兵、行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四位民主人士感到，进入了一个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新世界。 　　1948年10月5日中午，蒋介石一身戎装，披着黑色披风，戴着白手套，手拿文明棍，在天津塘沽码头，由海军司令桂永清陪同登上了巡洋舰“重庆号”。 　　10月6日上午，“重庆号”到达了渤海湾里离锦西很近的葫芦岛，蒋介石一行上了岛，乘车来到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司令部。 　　司令部会议室会议桌旁坐满了国民党当地驻军的团以上军官。会议桌顶头的墙壁上挂着锦州地区的军事地图，两边挂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对联，蒋介石看了看对联，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坐在首席的椅子上。 　　“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蒋介石指着侯镜如，“这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我这次带他来，要他在葫芦岛负责指挥，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这次集中美械装备的优势部队，兼有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是一定可以击灭共军的。在侯司令官回去带队未来到之前，你们暂归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 　　蒋介石站了起来，走到前面挂着的军事地图前，拿起教鞭比划着。 　　“此次敌人攻打锦州，最多有七个纵队，等于七个师的兵力。我们沈阳出五个军，华北出两个军，烟台出一个军，原驻葫芦岛一个军，共有九个军的兵力，足够援锦之用，如果不够，还可抽兵来。敌人守卫塔山有两个纵队和一个独立师，相当于三个师。而我们准备调集十一个师，以三倍于敌的兵力志在必得。粮食和弹药不成问题，通过海运、空运补给。这一仗必须打好，打败了什么都没有了，连历史也要翻转过来，你们以前光荣的历史将化为乌有，个人的前途也只有毁灭。” 　　蒋介石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放下教鞭，掏出手绢频频擦拭眼睛，坐回到座位上。他转向了桂永清。 　　“桂司令，你要指挥海军用24生的大炮击毁塔山共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1生是1厘米，24生的大炮就是直径有24厘米的大炮。 　　“是，委座。” 　　开完会全体合影，然后，蒋介石与每个与会的军官合了影。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纹丝不动，站在他后面的人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着，这样忙活了好一气。 　　蒋介石在军部接通了与范汉杰的电话。 　　“汉杰兄，我是中正啊。” 　　“委座，您在哪儿呢？” 　　“我来到了葫芦岛。离你很近。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各处正在激战。”因为电话保密性差，范汉杰只能笼统地说。 　　“你一定要死守。我正在组织救援。” 　　“要快呀。” 　　“放心吧，汉杰兄，我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是党国精英，你现在是一身系党国之安危呀！……”蒋介石对范汉杰大大慰勉了一番。 　　蒋介石走了，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对十七兵团副司令兼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说：“总统亲来葫芦岛，比增加十万大军还强！” 　　离开了葫芦岛，在返回塘沽的路上，蒋介石戴着雪白的手套在“重庆号”上到处乱摸，摸到了一手黑。吃饭时对着海军司令桂永清破口大骂。 　　“娘希匹！没想到海军腐化堕落成这个样子！该死！要亡国！” 　　桂永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如坐针毡。蒋介石越骂越来气，一直骂到吃完饭。此后，高级将领们都害怕陪蒋介石吃饭了。 　　当天傍晚，蒋介石回到北平，见到了前来迎接的傅作义。 　　“宜生兄，8号我要去一趟上海。援锦的事情你就多负责一些。”蒋介石说。 　　“您是不是要到上海去发表双十节讲话呀？现在战事吃紧，还是别去了。” 　　“不，不，不，我务必要去一下。有要事。” 　　塔山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山、白台山。从锦西到塔山之间的地形是东西两头高，中间低洼平坦，有一条十多公里的狭长起伏地带。 　　塔山堡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位于锦州和锦西之间，两锦公路穿村而过，北宁铁路在村东一公里处与公路平行。是锦西、葫芦岛蒋军去锦州的唯一通道。 　　解放军的防线是以塔山堡为中心，东至大海，西至白台山、北山，正面有12.5公里。此地北距锦州外围不足二十公里，南距锦西蒋军的前沿阵地只有一二公里。担任阻击任务的解放军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热河的两个独立师。 　　由于塔山没有险要地势做依托，易攻难守；塔山的高度远远低于南面的大东山、小东山、影壁山，解放军的防御阵地处于这几座山上的蒋军炮兵俯瞰之下；而且解放军刚占领塔山，来不及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这几点都使得防守塔山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林彪在下达命令时对四纵的领导说：“攻锦州没问题，关键是你们四纵能不能守住塔山！” 　　很显然，打锦州是一场虎口拔牙的战斗，而阻援部队要做的就是撑住老虎的嘴。 　　没进攻之前，在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从官到兵都觉得塔山是个软柿子，攻下塔山解锦州之围轻而易举，谁先进攻谁捡了便宜，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10月10日凌晨，没等烟台的国民党三十九军到达，阙汉骞就迫不及待地指挥新六军、五十四军、六十二军的各一个师向塔山发起进攻，想抢一个头功。 　　大东山、小东山、影壁山的上百门美制大炮和“重庆号”上的大炮一起向塔山发射了半个小时。炮弹密如蝗群，落弹五千余发，塔山解放军的阵地陷入了一片火海。工事全被摧毁，铁轨、枕木满天飞，平地炸成了几尺暄土。不少解放军指战员被炸伤、震昏或耳鼻出血。 　　在国民党军队一方看来，好像对方的阵地上根本就没有人。可是，当他们接近障碍物地带的时候，解放军的轻重火力就猛烈射击起来，构成了几乎没有死角的火网，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障碍物多得使步兵根本就不能接近，炮兵又破坏不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塔山成了无懈可击的铜墙铁壁。他们在关内跟共军打仗从未遇到这种情况。这时他们才知道，要啃的是一块硬得不能再硬的骨头了。 　　然而，蒋介石下的是死命令，国民党军队也知道这是性命攸关的时刻，所以并不知难而退，而是开始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炮轰一阵，冲锋一阵；再炮轰一阵，再冲锋一阵，周而复始，无止无休。冲锋时他们组织了密集的队形，由连、营、团长带队，督战队断后，不讲究战术技巧。就像是一群疯子，任凭解放军怎样射击，都还是不管不顾地哇哇叫着往上冲。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踏尸而过。一梯队垮了，二梯队上；二梯队垮了，三梯队上……打也打不光，堵也堵不住，终于与解放军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摔跤，滚打，拼上老命地干……解放军的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反复拉锯，阵地屡次易手，战斗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 　　一天下来，国民党军队在塔山阵地上扔下了上千具尸体，也没能向锦州方向前进一步。 　　1948年10月16日上午10点，蒋介石带着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总统府参军罗泽?，坐着一架大型客机，在三架战斗机的护卫下，从沈阳飞到锦西。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总统特派华北督查组组长罗奇把蒋介石一行接到葫芦岛五十四军军部，屋子里坐满了高级将领。罗奇首先汇报了这几天的战况。 　　“六天六夜了，怎么就不能前进一步？难道国军都是吃素的吗？”蒋介石问。 　　“塔山的碉堡工事非常坚固，铁丝网、鹿砦又多又纵深，”罗奇用手比划着，“迟滞了我军的行动。共军的火力很猛，几日来集中力量攻不下，将士们死伤很多。” 　　蒋介石本来一下飞机就黑着个脸，一听这些简直就是怒形于色了。 　　但不久，下属电告之锦州已经无可置疑地被共军攻占了。 　　心烦意乱的蒋介石连阙汉骞准备好的午餐也顾不上吃，就坐着飞机离开了葫芦岛。他让座机在塔山阵地上空盘旋了两圈，他想亲眼看一看，塔山到底有什么坚不可摧的工事，守卫塔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 　　1948年10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次长刘斐、肖毅肃，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等举行会议，研究中原作战计划，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的部队，好集中兵力保卫南京。这个方案正是6月初白崇禧提出而被蒋介石否定的。10月23日，郭汝瑰拿着这个方案飞往北平报请蒋介石批准。临行前，顾祝同再三让郭汝瑰转告蒋介石：“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可是蒋介石听后却大度地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啦。”10月24日，何应钦用电报将此项决定告知白崇禧，并下达了作战指示。 　　1948年10月22日夜，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寒风袭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地拜访了南京傅厚岗68号李宗仁官邸。他们之间的秘密会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面对副总统李宗仁，司徒雷登没有更多客套，就将来意和盘托出了。 　　司徒雷登的意思是蒋介石已一败涂地，民望所失。 　　“美国政府将劝告蒋先生离职。希望那时李宗仁能接下总统之职统领新政府，在军事上将中共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实现‘划江而治’。” 　　李宗仁也认为只有他能做到与中共达成“划江而治”的目的。 　　第二天，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 　　但是，马歇尔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提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地位。”也许是因为这位国务卿与蒋介石关系不错，不忍这样绝情，但更可能的是他担心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的局面担负责任”，而且于事无补。 　　1948年10月30日上午9点，蒋介石派一架飞机降落在锦西机场，给杜聿明带来一封亲笔信：“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 　　杜聿明当即乘这架飞机飞往沈阳，还未到沈阳，就接到了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电话：“光亭兄，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 　　过了一会儿，王叔铭又来了电话：“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 　　杜聿明心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紧急撤退，一旦被共军攻击，想撤也撤不了。于是，他决定先去北平向蒋介石请示，然后再回葫芦岛。 　　中午12点，杜聿明乘坐的飞机到达了北平西苑机场。下了飞机，杜聿明看见蒋介石披着黑斗篷，满脸通红，正准备登上专机，忙上前向蒋介石敬礼。 　　蒋介石从杜聿明、王叔铭口中得知沈阳失守的消息，满脸通红，内心的滋味无以表达。杜聿明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经没有希望了，请校长早定大计，营口、葫芦岛的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最重要的是徐州……” 　　蒋介石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 　　“撤营口的船一直未到。” 　　“我催桂永清马上去。” 　　蒋介石准备乘专机离去时，王叔铭忍不住问，“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 　　“叫他到葫芦岛指挥。”蒋介石说着登上了舷梯。 　　下午2点，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召集翁文p]、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合众社报道说，蒋介石一反平时的乐观口吻，“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认为目前军事情势为抗战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蒋介石让何应钦马上打长途电话叫白崇禧立刻来南京参加会议，洽商中原统一指挥问题。 　　下午5点，刚刚飞到南京的白崇禧参加了国防部召开的讨论中原作战的会议。“时来天地皆同力”，这时的白崇禧真是意气风发，老蒋当初死活不肯答应的事，才几个月光景就乖乖地送上门来了。“形势逼人强”啊！如果不是中共把老蒋打得寒了心，能有这样的好事嘛。现在，要看他白健生答应不答应了。在10月30日下午的会上，白崇禧答应统一指挥中原部队，并提出了部队部署的拟议。可是睡了一夜之后，在10月31日上午10点继续开会时，白崇禧却说什么也不肯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了。 　　原来，按照白崇禧“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应当把兵力部署在淮南，采取攻势防御。可是现在，徐州“剿总”的几个兵团却以徐州为中心，一字长蛇阵地摆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已来不及了。他怀疑这是蒋介石设的圈套。再者，南京、上海一带和谈声浪渐起，他觉得还是在汉口静观动向为好。 　　10月30日下午3点，在沈阳城内的民航飞机场上，围城解放军的枪炮声清晰可闻，这里只停着最后一架飞机了，拥挤在机场上拎着箱子的高级官员们却有好几百。过去，蒋介石一直说东北的军官要与东北共存亡，大家看到总司令卫立煌都没有走，所以，自己只好死心塌地等着当俘虏。现在听说有飞机来接卫立煌，当然也就争着要跟卫立煌一起走了。飞机装不下这么多人，而没上飞机的人又不会善罢甘休，不要说飞机起飞不了，而且眼看一场骚乱就要发生。 　　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灵机一动，从衣兜里掏出个小本，当众高声宣布。 　　“马上有四架飞机来到，你们不要着慌！现在我宣布名单，”赵家骧念了一大串名字，“乘第一架，”又念了一大串名字，“乘第二架，……乘第三架，……乘第四架。等一会儿都按排定的顺序乘飞机，我担保都能走得了，不要乱抢！” 　　这一招果然管用，就像最灵验的灭火剂喷到了熊熊燃烧的木柴上，一场骚乱被制止了。大多数人已经少安毋躁，既然都有飞机坐，还闹什么？但仍然有少部分人坚持就要乘这一架走，自称自己为党国立过多少功劳，或者炫耀自己与总统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能早离开这个危险之地一会儿是一会儿。他们推来搡去，有些人连箱子细软都被挤掉了。 　　卫立煌在卫士们的护卫下登上了飞机，他看了一下机舱里，马上命令卫士。 　　“不许关机舱门！你们把汪副秘书长给我找来，不然，我死也不走！” 　　汪副秘书长就是汪德昭，是卫立煌的亲戚，在法国的中国科学家，通过法共为卫立煌与中共接上了关系，卫立煌把他从法国召回来当东北“剿总”副秘书长。 　　几个年轻力壮的卫士在人堆儿里找到了汪德昭，把他拥上了飞机，这才关上舱门。这时，还有一些国民党军官坐在飞机的翅膀上，或者死抱着飞机轮子的架子，以为这样就能被飞机带走呢。 　　近黄昏时分，载着卫立煌的飞机在锦西机场降落，受到了杜聿明和侯镜如的迎接。 　　“差一点见不到面！”握着杜聿明的手，卫立煌慨叹着。 　　幻剑书盟http://html.hjsm.tom.com欢迎各位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热门的连载小说尽在幻剑书盟！ 　　本书∷来自∷幻y45剑y82书s64盟阅读无限b49赢在幻剑！ 　　第五章拥护共产党已成大势所趋 　　我们都是中国人，就要多为中国着想。不能老由外国人摆布，让外国人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一百多年来，这样的教训太多啦…… 　　1948年10月30日深夜12点，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里，气氛冷清，灯光昏暗。傅作义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仍然没有要休息的意思。 　　“你倒好一杯茶，”他对贴身勤务兵说，“去叫王克俊来，就没事了，不必在屋里候命。” 　　王克俊是华北“剿总”的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看到傅作义这么晚叫他，就知道一定有重要的事，很快就来了。 　　“总座，什么事？” 　　“你坐，咱们谈谈。”傅作义指了一下沙发说。 　　“谈什么？” 　　“你说要谈什么呢？”傅作义盯着王克俊的眼睛反问。 　　王克俊听傅作义的口气，想了想。 　　“是不是要谈自张家口以来，咱们屡次谈到却没有谈透的那件事？” 　　“对。现在左右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都可以直说。”傅作义说，“最近，好多事都让我想……一向很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很多有才干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郑庭锋军长刚要去打石家庄，听到共产党广播了他被俘兄弟郑庭笈的讲话就回家养病去了。蒋介石正给咱们召开军事会议，说有‘要事’就急急忙忙撇下咱们飞到上海去了。我还奇怪什么‘要事’比打仗还重要，原来是小蒋在上海‘打虎’要办孔令侃，得罪了孔家，宋美龄跟他闹起来了。唉……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 　　“是啊，咱们当兵的出生入死，死并不怕，但得死得明白啊！”王克俊说。 　　“现在打内战，跟打鬼子的劲头儿不同，”傅作义又苦恼地说，“那时是为国家，老百姓拥护咱们，流血牺牲心里也痛快呀！现在，老百姓都向着共产党，把咱们当成了替有钱人看家护院的保镖。这回东北的战事还看不出来嘛，再往下打就是完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缩编咱们，因为咱不是嫡系；现在又慷慨地让咱们扩编，还不是为了让咱替他打内战。而且，老在咱们这儿安插军统、中统的特务，要咱们把干部家属都弄到福建去，这不是把家属当做人质，信不过咱吗？” 　　“老蒋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的手腕，那是有名的。”王克俊说。 　　“蒋介石的为人也让人寒心啊，”傅作义叹息着摇摇头，“张汉卿是他把兄弟，搞西安事变也不是为了自己，还把他送回了南京，按说够义气，可是，他到现在还关着人家。卫俊如是东北剿总司令，却什么事都做不了主，蒋介石绕过他事事直接指挥，弄到今天的局面。依我看，到最后，这丢失东北的责任免不了还得落到卫俊如的头上。唉……看来，咱们不能为他火中取栗了，得走自己的路。” 　　“总座，您就拿主意吧。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您！”王克俊说。 　　“放心吧，我不会把弟兄们往瞎道儿上领。克俊，依你看，咱们的前途何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有前途？蒋介石和毛泽东，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独立、统一、复兴的人？” 　　“依我看，国民党必败。现在，拥护共产党已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了。” 　　“对嘛，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啊！咱们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走人民的道路。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傅作义竖起了三个指头，“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的转弯儿，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第二，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第三，共产党也可以按战争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我王克俊有一颗头，一定不畏艰难险阻地帮助您完成这件事。” 　　“刘厚同从天津来了，明天你去同他深谈。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还是其他反对这事的人，都不会愿舍其命为蒋介石效劳的。我会相机行事的，请总座放心。” 　　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的客厅里，李济深正在接待刚从美国回来的老朋友蔡增基。蔡增基当过国民党政府的招商局局长。秘书张序坐在旁边。 　　蔡增基58岁，广东香山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管理局局长、铁道部管理司司长、杭州市市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招商局总经理等职。这几年一直住在美国。 　　“任公气色真好，像是五十岁的人。”蔡增基恭维说。 　　“不行，不行，老喽，已经六十有三啦。”李济深高兴地连连摆手，先后用右手做出“六”和“三”的手势。 　　“不像，不像。头发还没怎么白呢。”蔡增基端详了一番说。 　　“就像老蒋的军队，中看不中用。外强中干哪！” 　　“据我看，任公是深藏不露，就像卧龙岗上的诸葛亮。当今的中国，能够收拾局面的……依我看，怕也只有任公了。” 　　“增基兄谬奖了，我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如何能够担此重任呢。” 　　“任公过谦了，连美国……都看好任公啊！”蔡增基声音都小了，表情有些神秘。 　　“呃……”李济深听出蔡增基话中有话，把脸凑了过去。 　　“咳咳咳……”蔡增基清了清嗓子，用眼睛的余光似不经意地扫了一下张序。 　　李济深会意了。 　　“张秘书，你去忙吧。增基兄不是外人，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 　　“是，任公。”张序顺从地站了起来，好像不是特别情愿地走了出去。 　　“好啦，说吧。” 　　“我这次回香港，可是替老美传话儿来的。美国政府让我正式转告任公，只要任公出来组阁，取代蒋介石政府，他们倾全力支持。” 　　“美国这样做，也不能没有好处哇。他们开出了……什么条件呢？” 　　“任公真不愧是斫轮老手，”蔡增基跷起了大拇哥，“提的问题都在点儿上。” 　　“是嘛，按中国的说法是‘无利不起早’，按西方的说法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然，人家凭什么支持你啊？” 　　“任公真是明白人！”蔡增基点头，“美国不是一直支持老蒋嘛，现在，他们也承认这是个错误。他们害怕中共占领整个中国，如果那样，中国不就成了苏俄的势力范围了嘛。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趁着现在还不太晚，他们也没提出过高的要求，只要求任公的政府控制长江以南，与中共‘划江而治’。” 　　“诸葛亮在卧龙岗提出的，也不过是鼎足三分，三分天下有其一。老美开的价是要求二分天下有其一，增基兄怎么还说……不高呢。”李济深揶揄地说。 　　“嘿嘿嘿，”蔡增基尴尬地强笑着，“任公真会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李济深正色地说，“你想，老蒋几百万精锐的美械军队，在中共的军队面前，都像豆腐渣一样抗不住打，中共如何答应只要半壁江山呢？” 　　“呃……”蔡增基哑口无言了，他觉得李济深说得确实不错。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增基兄看过吧。‘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多么大的气魄！我看毛泽东心高气傲，不是甘居人下之人。他们得了天下，依我看，未必就乐意做苏俄的附庸啊。再说，‘联俄、联共’，也是中山先生的遗嘱，增基兄不会忘记吧。” 　　“是是是……”蔡增基点着头，他知道此行遇到了硬钉子，是徒劳无功了。 　　“增基兄久居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抗战时，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给小日本扔了原子弹，给一般中国人建立了好的形象。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美国兵在北平的大街上强奸北大女学生，回国后被‘无罪释放’……已经把它在抗战时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的正义形象破坏光了。现在的中国，不要说读书人啦，就是在政界、商界，美国的名声也臭得很哪！反蒋反美已经成了主流。” 　　蔡增基沉默地听着。 　　“只要是咱们中国人，谁得了天下，中国都应该统一啊。‘划江而治’那是分裂国家，谁这么干，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我李任潮虽然不才，但也还想在历史上留个清名啊！”李济深语重心长。 　　“任公，我之所以答应替美国人出面，也是……为你着想啊。”蔡增基自我辩解地说。 　　“你替我着想，我谢谢你。我们都是中国人，就要多为中国着想。不能老由外国人摆布，让外国人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一百多年来，这样的教训太多啦。”李济深感慨地说。 　　“是是是……”蔡增基点着头，用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儿。 　　“作为朋友，我欢迎你常来坐坐。但要再谈这类事，也就不必屈尊枉驾了。” 　　“是，任公，那……我就告辞了。” 　　“好，恕不远送。”李济深扭头向门口喊着，“张秘书！” 　　“在！”张序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声似的应声而出。 　　“送客！” 　　蒋介石得知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非常失望。在此之前，他一直把宝押在杜威身上，希望杜威上台后能支持他全力剿共。美国大选时，蒋介石甚至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给杜威送去了他的一封信……陈立夫回到上海，向《新闻天地》发表谈话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只好硬着头皮给杜鲁门写信：“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杜鲁门三天后的回信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要求。 　　1948年11月10日下午3时，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的客厅里，来了不少报业记者，其中有一些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人。客厅里坐得满满当当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这是李济深在接受新闻界的采访。张序担任同声翻译。 　　显然，这些记者关心的共同话题都是当前急剧变化的中国军事形势。 　　“我是美联社记者。最近，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的军事局势发展迅速。在所有的战场上，几乎都是共军大胜，国军大败。蒋先生刚丢了东北，在徐蚌战场上又受到攻击。李将军作为国军的高级将领，请问，您对这种局势作何感想？”一个棕色头发的小伙子，操着略嫌生硬的中国话问。 　　“我早就预言，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必然崩溃，因为他的军事、经济政策失尽了人心。不过，惨败得如此迅速，也实在是出人意料，足见独裁者的无能啊！” 　　李济深的话活跃了屋子里的气氛。 　　“如果美国大幅度增加军援，能否提高国军的作战能力？”美联社记者又问。 　　“不能。刚刚故去的冯玉祥将军说得好，美国援助蒋介石，好比是给一个快要死了的人输血。无论美国如何援助，都断然改变不了蒋介石政权崩溃的命运！” 　　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姐站了起来，优雅动听地说着。李济深虽然听不懂，但知道那是法文。张序也茫然地东张西望，李济深想起他不懂法文。一位穿旗袍的中国小姐站了起来，担任临时翻译，化解了这个窘境。 　　“她是法新社记者。她说，最近有传言说蒋介石将谋求划江而治，这样，中国就会再一次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她问李将军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谢谢你。我认为，南北朝的局面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断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个政权。请把我的话再翻译给她，谢谢！” 　　“我是《申报》记者，”一位三十多岁的戴白边眼镜的矮个中国男子站了起来，“中共势力日益强大，可以为所欲为，请问李将军，他们还会组织联合政府吗？” 　　“中共的毛泽东先生在1945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论联合政府》。在今年‘五一’，中共发布口号重申了联合政府的主张，我深信中共不会变更他们的主张。” 　　一位黄头发黄眼睛，身体微胖的外国中年男子站了起来。说着抑扬顿挫的异常清晰的英语，清晰得好像人人都可以懂得。张序正好显示出他的翻译才能。 　　“我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我想问李将军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由中共控制，这是否意味着苏联的势力控制了中国？” 　　“我不这样认为。我相信，中国将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几天之后，蒋介石在南京的总统官邸召见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上一次，李济深会见蔡增基的情报，很好，呃……很及时。” 　　毛人凤微微点了一下头。 　　“蔡增基居然给美国人拉纤……没有想到……” 　　蒋介石低着头，半像是说给毛人凤，半像是在自说自话。 　　毛人凤想了一下，没敢接下茬儿。 　　“算李任潮聪明，没接这个茬儿……”蒋介石赞许地点着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毛人凤因为低着头，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总统是在说自己。 　　“李任潮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就太放肆啦。” 　　“是。” 　　“太不像话啦！忘记了自己的光荣历史，明目张胆地为共党张目！家无内鬼，不招外祟。我们之所以失败，不是败在共党太有办法，而是党内老有这些吃里爬外的败类。” 　　“是是。” 　　“你有没有人，去提醒一下李任潮？” 　　“嗯……有。”毛人凤略一沉吟，眼珠儿转了一下，想到一个人。 　　“想办法敲敲他，让他清醒清醒，不要净做美梦。要晓得，自己的屁股底下……也不干净！” 　　“是是是。” 　　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李济深正在接待来访的卢广声。卢广声是民社党革新派的成员。 　　1946年11月，张君劢等决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后，该党分裂，以伍宪子为代表的海外民主宪政党，以沙彦楷、汪世铭为代表的民社党内的进步人士，以孙宝刚为代表的民社党另一部分党员，陆续脱离张君劢，于1947年8月15日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民社党革新派，该派主张中间路线，曾揭露张君劢及其亲信投靠国民党的丑行。 　　卢广声60岁了，精瘦，脸上没有血色儿，两只眼睛里闪烁着叵测的光。 　　“任公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在外界反响很大呀。” 　　“哦，快说说看，都有什么反应？” 　　“任公此心可昭日月，掷地作金石之声，天下莫不景从啊！” 　　“哎——，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心里话，何劳谬奖。” 　　“任公何时北上？” 　　“总得等一个适当的时机，香港这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冯玉祥若不听从中共召唤，现在，还在美国颐养天年哪！” 　　李济深动感情地用手拍着冯玉祥的来信。 　　“我与焕章兄有约，现在他惨遭不测，我就更不能苟安了！” 　　“任公一心为国奔走，令人敬佩。不过……” 　　卢广声欲言又止。李济深听出他话中有话。 　　“怎么？” 　　“呃……我不敢说……” 　　“请广声兄直言，但说无妨。” 　　“嗯……好吧，为人谋当尽忠啊。就怕中共……不像任公这样心无芥蒂呀。” 　　“毛泽东亲自给我写信，盛情相邀啊！”李济深摊开两手，眼睛睁得大大的。 　　“那……还不是有求于任公。在今天的中国，像任公这样有资望、有人脉的人物，有几个？大名鼎鼎的黄埔系，老蒋还得跟你平分秋色。依我看，你就像楚汉之际的韩信，附刘则汉胜，附项则楚胜，正奇货可居，大有作为啊！万不可到了狗烹弓藏之际，再追悔莫及。” 　　“共产党……怕还不至于吧？”李济深站了起来，在屋里转着圈子。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公宦海多年，政治上的事情，应当比我清楚。” 　　李济深皱着眉头，踱着步子。 　　张序进屋给他们的茶杯里续水，观察了一下李济深的神色，又退了出去。 　　“你在福建事变之前，本来跟共产党谈好了要联手反蒋。到头来怎么样，他们还不是食言而肥、袖手旁观？” 　　“唉……那都是过去的事啦！抗战以来，我跟中共处得不错……” 　　李济深说着坐回到沙发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那是任公这么看。1927年4月12号，老蒋在上海开杀戒，4月15号，任公在广州祭刀。搜捕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杀了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著名的共产党。1931年，你又杀了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这些人家能忘吗？” 　　卢广声说着拿出两张发黄的《广州民国日报》摇晃着。 　　“白纸黑字，斧头都砍不掉哇。” 　　李济深拿过来看了一下，一张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广州继上海清党，李任公不让蒋公》，登着屠杀共产党人的照片；另一张显要位置刊登着《共匪魁首蔡和森引渡至穗，党国要人李济深下令处决》的标题和新闻，登着蔡和森的照片…… 　　李济深像被一把利刃猛地划开了已经结了痂的心头旧伤，放下报纸，蓦地站了起来，将茶杯弄倒了，水流了一地……张序闻声进来，连忙收拾狼藉的茶几。 　　“北上好不好？好！但是，别人去得，任公却去不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现在是中共的妇女领袖，她丈夫李富春是中共在东北的首脑人物。我奉劝任公不要自投罗网。再说，看看世界上这些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哪一个不是极权政府啊？” 　　李济深也不知道卢广声是什么时候走的。他沉默不语，推开临海的窗户，长久地眺望着维多利亚海湾。乌黑的海水徒劳地拍打着海岸，几只低飞的海鸥??地鸣叫着，那声音听起来有些凄惨。又下雨了，一阵寒风袭来，李济深不由得从心里打了一个寒噤…… 　　西柏坡的办公室里，毛泽东抽着烟，站在中国地图前，看看已经解放的东北全境，又看看正在鏖战之中的淮海地区，再看看将要突起风云的平津地区，想到自己9月28日发出要求访问苏联的电报，已经近两个月了，苏联还没有回复。而现在大战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自己也实在是走不开，还是主动发个电报推迟一下吧，不然，万一人家这时来个邀请，自己又去不了就不好了。毛泽东叫卫士找来了阿洛夫和师哲。告之自己将访问苏联的时间推迟到12月份，请阿洛夫发封电报说明一下。 　　1948年11月24日，宋美龄打电报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了她要立即访问美国的愿望。马歇尔很快就回电了，要求宋美龄以私人名义访美，同时答应派一架美国海军专机供她乘坐。堂堂的中国第一夫人只能以私人名义访美，这要求本身就有一些轻慢的性质，但既然是上门去求人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1948年11月28日，宋美龄肩负着蒋介石交给她的重要使命，乘美国海军专机离开南京飞往美国。12月3日，宋美龄会晤了马歇尔。12月10日，她会晤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她向杜鲁门和马歇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包括：“一、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 　　这些要求被美国同时拒绝了。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之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第一夫人亲自出马，竟毫无斩获，可以想见宋美龄的失望心情。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她在美国是多么风光啊！光美国《时代》的封面就上了几次，那时她成了风靡美国的明星。可是现在，在美国人的客气里已经分明有了不加掩饰的冷淡，有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唯其两相对比强烈，才更加使她体会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夫人美国之行的蒋介石，他的失望当比宋美龄更甚。 　　1948年11月28日，身在湖北荆门的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发来的急电，叫他和王凌云立即去南京。他打电话通知了在襄阳的王凌云，要他到荆门一起走，他俩先乘车后坐船，于11月30日下午2点到达汉口，拜见了白崇禧。 　　宋希濂42岁，字荫国，湖南省湘乡县人。国民党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王凌云50岁，字仙峰，河南伊阳人。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中将司令。 　　他们向白崇禧汇报了部队的情况，还谈了一些全国的军事形势特别是徐蚌战场的紧张战况。结束后，白崇禧把宋希濂留下了，把他从会客室带到办公室，亲自把门闩上，与他同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 　　“你看目前的形势怎样？”白崇禧问。 　　“很紧张，很危险。”宋希濂说。 　　“是的，情势确是很危险。”白崇禧说，“满洲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满洲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不仅这样，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 　　“据总司令看，林彪大军是马上就会进关，还是休整一段时期再进关呢？” 　　“我看很快就会进关来夺取平津，因为林彪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早已在锦州一带集结了。徐州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新安镇、碾庄地区全部被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也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打得很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没有多少有战斗力的部队了，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白崇禧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宋希濂。 　　“依总司令之意，应该怎么办？” 　　白崇禧站了起来，走到墙上的一幅大地图跟前。 　　“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使万一武汉保不住，也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白崇禧的神情很兴奋，又带有几分自信。 　　宋希濂心想，白崇禧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好让蒋介石滚蛋，由李宗仁取而代之。那就成了桂系的天下了，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于是，他也站了起来。 　　“‘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在重庆开国民党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现在满洲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也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怕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也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就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意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崇禧狠狠地看了宋希濂一眼，沉默了一会儿。 　　“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也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和顾总长请求免调。” 　　12月1日中午12点，宋希濂和王凌云乘坐的专机在南京光华门外的机场降落，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奉蒋介石之命在机场迎候，这是宋希濂从来没有受过的礼遇。 　　“我有重要事，要和校长单独谈。”宋希濂对俞济时说。 　　俞济时44岁，字良桢，奉化奉南村人。蒋介石的外甥。历任蒋介石侍卫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第三局局长。 　　他们乘一辆汽车来到蒋介石官邸，刚进入会客室，蒋介石就从楼上走下来，与他们握手，这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宋希濂生平第一次与蒋介石握手。 　　大家坐下后，蒋介石首先询问了他们各自部队的位置情况。 　　“荫国，仙峰，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蒋介石神情凝重地说，“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踔厉风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 　　“校长，部队的调运和补给怎么解决呢？”宋希濂问。 　　“等一会儿我告诉顾总长，今天下午开个会，叫有关单位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商讨办法。最要紧的就是越快越好。”蒋介石显得焦灼不安。 　　“好，仙峰可以先去休息，荫国留一下。”蒋介石说。 　　送走了王凌云，蒋介石把宋希濂引到他的办公室。两人都坐下了。 　　“荫国，良桢告诉我，你有要事对我说。” 　　宋希濂就将他在汉口见白崇禧的情形绘声绘色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对于每段话，每个细节，白崇禧的每个表情，都仔细询问。 　　“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蒋介石最后说。 　　1948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召见了吴忠信。 　　吴忠信64岁，字礼卿，安徽合肥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贵州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仪式和坐床大典。 　　“总统，找我有什么事？” 　　“礼卿啊，我请你接替吴鼎昌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是秘书长的材料……” 　　“礼卿太自谦了，我看你行，你就行。” 　　“谢谢总统的抬爱，但我自知力不胜任，不要误了大事，还望总统另请高明。” 　　“礼卿啊，我实话跟你说吧，”蒋介石看吴忠信死活不干，只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观察最近的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以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 　　当天深夜，吴忠信拜访了傅厚岗李宗仁官邸，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宗仁。 　　第二天晚上，李宗仁与在汉口的白崇禧通了长途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并要他通知此时在汉口的程思远飞返南京，等候事态的发展。 　　漫天皆白，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着，使万里河山很快就银装素裹，穿上了厚厚的白衣裳。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这个农家小屋里，中央摆着一个炭火盆，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用火筷子从炭火盆里夹起一块暗红的木炭，点燃纸烟又把木炭放回到炭火盆里。他抽着烟，看着墙上的淮海战役最新态势图，又转过来看另一张平津地区的地图。良久，转向周恩来。 　　“战争的发展比我们预想的要快。我想，在歼灭了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在一段时间里不做歼灭。以便使蒋介石产生幻想，不能下决心撤傅作义部南下，为四野入关包围平津，争取一些时间。恩来，你说呢？” 　　“这个办法好。只要有可能，蒋介石是一块地盘也舍不得丢哇。他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我们。所以，总是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一误再误。” 　　“民主人士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李家庄那里热闹得很，平津的民主人士来了不少，门庭若市啊！在哈尔滨那里，高岗、李富春同志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他们谈得也很好。民主人士有一个建议，由新政协代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中央政府。”周恩来所说的李家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也在平山县，离西柏坡不远。 　　“这个建议很有道理。要开全国人大，首先要进行全民普选，而这在战争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要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中央政府，就需要我们的政协有更大的代表性，还要邀请更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来开政协才是啊。香港那边怎么样？” 　　“第二批北上的船已经出发了。” 　　“有李济深吗？” 　　“没有。” 　　“李济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反蒋派的领袖，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举足轻重啊！他怎么还按兵不动啊？”毛泽东抽了一口烟问。 　　“在香港他还有些工作。也许还有顾虑，二七年，他是积极反共的嘛。” 　　“可以告诉李济深，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计较历史的恩怨。福建事变时，我们也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嘛。这些旧账就不要算喽。” 　　“我们再做工作动员一下。” 　　“李济深托蔡廷锴带来的信我看了，他更了解国民党上层的情况，很多建议很好啊！参加新政协的成员的确可以比原来更扩大，甚至包括一些原来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成员。但他的信中也有些糊涂认识，比如对美国、对苏联……” 　　“在民主人士里，这是带有普遍性的认识。” 　　“有合适的机会再回答吧。要注意，美国扶持第三势力，会想方设法拉拢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会利用老乡关系把他往桂系那边拉，蒋介石对香港也不是鞭长莫及啊……总之，夜长梦多，要催他尽快北上。” 　　“可是……”周恩来面有难色，“我们也不便勉强呀！” 　　“嗯，是不是找个合适的人促一促……”毛泽东吐了一口烟，思忖着。 　　“谁呢？廖夫人……怎么样？”周恩来说。 　　“好！就是廖夫人。” 　　70岁的何香凝拄着拐杖，在潘汉年的陪同下来到罗便臣道92号。 　　“廖夫人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李济深寒暄着。 　　“革命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任公怎么还不动身啊？”何香凝开门见山。 　　“中共打得这么好，民革也不能没有表现啊，总不好空着手去见中共吧。我在军队里有很多学生、故旧，在香港做策反工作更便当些。” 　　“蒋介石撑不了多久了，桂系也不行。依我看，还是早走的好。现在，革命的中心在北方，任公去了，就是把民革的政治主张昭告天下，在政治上好处更大。为任公个人的安全计，香港也非久留之地呀。” 　　何香凝的话引起了李济深的沉思。 　　“毛主席、周副主席都盼望任公早日登程，好当面向您请教。他们不断来电报问您的行期呢。”潘汉年说。 　　“哎，不敢当，不敢当。” 　　“毛主席高度评价了您托蔡廷锴转交的那封信，认为您说得很有道理，参加新政协的成员，的确可以更扩大。”潘汉年说。 　　“恩来也总说，任公在桂林主政期间，对他的工作帮助大呢。”何香凝说。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任公，莫非焕章遇难，你顾虑了？”何香凝问。 　　“廖夫人多虑了，”李济深摇摇头，“我是个军人。” 　　“任公再不走，我这个副主席可不奉陪了啊！”何香凝激将地说。 　　“廖夫人，容我再想想。”李济深急得脸色发红。 　　“毛主席让转告您，”潘汉年说，“过去的事情，请任公不必介怀。我们共产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在福建事变时，我们也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 　　李济深在心里咀嚼着这每一个字的分量，微微点头。 　　“我们刚得到情报，保密局最近派行动小组来香港，恐怕将不利于任公。请任公早下决心。”潘汉年说。 　　“任公树大招风，当断则断哪！”何香凝说。 　　“廖夫人也一同走吗？” 　　“我年龄大了，怕冷，现在东北天寒地冻的，天暖和了再说吧。” 　　李济深沉思良久，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潘汉年。 　　“北上路线是周副主席亲自安排的，我们一路护送，绝对安全。” 　　“……好吧，我服从贵党的安排。” 　　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了，成了一座围城，除了飞机之外，大体上是出不去、进不来。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要和，没个确信儿。慢慢地，傅作义要谋求和平解决恐怕是真的了。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急电令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并给各校汇来了南迁的费用“应变费”。司徒雷登主办的燕京大学首先表示“不受时局动荡的影响，本校课业照旧进行”。北京大学教授会随之表示“本校决不迁校，将来亦不迁校”。紧接着，清华大学教授会做出了“不迁学校”的决定。北平艺专的校长徐悲鸿则明确表示，他本人不离开北平，北平艺专决不南迁。11月24日，教育部督学黄曾樾受教育部长朱家骅之托来到北平，鼓动如簧之舌，与各国立大学校长交换意见，最后只有东北四个大学的校长允做内迁准备。深感失望的黄曾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北平是东方唯一文化古城，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相信在贤明的军政当局保护之下，北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绝不会受到损失。并且希望人民本着爱文化艺术的心理，不要使这座文化古城受到丝毫的损失。” 　　在迁校不成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抢救”平津文化教育界名流。“抢救”的范围是四类人员：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者。蒋介石亲自指定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自己的儿子蒋经国、曾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此事。陈雪屏飞到北平，到处游说，发急电数十个，但“未获一复”。 　　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指示成立统一的“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人们对共产党的怀疑甚至恐惧。他对中共北平学委和各高校地下党组织布置任务，要求他们将所有的大学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争取把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教授、学者、专家全部留下来。 　　为了争取这些人才，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一场拔河赛。 　　关于自己的去向，胡适也一直在想。他的得意门生吴晗告诉他，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说北平解放后，可以让胡适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北大地下党一直在做他的工作，甚至通过他的同乡、牌友郑昕劝他留下来。有个亮出了中共党员身份的学生当面告诉他，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笑着问：“他们会用我吗？” 　　1948年12月上旬，胡适还泰然自若地做着他的北京大学校长。天天照常到校办公，筹备着12月17日北京大学50年校庆的各种事宜，编辑着50年校庆的纪念论文集，举办了《水经注》的版本展览。他还委托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制造了一台被称为“九头鸟”的广播器，准备在校庆时向全市的教育界作广播演说。 　　1948年12月12日下午3点，一辆黑色的别克牌轿车驶进东厂胡同，停在胡适寓所门口。国民党大员陶希圣风尘仆仆地拜访了胡适。 　　陶希圣49岁，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曾在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教。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1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适之先生，我是奉总统之命今天专程从南京来的，特敦请你南下。” 　　“谢谢总统的抬爱。再过5天，就是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了。适之现在正忙于筹备校庆，忙得不可开交，”胡适指了指桌上堆积的文稿，“实在是走不开呀。” 　　“总统让我告诉你，请你接翁文p]任行政院长，并说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都由你定，他概不干涉。” 　　“适之德薄才鲜，难当此任。” 　　“请适之先生万勿推辞。总统很后悔他当初服从众议当了总统，而没有让你出任。后来，又没有请你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当总统后，在国民党内部讨论行政院长人选时，他提出张群和何应钦两个人选。有人问：“为什么不提胡适之？”蒋介石说：“书生不能办事。”有人提何应钦，蒋介石说：“他要负责军事。”这样，当然就是张群了。 　　面对旧话的提出，胡适沉思了一会儿。 　　“请希圣先生转告总统，谢谢他的美意。可惜，我实在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 　　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 　　12月13日早晨和中午，胡适各收到一封蒋介石的电报，都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将再次派出专机云云。语气已不容他再拒绝。 　　当晚，胡适正在灯下写着对《水经注》的研究文章。 　　“先生，电报！”男仆老王走进来说。 　　“谢谢！”胡适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这封电报是南京政府教育部的，说次日就派一架飞机来接他，并要他偕同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一同南下。 　　胡适知道，这是他必须走的时候了。他当即给北大的教授汤用彤、郑天挺写了一个便笺：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让老王寄走便笺之后，胡适就来通知陈寅恪。这时，清华大学已被解放军占领。而且陈寅恪家里没有电话，胡适只好打电话给清华大学。 　　“喂，喂，我是北京大学的胡适。” 　　“什么事？” 　　“请你转告贵校的陈寅恪先生……” 　　“大声点，听不清……”对方说。 　　“明天南京###来一架飞机，接他南下。” 　　“陈先生不在学校，已经到城里去啦！” 　　“在城里的哪儿？” 　　“不清楚。” 　　12月14日中午，胡适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校长办公室秘书邓广铭家中。他知道邓广铭与陈寅恪关系不错，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校长。”邓广铭连忙站了起来。 　　“恭三先生，”恭三是邓广铭的字，“###今天来飞机接我和陈寅恪。我决定要走。但是找不到陈先生，清华说他进城了，不知住在哪里。你有没有办法？” 　　“嗯……我估计陈先生一定住在东四礼士胡同他的大嫂家里。”邓广铭推断说。 　　“好，那劳烦你赶快去看一看，如果他在，就通知他来我家一块儿走，我还得回去收拾一下。” 　　“放心吧，校长。” 　　陈寅恪的哥哥是著名国画家陈师曾，名气曾在齐白石之上，可惜1923年去世，当时才47岁。邓广铭到了陈寅恪的大嫂家，陈寅恪全家果然都在这里。 　　“陈先生，你果然在这里呀！”邓广铭喜出望外。 　　这时的陈寅恪已经成了盲人，听出了邓广铭的声音。 　　“恭三，你怎么来了？” 　　“胡校长说###今天来飞机接他和您。他让您马上去他家一块儿走。” 　　陈寅恪拖家带口来到了东厂胡同胡适寓所。 　　“寅恪兄，你可来啦！”胡适一见面就说，“飞机已经到达南苑机场，我跟北大要了两辆车，咱们快点走吧。” 　　一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净是街垒、路障，两辆车摇摇晃晃地来到宣武门。高大厚实的城门紧闭着，几个持枪的士兵在这里守卫，枪上的刺刀看上去很锋利。 　　“劳驾，长官，请开开城门！”司机说。 　　“干什么去？”问话的挎着个盒子枪，领章上有两个豆豆，看样子是个连长。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到南苑机场。”胡适坐在车里说。 　　“不知道两军正在交战吗？不行！”这军人很横。 　　“我是胡适之啊！” 　　胡适只好亮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往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最好使的通行证。 　　“什么胡氏李氏，不认识！上峰命令我们，不许放任何人出城！” 　　“我是北京大学校长！” 　　“笑长，哭长，我只认识营长！” 　　“你们的最高长官是不是傅宜生……”胡适忽然想到下层官兵不一定知道傅作义的字，连忙改口，“傅作义？” 　　“嗯……”连长想了一下，“是啊。” 　　“这里有电话没有？我给他通个电话。” 　　连长打量了胡适一下，然后向稍远处一指，那里有个木制的岗亭。 　　“在那儿。” 　　胡适推开车门，走出汽车，走到那个岗亭里，抓起了摇把电话，一通狠摇。 　　“铃……”电话响着，对方没有接。 　　又是一通狠摇，摇把像是都要吃不住劲了。 　　“你慢一点，别把电话摇坏喽。”连长说。 　　“铃……，铃……”还是没人接，好像电话线那头儿的人都死光啦。 　　“你找谁？”胡适都要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比蚊子声大不了多少的声音。 　　“找找找……”胡适好像听见了救星，激动得口吃起来，“傅长官作义。” 　　“你开什么玩笑！”对方咔的一下把电话挂了。 　　然后，任胡适摇下大天儿来，也不再有人接电话了。 　　胡适忽然觉得自己很迂腐，岗亭的电话怎么能通到总司令呢。可是，连长说什么也不肯通融。没办法，“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打道回府了。 　　回到胡府，天已经完全黑了。 　　“寅恪兄，”胡适说，“今天你们全家就住在我这里。晚上我跟傅宜生联系一下。明天如果再走不成，那我就决定不走啦。因为走得太急，没人帮我料理必带的书籍、稿件，使得我这皮箱里，只有几本《水经注》和正在撰写的研究《水经注》的文章，而《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因不在手边都没有带上，唉……” 　　吃完晚饭，胡适给傅作义打电话，一拨就通了。 　　“您找谁？”一个很客气的声音问。八成是副官。 　　“我找傅长官宜生。” 　　“您是……？” 　　“我是北京大学胡适之。” 　　“您等等。”对方更加客气。 　　“适之先生，有何见教？”一听就是傅作义的声音。 　　“宜生兄，###派飞机接我和陈寅恪两家南下，飞机今天下午已经停在了南苑机场。可是，我们到了宣武门，那里的守军不放行啊！” 　　“哦……”傅作义不做声了，显然在思考着什么。 　　“宜生兄，如果不是特别让您为难的话，您得帮帮忙啊！”胡适恳求着。 　　“这样吧，”傅作义决断地说，“明天一早，您到中南海来换乘军车。” 　　“那……到了宣武门，不会再让我们吃闭门羹吧？”胡适心有余悸。 　　“放心吧，我亲自下令，一定让他们开门放行。” 　　放下电话，胡适舒了一口气。真是“阎王好斗，小鬼难缠”啊！ 　　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与李宗仁洽商蒋介石下野问题，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 　　1948年12月16日下午6点，###长朱家骅在南京总统府设宴，招待###派专机从北平接出的教育界著名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学的胡适、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师范大学的袁敦礼，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天津北洋大学的张含英等。 　　为了提高宴会的档次，朱家骅特地请来了副总统李宗仁，同时也因为李宗仁是原北平行辕主任，与在座的这些教育界人士关系都不错。李宗仁把傅作义派来与他切磋和平问题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也带来了。 　　何思源52岁，字仙槎，山东省菏泽人。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北平市市长。 　　“今天，我代表###设宴，为各位洗尘。”朱家骅作为宴会的主人首先致辞，“各位都是我国教育界的耆宿，最近由于北平的情况……”朱家骅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谁都知道北平被包围了，“咹——受苦啦，政府时刻关心着各位的安危，所以，这次特派专机把各位接了出来，一路辛苦啦！现在，请副总统李宗仁先生讲话。” 　　“各位先生好！我们是老朋友啦，我在北平任行辕主任期间，得到各位很多帮助，至今铭感于心。各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时，孙科来了，把梅贻琦叫了出去。一会儿，梅贻琦回来了。 　　“月涵兄，什么事情啊？”胡适问。月涵是梅贻琦的字。 　　“孙拟组阁，特请我当###长。” 　　本来对北平的情况非常难过的何思源，听了梅贻琦的话不由得心头冒火。 　　“梅先生，在北平，我听说学生们欢迎你留校，你的大名高千丈。如今，你抛下学校、学生就跑，大名一落五百；再来当南京###长，又要再落五百！” 　　梅贻琦倒是无所谓，没有什么表示。胡适听了这话却满面通红。 　　“明天，”胡适对何思源说，“我跟你一块儿回北平吧。” 　　这时，北平城外的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傅作义在城内赶修了两个机场，一个从东单邮局向南到城根，一个在天坛南墙以外，东西走向。 　　第二天，何思源乘飞机回北平了。胡适没有走。 　　1948年12月17日上午10点，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内，主持了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纪念会，他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个弃职的不名誉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在南京，为了动员那些在北平的老朋友、名教授南下，胡适使出了浑身解数，又是联系飞机，又是打电报。北大训导处训导长贺麟先生就接到了胡适邀请他去台湾的三封电报。胡适满怀希望地亲自到南京机场迎候南下的老友，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来，他当时就大哭了一场。 　　可以想见胡适那孤独、落寞、失望、痛苦的心情。 　　在北平被围困前夕，北平艺专的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宋步云来找校长徐悲鸿。 　　“徐先生，蓝公武先生托我给您带个口信儿。” 　　蓝公武61岁，字志先，吴江人。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北洋政府国会议员。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1945年夏到晋察冀边区。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与徐悲鸿是老朋友。 　　“噢，蓝先生怎么说？” 　　“他说共产党希望您留在北平，不要南下。同时，也请您协助阻止学校南迁，保护好校产、档案，迎接北平解放。” 　　徐悲鸿笑了。 　　“我原来就不打算南迁，我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请你转告蓝先生，请解放军解放北平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北平的文物、古迹啊！” 　　“没有问题，毛主席早就考虑到了。” 　　随即，徐悲鸿与宋步云商量了阻止国民党政府将北平艺专南迁的办法。 　　在此后召开的“应变委员会”会议上，宋步云按照徐悲鸿的布置率先发言，陈述反对南迁的理由，其他进步师生纷纷发言呼应。徐悲鸿当场表示反对南迁，要大家做好护校工作。这次会议使国民党政府南迁北平艺专的企图破产。 　　国民党政府不断派人前来游说，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深夜接到恐吓电话。 　　“你告诉徐悲鸿，叫他小心脑袋！” 　　徐悲鸿不为所动。地下党组织进步学生在徐悲鸿住宅周围警戒。 　　国民党政府看见徐悲鸿不吃硬的，又提出了对艺术家非常诱人的条件，许诺如果徐悲鸿去南京，政府可以拨一笔外汇让他去印度举办展览。被徐悲鸿断然拒绝了。 　　北平解放前夕，在西四缸瓦市“砂锅居”的饭桌旁，徐悲鸿见到了从解放区来的诗人、剧作家田汉。这次秘密会见是北平地下党精心安排的，田汉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 　　徐悲鸿的内心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意。 　　这些日子，可把齐白石老人愁坏了。 　　齐白石84岁，湖南湘潭人。名璜，字渭清，别号白石山人。 　　他也正为是留是走发愁呢。有人叫他搬到香港去，说共产党一进城就要杀一批有钱人，他的大名就在那名单上头呢。听得他脊背发凉，好像脑袋就要搬家。可是，也有人劝他留下，叫他别信谣言，说共产党革的是那些国民党大官的命，对他这个画家不会怎样。这话他爱听，对老年人来说，一动不如一静。再者说了，人能走房子走不了哇。要信前者说的，当然是立马儿就走，一分钟也不能多呆。要信后者说的，那就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踏踏实实地睡大觉了。思来想去，他也弄不清哪个说得对。闹得他不思茶饭，坐卧不安，人整个儿瘦了一圈儿。 　　黎锦熙58岁，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任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九三学社负责人之一。这一天，黎锦熙走进了北平跨车胡同的齐白石寓所，转告了来自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 　　几天后，徐悲鸿夫妇拜访了齐白石，再次劝说他留下，齐白石终于取消了南迁香港的计划。 　　1948年12月22日下午3点，黄启汉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拜会了李济深。 　　黄启汉36岁，壮族，广西德保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校秘书。1942年留学美国。曾任《纽约新报》（中文版）总编辑，纽约世界贸易公司研究室行情研究员。1947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顾问兼驻香港对外贸易专员，是桂系的立法委员。 　　客厅的壁炉里，火烧得甚旺，使人惬意。由于两人是老相识，所以相谈甚欢。对当前的形势，对桂系应该走什么道路，李济深都有一整套看法。 　　“任公，听你的议论，是不是学习了共产主义啦？”黄启汉问。 　　“其实，我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李济深说，“但是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中国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着他走，那真是再愚蠢不过了。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 　　“是呀，我也正这么想哪，人家会不会追究哇？”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就说我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 　　“任公，听你这么一说，我就通了。” 　　“我曾写信托人带给德邻和健生，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到回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没有。”李济深想了一下，征询地望着黄启汉，“启汉兄，你可不可以带我的一封信到武汉去见健生，争取他起义呀？” 　　“可以，我愿意去试一试。”黄启汉很高兴地说。 　　李济深当即拿出一小块白绫条子，用小楷毛笔在上面写起了颇有金石味的硬朗的小字。 　　健生吾兄钧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情托黄启汉兄面陈。耑此即颂筹祺。 　　弟李济深上十二月二十二日 　　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了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的任命。 　　吴忠信悄悄告诉李宗仁，蒋介石下野的时间预定在1949年元旦，届时由他代理总统。 　　1948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但是，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一点好心绪也没有。在徐蚌战场上，80万国军居然打不过60万###。继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之后，黄维兵团也蹈了覆辙，杜聿明兵团也被###围得死死的，没有突围的可能。在平津一带，傅作义也被###围住了。放眼全国，没有一处有乐观的消息。真是坐对愁城，一筹莫展啊！ 　　上午10点，张治中、张群、吴忠信来到总统府，蒋介石强打起精神。 　　“文白、岳军、礼卿，坐，坐。今天是圣诞节，西方人最重视的节日。你们三位联袂而来，真像是三王来拜啊！” 　　“总统，健生在汉口给您发了‘亥敬’电，烦我和岳军转交。”张治中小心翼翼地呈上。 　　“健生搞的什么名堂？” 　　蒋介石接过电报读了起来。 　　原来是白崇禧希望他引退的电文。 　　蒋介石越看眉头蹙得越紧，然后一拍桌子。 　　“娘希匹！白崇禧趁我兵败之际落井下石。这是逼宫！逼我给李宗仁让位子！” 　　1948年12月25日上午10点，在香港全城都在欢庆圣诞节的时候，香港总督府政治处主任王翠微带着老婆来到罗便臣道李济深公馆。王翠微是香港警方的头子，专门负责监视李济深，他听到了李济深要北上的风声。 　　客厅里，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天花板上挂满了彩链拉花。在客厅显要的位置，摆放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树上挂满了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圣诞袜。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李济深穿着家居的便服接待了他们。 　　“任公，圣诞快乐！” 　　“谢谢！我祝王主任伉俪圣诞快乐！” 　　“谢谢！任公，听说您要北上啊？”王翠微单刀直入。 　　“噢，听谁说的？”李济深不动声色。 　　“坊间有此传闻。”王翠微紧盯着李济深的脸。 　　“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哪。”李济深极坦然。 　　“那您有没有北上的打算呢？” 　　“王主任看，我这像是要北上的样子吗？”李济深看看自己的穿着，把两手一摊，反问道。 　　“嗯……”王翠微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是南方人，香港的气候于我很相宜。为什么要到冰天雪地的地方去呢？” 　　“是呀，我也是这样说。可是，有人……” 　　“庸人自扰。流言止于智者啊。” 　　“啊，对对对。”王翠微的脸微微发红，有些尴尬。 　　“明天晚上，我要在家里请客，王主任肯不肯赏光啊？” 　　“那……就不必了吧。”王翠微犹豫了一下说。 　　“那这样，后天晚上，你们夫妇到我这里用餐。” 　　“打扰任公，不好意思。”李济深家的厨子手艺不错，典型的粤菜系。 　　“哪里话，像王主任这样的贵客，我请还请不来哩。” 　　“好，任公，后天见。” 　　“后天见。” 　　看样子，至少在最近，李任潮不会离开香港。王翠微在心里这样判断说。 　　1948年12月25日晚上，蒋介石收听了新华社的广播。新华社广播了《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一共列出43名战犯的名字，不用说，他的名字是第一个。他的重要亲信和心腹干将也大多都在里边，就这一点来说，中共的这个名单也还准确、公平。什么“陕北权威人士”，还不就是毛泽东嘛！看来毛泽东还在陕北，今年5月对河北的轰炸是炸错了地方。一听这个新闻稿的口气，就是毛泽东的口气。普天之下，再没有第二个人。现在，毛泽东可是颐指气使，指点江山啦。想到自己堂堂的大国领袖，居然也成了头号战犯，时势之转换，命运之捉弄，竟如此飘忽不定，蒋介石不由得感到凄凉。但“朝为万户侯，夕做阶下囚”，也是人生中常有的事。古人之所谓“成则王侯败则寇”，最是深刻。在这个名单里，也有令蒋介石高兴的东西，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杜聿明、程潜等等尽皆网罗，这样，也就绝了他们投降的念想，他们只能跟中共血战到底了。 　　蒋介石身着青布长衫，在侍卫的簇拥下，驱车来到中山陵附近的凯歌礼拜堂。这里原来是个旧官邸，是住在附近的宋美龄为了自己礼拜的方便改造的。自从宋美龄在11月赴美求援未果之后，就再没有回国来。睹物思人，更增加了蒋介石的孤单落寞情绪。想起从重庆还都的那些日子，是何等的意气风发，那真是高奏凯歌呀！这才刚过了几年哪，就四面楚歌了…… 　　蒋介石阴沉着脸，站在十字架前。十字架上，有被捆缚的满脸愁苦的耶稣，耷拉着脑袋，胸膛上流淌着淋漓的鲜血……蒋介石觉得，耶稣的形象就与他现在的心境差不多。他一会儿倒剪着双手，一会儿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希望从他的主那儿获得启示，获得力量。 　　但是现在，他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今天白崇禧的电报表明，桂系摊牌了。其实，这一段他一直在想着怎么对付桂系。他送给李德邻一架飞机，本想趁李德邻乘飞机时一举击落，弄一起死无对证的“飞行事故”，没想到李德邻这小子命大，一次也没坐过这架送命的飞机。然后，他又让毛人凤派人做好刺杀李德邻的准备。开始，毛人凤派的是叶翔之，当蒋介石得知叶过去是个文人时，就执意换了保密局的行动高手沈醉。沈醉踏勘了李德邻在南京的住所，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就等他的一个命令了。对其他桂系头目的行动也做了布置。他想把这些桂系的头目一网打尽，然后整肃国民党内部，然后跟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就他的本心他是要这样做的，说实话，命令有好几次都到了他嘴边上了，差点没说出来。如果在战场上打得顺一点手，这事就这么办了。可是，他的军队太不争气了，五大嫡系主力军——整编74师在山东孟良崮，新1军、新6军在满洲，第5军、第18军在徐蚌战场都损失殆尽，使他越来越没有底气，桂系的问题也就放下了。 　　蒋介石在凯歌礼拜堂一直呆到子夜。 　　回到总统官邸，蒋介石叫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说自己已经决定下野，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让吴铁城办理移交程序。 　　1948年12月26日下午6点，李济深在自己的寓所里大宴宾客。来赴宴的客人是真多，汽车把附近的马路都占满了。李济深穿着家居的便服与来宾们举杯畅饮。 　　在李济深公馆对面的小楼上黑漆漆的，看样子没有住人。但是，这里有一双不疲倦的眼睛通过高倍望远镜，日夜监视着李济深公馆。此刻，李公馆里宾客盈门，大人们喝酒划拳，孩子们分着圣诞礼物。衣架上挂着李济深出门穿的外衣……无论如何，至少在今天这个夜晚，宴会的主人李济深肯定会呆在他的公馆里。 　　酒过三巡，李济深离席去“方便”一下。没有人注意他的离去。他轻轻地溜出大门，坐上了一辆等待已久的汽车，直奔《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红屋”。 　　20世纪30年代初，香港政府征收的居住税由过去的以栋为单位，改为以层为单位，使业主们敢盖高楼了。香港开始出现高楼大厦。当邓文钊在英国读书时，负责管理邓家物业的邓文田将祖母留下的坚尼地道126—130号几间房子拆去，建了一栋大厦，室内宽敞，客厅和饭厅尤其大，适于一次招待很多客人。由于整栋大厦完全由红砖砌成，被称为“红屋”。邓文钊曾安排在香港的宋庆龄、廖承志在这里与香港上层社会人士多次会面，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就是在这里成立的。“红屋”成了中共在香港活动的重要地点。 　　李济深到了“红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负责人方方、连贯、饶彰风早就在此等候了，何香凝、郭沫若前来送行，一起走的朱蕴山、梅龚彬、吴茂荪、李民欣等人也都到齐了。《大公报》董事长杨奇把他们几天前集中在湾仔六国饭店的行李送到海边一艘小汽船上后，观察了一下岸边的情况，拨通了邓文钊的电话。 　　“喂，是我，圣诞快乐！”杨奇发来了可以出发的暗号。 　　“谢谢！圣诞快乐！”邓文钊回答说。 　　李济深一行离开“红屋”，乘车来到只有10分钟车程的湾仔海边，登上了小汽艇。天已经完全黑了。黑黝黝的海面倒映出高楼、广告、轮船、灯光的倒影，构成了维多利亚湾夜间的美丽风景。海浪寂寞地拍打着船身和海岸，发出哗哗的声音。小汽船无声地驶向维多利亚港许多外轮中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货轮上放下软梯来，小汽船上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爬了上去。哞——“阿尔丹号”的汽笛低沉地叫了一声，烟筒里冒出白烟，起锚开航了，很快就消失在黑暗的海洋…… 　　第六章同舟共济为一件大事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阿尔丹号”货轮驶入了台湾海峡。强劲的海风啪啪地击打着人的脸。船头如锋利的刀刃，劈开了墨绿的海面。桅杆上猎猎抖动着鲜红的苏联国旗。 　　李济深与同行的民主人士们在甲板上散步，三三两两兴奋地谈论着。 　　厚厚的云层里传来越来越大的轰鸣声，直至震耳欲聋，一架飞机钻出了云层。 　　“快！进船舱！这是国民党飞机！”海员打扮的钱之光急忙招呼着。 　　李济深和大家急忙进入船舱，趴在舷窗上向外面张望。 　　甲板上已空无一人。一架小飞机在货轮上空久久盘旋不去。飞机如狮吼一样的轰鸣声，盖过了轮船隐隐的马达声，螺旋桨划动海水声、风声和海浪声…… 　　“这是美式侦察机。看来，他们还没发现我们。”李济深向大家解释着。 　　“任公，咱们北上，老蒋还派飞机护航啊！”朱蕴山呵呵地笑着。 　　“不光飞机，恐怕还有军舰呀！老蒋的海军，也就只能在这儿抖抖威风喽！” 　　侦察机就像一只讨厌的蚊子，总算飞走了。果然，海面上开来了一艘军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桅杆上剧烈地抖动。甲板上有一个旗语兵打着旗语，他的五官几乎都能看清楚了。 　　“他在问：你是什么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李济深读着旗语。 　　“阿尔丹号”的苏联船长有五十多岁，脸呈深褐色，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上唇的胡须梳理得很好，两端微微上翘，显得刚毅而威严。 　　苏联船长用俄语向船上负责旗语的苏联海员说着什么。 　　“回答他：我是苏联船。从香港来。到大连去。”钱之光翻译着船长的俄语。 　　国民党军舰甲板上那个旗语兵挥了几下旗子。苏联船员用俄语翻译给船长。 　　“船上装的是什么货？是谁的货？”李济深读着旗语。 　　船长对打旗语的苏联海员说了一句俄语。 　　“生活用品。苏联的。”钱之光翻译说。 　　对方那个旗语兵又挥了几下旗子。苏联船员又翻译给船长。 　　“船上载没载中国人？”李济深读着旗语。 　　船长对打旗语的苏联海员斩钉截铁地说了一个词。 　　“没有。”钱之光翻译说。 　　对方那个旗语兵哗啦哗啦地挥舞了好一阵旗子，看起来像是在做体操。 　　“奉上峰的命令，我们要上贵船例行检查，请贵船提供方便。” 　　李济深刚读完旗语，身边的民主人士们就一阵紧张。虽然他们的衣着都已经是商人的打扮，预先也都编好了假名，各自有着自己的“商号”，口袋里揣着提货单，就是面对国民党军人检查，也很能应付一阵子。但是，大家还是有些紧张。毕竟，这是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台湾海峡，对方是武装到牙齿的军舰呀！ 　　“不要紧，”钱之光看出了大家的心情，“大不了……咱们下到底舱。” 　　苏联船长考虑了一会儿，咕噜咕噜地向打旗语的苏联海员说了一阵俄语。 　　钱之光几乎是同步地翻译着：“我是苏联船，没有让贵方检查的义务和惯例。不能提供方便，请贵方谅解。” 　　苏联船员挥舞着两面小旗子，哗啦哗啦地把这些话打了出去。 　　此后，苏联船长就不再理睬国民党军舰打来的旗语，走回到驾驶室里，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货轮的前行了。“阿尔丹号”劈开万顷碧波，笔直地向着正北方驶去，身后留下一道白白的粗粗的长长的水线…… 　　国民党军舰不甘心地在后面追赶着，甲板上的炮塔、高射机枪都转动了起来，瞄准了“阿尔丹号”，好像马上就要发射了。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 　　“为了保证大家的绝对安全，大家跟我下底舱！”钱之光用着不容商量的口吻。 　　民主人士们面面相觑，最后都看着李济深。 　　“好，咱们一切都听翦老板的安排。走！”李济深一伸左手。 　　钱之光在前面走，李济深紧随其后，其他民主人士鱼贯而行地跟在后面。 　　大家来到了底舱，纷纷坐定。因为看不到外面的情势，倒也足以平定一下紧张的心情。因为心情紧张，有些晕船的人也不晕了。钱之光坐了一会儿，看大家的心情都已逐渐平静，就站了起来。 　　“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聊聊天，但不要上去。我到上边去看一下。请大家放心，我们共产党既然把大家请出来了，就有办法保证大家的绝对安全。” 　　听了钱之光的话，民主人士们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钱之光上去了。大家一时无话。 　　“平时大家都忙，”李济深说了起来，“难得聚到一块儿，今天也是幸会。我看，咱们每个人都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吧。” 　　“任公这个提议好，我同意。” 　　“好好好！我也同意。” 　　“也省得我们没有事情做了。” 　　民主人士们纷纷响应。 　　“谁先说呢？” 　　“当然是任公……” 　　“慢！”茅盾站了起来，“在谈革命经历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请列位满足我这个请求。” 　　“说吧，什么事？只要能做到的。”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们大家这次同船北上，奔赴解放区，就是有缘哪！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请每位同志给我题几句话，以记录这一次同船北上的盛事。”茅盾说着拿出了一个装潢讲究的红色布面笔记本和一支派克金笔。 　　“好好好，每人都写几句。”有人响应着。 　　“到底是作家，真是有心人哪！”有人感叹着。 　　“那……还是请任公先写。”茅盾首先把本子和钢笔递给了李济深。 　　“好，盛情难却，在这里，我也算是长几岁，那就……不客气了。写什么呢？”李济深想了一下，就低头写了起来，笔尖在白纸上嚓嚓地响着，欢快地唱着，仿佛那是一首悦耳动听的歌。 　　“好，就写这些吧。献丑，献丑！”李济深不好意思地把本和笔交给茅盾。 　　茅盾看了一下，大声地念了起来。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任公，你这就是一首好诗啊！” 　　“过奖，过奖。在你这位大作家面前，我这是班门弄斧，就算是描红吧。” 　　“写得真不错！任公过谦了。”茅盾说。 　　“嗯，真不错！”洪深点头赞同说。 　　“雁冰先生，老朽也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我？”李济深说。 　　“任公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我拜读过你的大作《子夜》，你能不能把我们这次北上也写一部书哇？” 　　“唔……”茅盾思忖着，好像是在掂量着这件事能不能成书，又好像在考虑着应该怎么回答。 　　“对对对，任公提到了点子上！”洪深高兴地说。 　　“洪深兄会拍电影，电影更好看。还是让他给咱们拍一部电影吧。”茅盾把矛头引向了洪深。 　　“是啊，是啊，拍部电影吧！”好多人附和着。 　　“大家有所不知啊！拍电影得先有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虽说是老生常谈了，但也确乎是真理。没有剧本，让我怎么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你们俩，一个作家，一个导演，不是正合适嘛。” 　　“对对对，让沈先生写剧本，洪先生拍。” 　　“好，只要沈先生写，我就一定拍！”洪深拍着胸脯保证说。 　　“好好好，沈先生也立个保证！” 　　“让沈先生立个保证！” 　　…… 　　“这里好热闹啊！”钱之光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 　　“翦老板，上面怎么样？军舰呢？”李济深问。 　　“早就走了。” 　　1948年12月27日夜，毛泽东就南方游击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的电报，审阅并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稿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稿。审阅修改了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叶剑英、赵尔陆等的电报，并加了一段话：“燕京当然是司徒办的学校，陆志韦当然和司徒有联系，但燕京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亦较民主，我们应采保护政策。” 　　一阵腾腾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周恩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快步走来。 　　“潘汉年来电了，李济深一行已经秘密上船，离开了香港。” 　　“好哇！”毛泽东高兴地说。 　　北平成了一座“围城”。清华大学因为地处城外，率先成了解放区。 　　1948年12月27日晚10点，在北平清华大学梁思成的寓所里，他正在和妻子林徽因谈论着北平即将发生的战事。梁思成叼着烟斗，忧心忡忡地在屋里踱着步子。 　　梁思成47岁，广东新会人，是戊戌变法的著名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中等身材，脸瘦，眉毛浓，背头，脸色黝黑，戴着上沿黑边的眼镜，长长的嘴巴显出坚忍，长相敦厚，一望而知是严谨的学者。林徽因44岁，福建闽侯人。林徽因身材窈窕，容貌秀丽，皮肤白皙，鸭蛋脸，眼神里闪烁着调皮和睿智的光。林徽因是有名的才女，在她身上，交融着艺术的浪漫和思辨的理性。 　　“哎呀，这要一打，不知有多少古建筑要毁于战火呀！” 　　“那都是你的心肝宝贝！” 　　“是呀。”梁思成毫不理会妻子口气中的讽刺意味。 　　“要能和平解决就好了，听说正在谈判。” 　　“但愿，不知北平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思成，你听，好像有人敲门。” 　　“我去看看。” 　　梁思成打开门，看见了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在他身后，站着两位穿灰布衣服的军人。 　　张奚若59岁，方脸，背头，戴眼镜，上唇留着胡子，头发和胡子已经有些花白。他是陕西朝邑人，字熙若。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 　　“张先生，您有什么事？” 　　“梁先生，他们是解放军的干部，来贵府是因为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好，请进吧。”梁思成大开了房门。 　　大家在不大的客厅里坐定。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梁思成问。他怎么也猜不出他能帮解放军什么忙。 　　“我们的部队正在做进驻北平的准备。出于完好保护北平城中珍贵的文物古迹、书籍档案的考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如果傅作义将军拒绝和平改编，我们只能强行攻城……”更为年长一些的解放军说。 　　“哎呀，强行攻城就会……”梁思成不由自主地说。 　　“我们早知道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建筑学家，所以今天特来找您，想请先生把有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 　　“标出来做什么？”梁思成迫不及待地问。 　　“作为禁止炮击区域。对这些地方我们一定全力保护，避免破坏。” 　　“那你们……”梁思成知道，这样做会使部队的伤亡增大，转而顾惜军人的生命了。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即使我们付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解放军说得很朴实，没有炫耀的成分和悲壮的感觉，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语气，使人相信他们一定能做到，并且能做好。 　　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我愿意做。”梁思成摘下眼镜，擦了擦眼泪。 　　另一位解放军低下头去，从皮包里拿出了叠得厚厚的军用地图，两个人打开地图，是一张硕大的万比1的北平军事地图，北平的每一个胡同都在上面。 　　“梁先生，铺在哪儿？”解放军征询地看着梁思成。 　　“铺在桌上！” 　　与地图相比，大圆桌都显得太小了，地图的四个角耷拉了下来。 　　“还是铺在地板上吧。”张奚若建议说。 　　地图被铺在了地板上，解放军拿出一支红铅笔，递给梁思成。 　　梁思成跪在地图上，首先给故宫划上了大大的圆圈，然后是北海、景山、正阳门、国子监、孔庙…… 　　林徽因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 　　“张先生好！”林徽因首先向张奚若打招呼。 　　“林先生好！”张奚若说。 　　“这……是我内人。”梁思成向解放军介绍。 　　“林先生好！”解放军说。 　　“你们好！”林徽因亲切地说。 　　林徽因蹲在地图前，最后索性也跪到了地图上。 　　“把琉璃厂也画上，还有大栅栏……”林徽因提醒着。 　　标完地图，一位解放军把它收起来，另一位解放军望着他们，有些犹豫。 　　“梁先生，林先生，不久，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西北、西南进军，我们还想麻烦二位先生搞一个全国应当保护的文物古建筑目录，不知道二位先生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有时间，我们愿意做。”梁思成忙不迭地说。 　　“谢谢梁先生！谢谢林先生！”临走时，两位解放军真诚地说。 　　“谢谢你们！”梁思成和林徽因感激地说。 　　他们走了。梁思成叼着烟斗，回想着刚才的情景。 　　梁思成想起了另一件事。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军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虽然日军在中国的滔天暴行已使他义愤填膺，但建筑学家的职业良知还是促使他把那些属于全人类遗产的日本古建筑标了出来，通过有关方面交给了美方，使京都、奈良等城市尤其是古建避免了毁于战火。但像今天这样在打仗之前主动找建筑学家标出禁止炮击区域的军队，他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支军队……我看——成！”从不轻易赞许人的梁思成说。 　　“嗯。”一向伶牙俐齿的林徽因难得地没有反驳他。 　　在上海林森路990弄虹桥肺病疗养院的前面，有七八间竹泥结构的棚屋，这是一位进步人士捐助给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从1948年春起，中国福利基金会就从苏州南路迁到了这里。 　　1948年12月28日下午6点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下班了。在只有8平方米的宋庆龄办公室里，宋庆龄和廖梦醒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通信员赵天佑谈话。 　　“天佑，”宋庆龄说，“为了防止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制造混乱，基金会决定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孙夫人，您说吧，让我干什么？”赵天佑问。 　　宋庆龄拿出一块布包着的十几条黄灿灿的金条，交到赵天佑手里。 　　“请你暂时拿回家去……负责保存。” 　　“这……”赵天佑完全没有想到，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要绝对保密，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宋庆龄叮咛着，“这些黄金是福利会多年积累起来的财产，是今后福利会的活动经费。” 　　赵天佑捧着沉得压手的金条，心里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暖流。 　　“孙夫人，您就放心吧。” 　　三个人把金条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装在一个不起眼的破包里，赵天佑走了。 　　“梦醒，”宋庆龄说，“我得到消息，你上黑名单了，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我得先请示一下。”廖梦醒说。她是中###员，不能自由行动。 　　“那就快请示吧。” 　　廖梦醒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自己的上级。因为廖梦醒是中共中央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所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拿不准她的去留问题，打电报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的回电带有批评的意味：“上了黑名单就赶快走吧，还请示什么呢。” 　　上级通知廖梦醒马上离开上海去香港，并从经费里拿出2两黄金做路费。 　　“Aunty，我要走了，去香港……”廖梦醒向宋庆龄辞行。 　　“好，快走！” 　　“福利会的工作怎么办？” 　　“没问题，大家一起做……” 　　“您的文章呢？仲华也不在……”廖梦醒担心地问。 　　宋庆龄的文章都是她自己写成英文，由廖梦醒或金仲华译成中文的。 　　“无垢可以胜任。”宋庆龄说。 　　柳无垢是国民党左派、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精通英文，是廖梦醒介绍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来的。廖梦醒想到柳无垢的确可以胜任秘书工作，也放心了。 　　“估计船票不好买，”宋庆龄想了一下说，“我让谭宁邦帮帮忙吧。” 　　谭宁邦是美国人，二战中的美军上尉，退役后受宋庆龄之邀，担任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他曾在一系列中国故事片中扮演外国人，最著名的是在《白求恩大夫》中扮演了白求恩。 　　谭宁邦来到上海码头才知道，因为时局动荡，有钱人都想往香港跑，船票已经登记到了1949年2月。只好托他的犹太朋友买黑市票，但需要支付黄金。 　　“要付多少？”廖梦醒问。 　　“4两。” 　　“我只有2两。” 　　“我跟他商量商量。” 　　夜，黑极了。天上看不见星星。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廖梦醒没带什么东西，只拎了一个很小的皮箱，就像平时出去办事一样。谭宁邦把她送上船就走了。 　　船离开了码头。看着岸越来越远，廖梦醒拎着皮箱站在甲板上，不知该去哪里。谭宁邦没有给她船票，当然也就没有舱位。一个水手朝着她走了过来。 　　“你的票呢？”水手问。 　　“替我买票的人没有给我票，我连甲板票都没有。” 　　“你愿意住水手室吗？” 　　“当然愿意，可是……我没有多少钱。” 　　“你能出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 　　“40万。” 　　“嗯……我只有30万。” 　　“好吧，拿来吧。” 　　水手把廖梦醒交出的30万元掖进了裤兜，把她领进水手室。 　　“这是我的床位，你就睡这儿。”水手指着一个二层铺说。 　　水手出去了。廖梦醒把小皮箱放到铺上，才发现水手室里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看样子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旅客。原来，水手们都把自己的床位卖黑市了。 　　黄绍竑在上海听到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好像在晴天丽日，脑顶上突然打了个大炸雷，他害怕极了。因为谁都知道他与白崇禧的渊源关系，白崇禧去汉口就职又是他劝驾的，那么，这个“逼宫”的电报当然肯定也是他参与谋划的了。其实天地良心，自从白崇禧去了汉口，他们之间就没有包括电话、电报的任何联系，可是，这些话说出来就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信，又怎么能指望别人相信呢？ 　　在那几天，黄绍竑就像被狮子追得走投无路的鸵鸟，在医院里躲一阵，又在朋友家躲一阵，就是不敢回自己家住。他真怕特务把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起来马上杀掉。但是随后一想，自己这样做没有什么用，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是他当浙江省主席时的保安处长，手下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他们对他的外貌和行踪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躲是躲不住的。这么一想，也就安心回到家里听天由命了。 　　黄绍竑回家后老婆就告诉他，李德邻来过几次电话。正说着，李宗仁的电话又到了，“这几天你到哪儿去了？我一直找你，老找不到。” 　　“住院了，又去朋友家住了两天。德公有什么事吗？” 　　“有要事跟你商量，你赶快来南京吧。”在电话里，李宗仁不便明说。 　　1948年12月28日下午3点，黄绍竑来到南京。他没有住自己的官邸，而住进了傅厚岗李宗仁的官邸。 　　“德公，健生发‘亥敬’电之前，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健生没打招呼。”李宗仁摇着头。 　　“真是的，搞这么大动静也不提前知会一声……”黄绍竑埋怨不已。 　　“是啊。” 　　“老蒋要是急了眼，把咱们都搞掉怎么办？” 　　“蒋先生回溪口去了，表示要下野，指定我暂代总统。临走前，他还指定张群和吴忠信同我商谈他下野后的善后问题，所以，我要你来一同商量。” 　　黄绍竑心里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恐怕是大有文章，不可不小心在意。 　　没坐多一会儿，张群和吴忠信就来到了李宗仁官邸。 　　“德公，季宽兄，你们好！”张群和吴忠信说。 　　“岳军兄，礼卿兄，你们好！”李宗仁和黄绍竑说。 　　稍事寒暄后，张群和吴忠信代表蒋方，李宗仁、黄绍竑代表桂系，开始了谈判。主要是商谈蒋介石下野文告中的措辞问题。 　　最后，双方就为了到底是“继任”、“代理”，还是“暂代”这几个字眼儿，来来回回磋商了好几天，根本还来不及扯到其他的正题上。黄绍竑和张群基本属于在一旁观战，摇羽毛扇，在背后出主意的角色；而当面交手的是李宗仁和吴忠信。把他俩说得是唇焦舌敝，筋疲力尽，两个嘴角都出了白沫子，就像蜜蜂分泌的王浆。 　　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如果要跟中共谈判，蒋介石是非下野不可的。自从他下令进攻延安，全力打内战以来，也就丢掉了一切与中共和谈的本钱。在他面前只剩下了战争这一条路，或者打胜，或者打败。目前已经打败，再打会更败，只好借和谈让中共止步。只有他下野，由李宗仁上台，尚有与中共和谈的可能。但是，蒋介石并不愿意放权，只想把李宗仁当做幌子，所以当然要埋下随时复出的伏笔。 　　就在这谈判的同时，南京机场频繁起降，平均每十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或起飞或降落，南京上空的飞机往来不绝，居民的耳朵已经对嗡嗡的轰鸣声习惯了。那是国民党空军在运送物资，全力支援徐蚌战场被围困的蒋军。蒋介石甚至亲临徐蚌战场的上空，通过无线电话向杜聿明们发布突围的指令。 　　看着眼前字斟句酌的文字谈判，黄绍竑心里想，万一蒋军在徐蚌战场上打胜，眼前的谈判就要停止，他们这些桂系的头目就都会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 　　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发布了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命令。同时，派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是他为撤退台湾做出的重要步骤。 　　1948年12月30日，蒋介石收到了白崇禧的“亥全”电。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同时，河南省主席张轸发来“亥卅”电，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也发通电，表达了与白崇禧同样的主张。 　　1949年1月1日，报纸上刊登了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同日，蒋介石复电白崇禧： 　　……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则幸矣！ 　　上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南京总统府礼堂举行新年团拜仪式。仪式结束后，蒋介石邀请李宗仁到礼堂后面的休息室谈话。 　　“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也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1949年1月1日夜，大雪无声地飘落着，把地面覆盖上厚厚的一层，使夜色都有些发亮。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里很冷，炭火盆的热力也显得微不足道。毛泽东坐在炭火盆旁的折叠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读着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考虑着给新华社写篇社论。外面传来了咯吱咯吱踩着积雪的声音，周恩来进来了。 　　“主席，又下雪了，雪好大呀！” 　　“下雪好哇！瑞雪兆丰年嘛。”毛泽东抖着手中的纸，“看了没有，大新闻呦！” 　　“看了。文诌诌的，陈布雷不在了，是江西才子陈方的文笔。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要跟我们和谈。” 　　“是呀，挥舞屠刀的蒋介石，摇起了橄榄枝。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一共八句，我归纳出五条。第一条是‘国家的独立完整’，第二条是‘人民的休养生息’，第三条是‘法统不致中断’，第四条是‘军队有确实的保障’，第五条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其中最重要的是法统和军队这两条。有了这两条，蒋介石就可以统治下去。这是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我给新华社写篇文章回答他。” 　　“好哇！主席大笔如椽，议论风生，我等着拜读。” 　　1949年1月4日下午3点半，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桢奉刘文辉之命，来到上海集益里张澜寓所，拜访了张澜。 　　杨家桢39岁，字浩澄，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参谋长。 　　“表老，您好！”穿着国民党军服的杨家桢敬了个军礼。 　　“浩澄，你怎么来啦？坐坐坐。”张澜亲切地摆着手。 　　“张岳军要回重庆任职，请刘主席到南京来议事。刘主席让我来看看表老。” 　　杨家桢说着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一个包得紧紧的布包，打开布包，露出十几根黄灿灿的金条。 　　“这是刘主席的盟费，请表老笑纳。” 　　刘文辉是民盟的秘密盟员。 　　“谢谢，谢谢，这是雪中送炭哪，民盟现在正需要钱。”张澜高兴地说，“我给你打个收条吧，好跟自乾有个交代。”自乾是刘文辉的字。 　　“不用。”杨家桢一摇头，“刘主席说了，这就是送给表老的，听凭表老支配。” 　　“那……就谢谢自乾，也谢谢你啊！” 　　“表老别客气。更不用谢我，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哎——浩澄太自谦了，没有过路财神，也捎不来财啊！” 　　两人都笑了。 　　“表老，关于将来川康地区的工作，刘主席请表老指示。” 　　“我有三点意见，请转告自乾。一、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的变化，要注意蒋介石的阴谋。二、川康今后行动要看自己的力量来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如力量不行，则应等待解放军入川时配合行动。三、不管怎样都应事先做好准备。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给你写个东西。” 　　张澜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的白绸子布，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十六个规规矩矩的楷体字：“时机未到，不可轻动；时机已到，不可放过。” 　　“表老，您这真是锦囊妙计，十六字箴言哪！” 　　“请你交给自乾。告诉他，起义能否成功，关键是时机和火候的把握。” 　　1949年1月5日上午9点半，在客厅里，张澜穿着他的灰色棉袍，神清气爽地坐在硬木太师椅上，左手无声地转着两个核桃，右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不时地捋一下长长的胡须，接待《申报》记者的来访。 　　“张先生，您怎么看待蒋总统在《新年文告》中呼吁和平这件事呢？” 　　“和平是大家所愿望的。但据我看，和平的希望不大。因为蒋介石显然不愿意和，他曾经破坏了结束内战的机会。这次也不是真的想要和平，他还会继续作战，否则，就不会提出保存军队和保持法统的条件。这两个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 　　“您认为中共领袖是道地的中国人，还是国际共产情报局的党徒呢？” 　　“我认为他们属于前者。尤其是中共领袖毛泽东，他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共产党。” 　　“如果中共在全国执政，您采取什么立场？” 　　“如果中共以中国为世界共产主义而战，我和我领导的组织将加以反对。我希望中共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思想主张建设和治理国家，不要服从国际共产党情报局的政策。我希望毛泽东做中国的铁托。” 　　第二天，《申报》就在重要位置刊登了这篇专访。 　　1949年1月6日上午10点，蒋介石疲惫不堪地仰在南京官邸的沙发上，儿子蒋经国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蒋介石知道，今天是杜聿明集团突围的日子。 　　“光亭突围有消息没有？”虽然明知不乐观，但蒋介石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没有……” 　　“凶多吉少。”蒋介石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客观的判断。 　　“如果……”蒋经国几经犹豫，终于斗胆说，“江北不保，长江能守住吗？” 　　“如果能跟中共和谈，拖到5月汛期，中共再想渡江……就难了。只能等到10月份，到了那时，编练司令部最少能提供一百万新兵，长江防线就很坚固了，就会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 　　“如果中共在5月前渡江呢？”蒋经国“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那……我们就只能……退到台湾了。”蒋介石说得很决绝。 　　“不至于吧？”蒋经国大吃一惊，觉得父亲过于悲观，“长江以南和西北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还三分天下有其二哪！” 　　蒋介石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嫌儿子的见解太肤浅。 　　“不乐观啊。咱们的人腐化了。穿皮鞋的斗不过穿草鞋的。” 　　蒋经国若有所悟地点着头。 　　“丰儿，”蒋经国字建丰，“你带几个人去上海，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美元全部运到台湾去。此事关乎我们的命脉，要做得十分机密，不可泄露一点消息。” 　　“好。” 　　“要复兴一个政权，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自古道，‘无粮不聚兵’。百姓没有粮食吃，就要造反。士兵没有粮饷，也会造反。将来到了台湾，发不出粮饷的时候，一块美金也是好的。” 　　张群拿着一张报纸走了进来。 　　“总统，新华社对《新年文告》发表了评论，看口气是毛泽东写的。” 　　蒋介石马上来了情绪，从沙发上直起腰来。 　　“噢，他怎么说？” 　　张群面有难色，蒋经国拿过报纸，一看标题为《新华社记者发表评论，揭露战犯蒋介石求和阴谋，妄想保存四大家族及美国侵华势力》，舌头也短了。 　　蒋介石一把夺过报纸，看了一眼，又把报纸扔给儿子。 　　“没关系，‘成则王侯败则寇’，念！”蒋介石大气地说。 　　蒋经国就像一个新剃度的和尚，面无表情吭吭哧哧地念着经文。蒋介石、张群皱着眉头听着，似乎乏善可陈。可是，屋子里的三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毛泽东的文笔真厉害，“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刀刀砍在要害处。《新年文告》里本来溜光水滑、无懈可击之处，让他一分析，就漏洞百出了。 　　“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蒋经国念完最后一句后把报纸放下。 　　“完了？”蒋介石问。 　　“完了。”蒋经国答。 　　三个人长久地沉默。都知道毛泽东这一篇文章，宣判了《新年文告》的死刑。由蒋介石出面跟中共谈判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就像在赤道盼望下一场鹅毛大雪那样没有可能。 　　“岳军，叫王世杰给美苏英法四大国发出备忘录，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调停中国内战。” 　　“是，总统。” 　　“经国，你跟苏俄大使罗申联系一下。” 　　“总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找什么俄国人哪？”蒋经国十二分不解地问。 　　“美国人靠不住了，我想听听俄国人的想法。” 　　“嗯……好吧，我马上就去找罗申。” 　　“你跟他说，政府对和平是有诚意的，打仗是迫不得已的。现在是中共要打仗，一再攻击政府的军队。希望苏联劝说中共立即停止攻击。” 　　“是。” 　　1949年1月6日，在西柏坡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从火盆里取出一块木炭点燃香烟。 　　“现在看得很清楚，在解放了的城市里，工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人们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就是胡适这样的人，如果他不走，我们也要给他饭吃，可以让他做北平图书馆的馆长。总之，今年和明年这两年，”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两年。国民党政权已经被我们基本上打倒了，但基本打倒不等于全部打倒。我们绝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有些省是全部。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根据中央的判断，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呢？”刘伯承扶了扶高度近视镜问。 　　这也是压在所有与会者心头的最大问题。蒋介石的军队已经不是对手了，但是，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因为没有碰过，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就是龟儿子出兵，格老子也不怕！”陈毅用四川话说。 　　“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不乱搞，不损害侨民，它就没有出兵的借口。但是，美国会不会出兵？不要去肯定它，要准备它和我们打，我们还是要把美国出兵，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以免在事情发生时手足无措。”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又说，“总之，我们愈坚决，愈果敢，出手愈狠，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反而就愈小。” 　　“苏联人对我们渡江作战好像不大赞同。”任弼时说。 　　“据说斯大林不同意我们再打下去。罗申大使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过从甚密。”刘少奇说。 　　“不去管他，我们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大手一挥说，“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 　　1949年1月10日上午10点，上海林森中路宋庆龄寓所一楼的客厅里，壁炉的火不旺，屋子里有些冷。宋庆龄正在接待一位来访的外国朋友，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美国妇女。两人用英语交谈着。 　　“夫人，您是要在国民政府出任职务吗？” 　　“谁说的？”宋庆龄马上警觉地问。 　　“您看。”这位美国妇女递上一张《字林西报》，并且用手指了指位置。 　　宋庆龄拿过报纸看。 　　“造谣！卑鄙！”宋庆龄很少这样生气，脸都红了。 　　“我还以为是真的，原来是谣言。”美国妇女的语气里略带歉意。 　　“谢谢你让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这里就是有一些无聊的人。” 　　“不单是这里才有无聊的人，恐怕全世界都是一样。” 　　宋庆龄想了想，半仰着头向楼上喊。 　　“大姊！” 　　“夫人。”柳无垢应声站到了楼梯上。 　　“请你马上到《字林西报》给我发一个声明。” 　　《字林西报》是英国人在上海出版的历史最久的英文报纸。该报曾发表大量干预中国内政的言论。主要读者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 　　“好！”柳无垢拿好纸笔在宋庆龄对面坐定，“您说吧。” 　　柳无垢低下头去迅速地记录着，笔尖在纸上发出尖利的刷刷声。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1949年1月10日下午2点，穿着貂皮大衣、高筒皮靴，戴着水獭皮帽的李济深一行，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张闻天的陪同下，乘专列由大连抵达沈阳火车站。 　　在乘卧车从车站到旅馆的这一路上，艳阳高照，随处可见迎风飘扬的红旗，花花绿绿的彩旗、标语。在闹市区，锣鼓喧天，群众扭秧歌的队伍堵塞了道路，使汽车只能缓慢前行。人们兴高采烈地高呼着口号，一呼百应。 　　“庆祝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 　　“用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军！”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真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此情此景，不要说在蒋管区见不到，就是在香港也不能想象，使李济深恍然置身于二十多年前的大革命时期。 　　他们住进了沈阳最高级的旅馆，房间里的布置整洁、舒适、考究，给人以惬意温馨、宾至如归的感觉。李济深从李富春处得知，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沈阳的解放，原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已经搬到了沈阳。他擦了把脸，来不及休息，就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拜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最高负责人高岗。 　　随后，在一家高级宾馆里，李济深见到了满面凄容的李德全。 　　“任公……”李德全刚一张嘴就说不下去了，泪流满面。 　　“唉——太遗憾啦……”李济深也哽咽了，掏出手绢，频频擦着眼泪。 　　两人沉默地坐着，无声啜泣了好一会儿。 　　“什么时候回来的？”李济深打破了沉默。 　　“去年11月。在哈尔滨住了一段，最近才到沈阳。” 　　“孩子们……都好吧？” 　　“都好。三个孩子和一个女婿留在苏联了，苏联###允许他们免费上学。” 　　“嗯……”李济深踌躇了好一阵儿，才问，“焕章兄的遗体是……” 　　“苏联方面想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莫斯科，征求我的意见，我想，焕章的志愿是要回到解放区，参加人民民主革命，现在虽然不幸……”李德全哽咽了一下，“因为偶然的原因不能实现，我也要把他的骨灰带回解放区来，以遂他的心愿。因此，我决定将焕章的遗体火葬。” 　　“你这样做，很对！”李济深点着头说。 　　“去年9月6日，苏联政府派专机把我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医院接到莫斯科，第二天又派两架专机将焕章的遗体、赖先生和我的几个孩子接到莫斯科。在飞机场举行了迎灵仪式，由苏联高级将领主持，以隆重的陆军仪式进行了火葬。” 　　“很隆重吧？”李济深在脑子里想象着那场面。 　　“非常隆重。”李德全发自内心地说。 　　“那……我就放心啦。”李济深点着头，忽然询问，“遗骨……在这儿吗？” 　　“在。”李德全非常肯定地点头。 　　“那……让我看一看吧。” 　　“好，您等着。”李德全进里间去了。 　　不一会儿，李德全托着一个深褐色的骨灰盒，缓步地走了出来，仿佛托着丈夫的遗体。李济深立即起立，低头，向老友默哀。 　　“焕章，任公……看你来啦！”李德全声音颤抖着，仿佛是对活人那样说。 　　李济深伸出两手，手掌朝天，接过了骨灰盒。盒子很沉很沉，好像里面真的装着一个生命。他把骨灰盒紧紧地贴着自己的前胸。 　　“焕章兄，任潮来了！”李济深就像紧紧地拥抱着冯玉祥的身躯那样说。 　　眼泪啪嗒啪嗒地砸在地毯上，噗噗有声。 　　第二天，李济深参观了沈阳钢铁厂。外面天寒地冻，车间里热浪袭人，工人们挥汗如雨，铁水迸溅着火星迅速地奔跑着，把工人们那一张张庄重、专注的脸都映红了。听厂里的干部介绍说，在国民党占领沈阳期间，这里曾经是一片废墟，根本就不能生产。有人断言，这个厂子算是彻底完了，没有几年工夫根本就无法恢复。现在才不过解放了两个月有余，就恢复成了这个样子，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就像地下的岩浆一样爆发出来。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置信。工厂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跟共产党走就是光明！”“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用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军！” 　　李济深还参观了沈阳郊区一个村子“豆选”的过程。“豆选”是老根据地农民创造的一种民主投票的形式。选举时，候选人背对投票人，在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发给每个投票人一粒大豆，由投票人自己决定投在谁的碗里。最后计算票数，所有候选人碗里的豆子总数不能超过投票人的人数，以碗里豆子最多的候选人当选。选举现场贴着很多这样的标语：“一人一豆，豆多当选！”“民主选举，当家做主！”“投出庄严的一豆！”“选举你最信任的人！”这对李济深来说，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看得兴趣盎然。他觉得这是一个既严肃又充满了趣味的过程，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第一次享受到了民主的权利。 　　走出村庄，李济深看到原野上行走着长长的车队，其中有胶皮轱辘的大车，也有手推车。还有一队骑着高头大马、胸戴红布扎成的大红花的年轻人，后面跟着敲锣打鼓欢送的队伍，像是结婚娶媳妇的。李济深拦住一位车把式询问。 　　“老乡，打搅一下，他们干什么去呀？”李济深指着那些骑马的人。 　　“到队伍上去，当兵啊！” 　　李济深前后观察了一下，没发现有军人跟着他们。国民党拉壮丁的时候，为了防止壮丁半路跑了，经常要拿绳子捆着，有军人拿枪押着。 　　“他们……乐意去吗？” 　　“哎哟，还有不乐意去的？你看他们乐的！” 　　“不是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吗？”李济深想起这个谚语。 　　“哎呀，那是哪年的黄历啦？现在是‘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挑得可严啦，次一点的人家队伍都不要。你看小伙儿个儿顶个儿的多俊！那是刚结婚的，旁边跟着的是他媳妇儿。唉——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呀，也不在这儿赶车喽。” 　　“你们干什么去呀？” 　　“给队伍上送军粮啊！” 　　“谁的粮食呀？” 　　“自己打的。谁家的都有。” 　　“交出粮食……大家舍得吗？” 　　“舍得！‘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让解放军吃得饱饱的，打败了老蒋，全中国都是咱们的！” 　　当天晚上，李济深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济深于一月十日抵沈，诸承款待，至所感激。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 　　第七章创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 　　……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 　　1949年1月11日下午，毛泽东坐在西柏坡办公室的桌前，抽着烟，不时地喝口浓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着致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指示着他们与傅作义谈判的方针。师哲与阿洛夫进来了。 　　“主席。”师哲说。 　　“坐，坐。”毛泽东赶紧站了起来，指着椅子招呼着。 　　看着阿洛夫和师哲坐下，毛泽东才坐下，拿起烟盒给他们。 　　“来，吸支烟。”毛泽东知道，肯定是斯大林来电报了。 　　“毛泽东同志，”阿洛夫说，“菲利波夫同志1月10日发来了一封电报。” 　　“哦——那赶快念吧。”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阿洛夫把已译成俄文的电报交给师哲，师哲看着俄文翻译起来。 　　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同志：苏联政府在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关于要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冲突的照会。……我们想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停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中共是否愿意接受苏联调停？南京政府需要首先征求中共方面赞成苏联调停。如果南京政府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共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但内战不是由中共挑起的，南京政府必须承担战争的责任；……至于您访问莫斯科一事，很遗憾，您需再次将您的启程日期推迟一段时间。因为您访问莫斯科，敌人会用来破坏中共的威信，说它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当然，这种说法对中共对苏联都不利。 　　菲利波夫1月10日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忘记了吸烟。这真的是一封非常重要的电报！ 　　对于蒋介石的和谈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是不值得理睬的。蒋介石在军事力量强大的时候，恨不得一口吃掉共产党。那个时候，他不要和平。现在，他败局已定，行将覆灭，又提出了要“和平”。这个“和平”不是别的，就是让革命就此止步，让反动派不要绝种。这个道理，现在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了。就连过去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民主党派也没有疑问。万万没有想到，苏联对这个建议却这样积极。而且提出了苏联乐于接受的两个方案，一个是排除美国由苏联居间调停，一个是由中共直接跟排除了战犯的国民党谈判。这两个方案都不可取…… 　　在顺带提及的出访时间上，这封电报倒是终于坦率地说出了苏联一再往后拖延的顾虑。这个顾虑比以前的来电所说的那些理由要令人信服得多。如果苏联有这样的顾虑，那与苏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磋商怎么办呢？ 　　“毛泽东同志，您怎么答复呢？”阿洛夫问。 　　“呃……”毛泽东这才发现，香烟已经烧手了，他赶紧把短短的烟头按灭在炮弹皮烟灰缸里，“阿洛夫同志，这封电报很重要，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说着又转向师哲。 　　“麻烦你把这封电报译成中文，我要好好看一下。” 　　“好。”师哲说着，从上衣兜掏出钢笔，把电报工整地译写在一张信笺上。 　　当天晚上9点，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聚集在毛泽东办公室开会。 　　“去年年底，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我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那表明了我们要向全国进军，绝不半途而废的立场。今年1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社广播了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提出了和谈的建议。1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我写的社论，拒绝了他的建议。本来，这件事就过去了……”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可是，今天下午，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建议我们接受和谈，请弼时同志念一下。”毛泽东说。 　　任弼时念完电报后，大家都思索着，沉默着。 　　“大家议一议吧，斯大林的主张与我们不一致啊，都说说自己的意见。” 　　“苏联同志对中国国内形势不十分了解，”朱德说，“特别是目前军事上国共双方的对比情况，他们可能以为，我们的解放军还是山沟里的游击队哩。” 　　“斯大林同志在镇压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时，”刘少奇介绍说，“错误地滥杀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不能不影响到目前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我们在目前形势下已经完全具备了彻底打垮反动派的能力。但为了防止意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斯大林同志的理解。”周恩来说。 　　“我主张坚持我们的立场，对苏联同志说明我们的立场。”任弼时说。 　　夜深了。外面，北风强劲，刮着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哨子一样的呼啸声。屋里，由于气温低，离炭火盆稍微远一点，就感觉不到些微热力。脚尖冻得生疼，或者写一会儿就得起来踱踱步子，或者需要把炭火盆放在脚旁边。手也冻拘挛了，需要攥紧伸直地活动一下，或在炭火盆上烤一烤才灵活。毛笔上的墨都涩滞了，结成了小小的冰粒，需要哈哈气才好使。 　　在为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淮海前线起草了几封电报之后，毛泽东开始起草给斯大林的复电。 　　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两条：第一，拒绝苏联调停。第二，拒绝跟国民党和谈。理由是和谈只能在革命队伍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弊大于利。 　　1949年1月12日晚9点，西柏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室里的灯泡明晃晃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在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都在。他们围着屋子中央的木桌子坐了一圈，桌子上摆着一个炭火盆，一个竹皮暖水瓶，每个人面前都放着自己的茶杯。朱德、周恩来不抽烟。毛泽东、刘少奇抽着纸烟，任弼时抽着烟斗。烟雾缭绕，屋子里既有烟斗的烟丝那种馥郁的香气，有茶杯里的茶叶散发出来的不容易察觉的悠悠的暗香，也有比较低级的纸烟燃烧时散发出来的那股呛人的烟味…… 　　“昨天夜里，不，今天凌晨，我根据我们的立场和大家的意见给斯大林回了封电报。电报发出去了，但是我今天想了一下，感觉不太踏实。现在，请大家再来议一议。这两封电报请弼时同志先念一下。” 　　任弼时接过毛泽东递过来的两封电报，先念了斯大林的来电，再念了毛泽东的复电。念完之后，他把电报放在桌子上，叼着烟斗抽起烟来。刘少奇拿过斯大林的来电，细细地研读起来。屋子里一阵沉默。 　　“大家议一议，斯大林的建议有没有道理，我的回电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 　　“在这两封电报中，我还是更同意主席回电的立场。”任弼时这个最年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开了第一炮，“苏联太维护蒋介石。当初对我们就不太支持……” 　　“是啊，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时候，我们派大批同志抢占东北，苏军对我们公事公办，说是应该把东北移交给蒋介石。当时，我们去那里的同志一度很困难。” 　　刘少奇说着，抽了一口烟，仿佛思绪又回到了两年多前。 　　“后来……人家不是变了嘛……”毛泽东抽着烟思考着，慢悠悠地说。 　　“那是因为蒋介石跟着美国反苏，苏联没有了退路，也只好支持我们。”任弼时说。 　　“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不干涉内政。”周恩来说。 　　“我想起《西游记》来了，每当一个妖精要被打死，都有神仙出来保护。”任弼时说。 　　“倒不如接过和谈的牌子，针锋相对地开出我们的和谈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国内外觉得合情合理，国民党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他们如果接受，那我们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了，何乐而不为？不能接受，和谈不成的责任就不在我们这一边了。”刘少奇说。 　　“唔，这样也行……也许更妥当些。”朱德说。 　　“少奇同志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任弼时说。 　　“关键是我们提什么条件。”周恩来说。 　　“好吧，”毛泽东考虑了一会儿说，“那……我们就拉一下条件吧。” 　　“惩办战犯。”刘少奇说。 　　“改造军队。”朱德说。 　　“废除伪法统。”任弼时说。 　　“召开政协会议，最好也作为一项条件。”周恩来说。 　　“好哇！”毛泽东说。 　　这是一篇2500字左右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声明》首先详细回顾了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的过程，回顾了蒋介石在这两年多遭受的惨败；然后，分析了蒋介石提出和谈建议的真实动机。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起草完这篇声明的时候，东方已经亮了。 　　1949年1月13日，张群和黄绍竑受白崇禧之邀，坐着“自由号”专机来到汉口。白崇禧请张群向蒋介石解释，他发电报只是为挽救危局着想，并无心与中共勾结。张群在汉口住了一夜，第二天乘原机返回南京。 　　1月14日上午，白崇禧送走了张群，在他的卧室里召开了桂系的秘密会议。 　　“这回同老蒋闹翻了。”白崇禧首先发言，“徐蚌会战一结束，他迟早一定来收拾我们。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是他的御用工具。我们一向是搞军事的，对于党务没有什么经验，以前我们屡次失败，都是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全靠枪杆来干。这回就大大不同了，不但要对付国民党内部，还要同中共打交道。你们看，怎么行呢？我的意见，李任公一向反蒋，他团结了一些民主力量，与中共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你们看好吗？” 　　在座的人一致表示赞同。于是，推举人用白崇禧的名义起草给李济深的信，写出的两稿大家都不满意。 　　“与其写信，倒不如派个与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黄绍竑建议说，“当面说明这里的情况，比写信要好得多。” 　　“有道理，”白崇禧想了一下，对黄绍竑说，“这个重要使命只好请你负担。” 　　“好吧，我去。李任公离开上海时对我说过，他到了香港一有机会就要去解放区。如果李任公已经离开了香港，我可不可以同中共驻港负责人接头呢？” 　　“我看可以。”白崇禧说。 　　1949年1月14日晚，新华通讯社广播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与此同时，阿洛夫和师哲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一看他们来，毛泽东就知道是斯大林回电了。1月12日自己的去电与苏联的立场距离很大，一定是斯大林再次来电重申他的想法。现在，我们已经根据苏联的建议改变了对和谈的态度，苏联方面还不知道。 　　“菲利波夫同志回电啦？”毛泽东问。 　　“不是，”阿洛夫摇摇头，“是他1月11日发出的对1月10日电报的补充电报。”阿洛夫说着把译成俄文的电报交给师哲。师哲流利地用中文译出。 　　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同志：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南京政府意见的答复，旨在阻挠和谈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国民党是不会和谈的。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估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谈，国民党反而变成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日的和谈阴谋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了。 　　菲利波夫1948年1月11日 　　听了这封来电，毛泽东很高兴，中共与苏共的立场完全一致。对蒋介石和谈建议的处理，从出发动机到具体做法都如出一辙。 　　“师哲，把这封电报再译一遍，说慢一些。”毛泽东嘱咐着。 　　1949年1月15日上午11点，黄绍竑回到香港家中，立刻打电话给黄琪翔，邀请他到家里来面谈。 　　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曾任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第11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中央副主席。 　　黄琪翔很快就来了。他虽然51岁了，但仍眉清目秀，显得年轻，是典型的广东小生脸。上唇的小胡子也不能使他显得更老成一些。章伯钧称他是民主党派的三大美男子之一。 　　黄绍竑简要地谈了南京和武汉的情况。 　　“御行兄，我这次来香港的任务，就是请李任公去武汉。”黄绍竑说。 　　“很可惜，季宽兄，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半个月前去北方了。” 　　“李任公走后，香港的民革谁负责呢？”黄绍竑问，“你有没有跟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的途径？” 　　“我也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驻港负责人接头，我还有办法。” 　　黄琪翔说着拨通了杨建平的电话。 　　“建平兄，季宽兄回到香港了，他是代表白健生来的，想见中共负责人，你能不能安排一下？好，好。” 　　“他约定下午4点在他家会面。”黄琪翔放下电话对黄绍竑说。 　　下午4点，黄绍竑与黄琪翔来到坚尼地台10号杨宅。黄绍竑一见杨建平，原来也是熟人，杨建平在陈铭枢当交通部长时当过全国邮政储金储汇局局长。不一会儿，潘汉年来了。 　　“季宽先生，你好！我姓潘，是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 　　黄绍竑把南京、武汉的情形向他说了一遍。 　　“关于南京和武汉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潘汉年说，“白崇禧可能反蒋。但是，这样的大事我不能做主，必须打电报向延安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季宽先生在香港等待几天吧。” 　　1949年1月15日下午2点，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小屋子里，抽着烟站在墙上的天津市地图面前，研究着双方的态势，等待着最新的战报。 　　“战斗进行多长时间了？” 　　“嗯……14日上午10时开始的，到现在……”周恩来看着手表计算着，“已经28个小时了。” 　　“因为我们尽量避免使用大炮等重武器，伤亡肯定大呀。”毛泽东担心地说，“傅作义利用我们害怕破坏大城市的心理，偏偏躲在大城市里跟我们较量。他是想用天津试试咱们的攻坚能力和战斗决心哪。” 　　“根据情报，傅作义昨天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使用炸药抵抗呢。” 　　“我倒要看看他能抵抗多久。在大城市打仗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失，要比在乡村甚至小城市里打仗的损失大得多，因此，对于前者的首领也要加重处罚。” 　　情报科长进来了，把一封电报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下递给毛泽东。 　　“这是傅作义刚刚给与林、罗、聂谈判的邓宝珊发的电报，说‘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破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让邓宝珊要求我方停战。” 　　“岂有此理，这个傅作义，他自己不下令停战，却让我方停战。口口声声要和平，却没有实际行动……”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儿，把小半截烟在鞋底子上捻灭，装进右下兜里，“好，我替林、罗写一篇致傅作义的通牒。李涛，请你们马上开出自内战爆发以来，傅作义所部占领的解放区的名城、重镇、县城的名单来。” 　　“好，我马上跟资料科一起办。”李涛说着走向资料科的桌子。 　　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摘下铜毛笔帽，一边在铜砚台盒里蘸墨、掭笔，一边构思着，然后，毛笔就在稿纸上疏密有致地写了起来。 　　毛泽东首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邓宝珊可留他多住一天，将一个正式文件交他带回给傅作义，此文件……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 　　毛泽东把这封电报放在一边，开始起草这个正式文件。 　　傅作义将军：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反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 　　李涛拿着一张纸过来了。 　　“主席，一共77个地方……” 　　“好，来得正好！” 　　毛泽东把这77个地名一个不剩地都写上去了。由于这篇公函历数了内战以来傅作义所部犯下的罪行，就使人感觉口气特别严厉。公函提出了两条自赎之道，“自动放下武器”，或“离城改编”。限定傅作义答复的时间是“由1949年1月17日1时起，到1月20日12时止”。对拒绝以上提议的警告是“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时间是“1949年1月16日”。 　　这篇公函洋洋洒洒1700字，写完的时候已经是晚8点钟了。 　　李涛拿着几封电报过来了。 　　“天津攻下来了！”李涛说着把电报递给周恩来。 　　1949年1月16日凌晨3点，北平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在昨晚8点发出的指示电和《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他们读了一下《公函》，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手笔，不用说，态度严正，口气严厉，在傅作义负隅顽抗的时候，交给他是最合宜的。 　　同时，电报中还指示“你们应迅即准备派出适当代表带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懂我们的全部策略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一直参加这个谈判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担任这个代表。 　　当天下午1点，解放军平津前线的三位最高首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驱车来到通县五里桥，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周北峰谈判。苏静担任记录。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态度十分和蔼，没有胜利者的骄矜。邓宝珊、周北峰的态度十分诚恳，没有虚与委蛇的成分。这次谈判气氛和谐，双方都表现出很大的诚意，因而取得重大突破，很快达成一致，并签订了《通县五里桥和谈初步协议》，可谓皆大欢喜。 　　邓宝珊55岁，甘肃天水市人。曾任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华北“剿总”副司令。 　　在这次谈判中，林彪的口袋里一直装着毛泽东起草的《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林彪原来准备谈不拢时就交给邓宝珊，让他转交傅作义，可谓顺理成章。可是，谈判的气氛非常融洽，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很快就签订了《和谈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封疾言厉色的信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不但已经没有了转交的必要，而且转交肯定会破坏气氛引起误会。所以，这封信也就始终没有掏出来。 　　1949年1月16日上午9点，费孝通、张东荪和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乘车从北平八大处出发，汽车向南偏西方向行驶，一路走的大多是农村坑坑洼洼的土路，车尾卷起老高的烟尘。下午5点半左右，到达了贴近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乡村——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费孝通38岁，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清华大学教授。张东荪63岁，浙江杭县人。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燕京大学教授。严景耀44岁，浙江余姚人。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44岁，广东新宁人。社会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燕京大学教授。 　　下车后，警卫人员把他们领进了饭厅。饭厅朴素、干净，摆着几张普通的方桌，方桌旁放着长凳。不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来了。周恩来将他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与他们亲切地握手问好。然后，大家分坐在两个方桌旁进餐。席间，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使民主人士们拘谨的心情逐渐地松弛起来。 　　饭后，四位民主人士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围坐在书桌旁，与毛泽东交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谈话。 　　“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毛泽东说。 　　“毛先生，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的确有些人主张和谈，主张划江而治，希望造成‘南北朝’的局面。”雷洁琼说。 　　“当前，摆在中国人民、民主党派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派，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要使革命半途而废，就是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反扑过来扼杀革命，使中国又回到黑暗的世界。我们很快就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人民的共和国了。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泽东说。 　　“是啊！”四位民主人士频频点头。 　　“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生活怎么样？”毛泽东问。 　　“还可以，比前两年的情况还好一些。”费孝通说。 　　“那就好。等全国解放了，恢复了经济建设，情况会更好些。现在学校里的课程能够正常进行吗？”毛泽东问。 　　“可以。我们燕京的课程在正常进行。”严景耀说。 　　“我们清华也在正常教课。”费孝通说。 　　“是否还有清朝的翰林、进士？请你们推荐人才呀。”毛泽东说。 　　“嗯……我没听说。回去了解一下。如有人才一定推荐。”张东荪说。 　　“张先生，留在上海的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危险？” 　　“听说还好。张澜跟张群是同乡，在四川实力派中有影响，罗隆基与司徒雷登关系不错，还不至于有危险。”张东荪说。 　　“现在大学里师生们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在解放前夕，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很困苦，但大家仍然坚守岗位等待解放。有的人在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去南京的时候都拒绝离开。当时，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组织了护校运动。”费孝通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毛泽东高兴地说。 　　“为了抗议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去年6月15日，燕京230名学生拒绝领取美国提供的营养补助，6月19日，张奚若、朱自清、吴晗等110名清华教职工联合发表拒绝美国‘救济’的严正声明。朱自清先生生活很困难，他又有重病，仍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在他逝世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严景耀说。 　　“朱自清先生真有骨气，真是当今的叔夷、伯齐呀！”毛泽东的眼圈红了，沉默了好一会儿，“燕京大学的美国教职员现在怎么样？” 　　“他们中不少人过去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现在也耷拉脑袋了。但也有好的，有个叫夏仁德的美国老师，在国民党派兵进校抓学生的时候，他把8名学生藏在自己的屋里，并且帮助他们逃跑。”雷洁琼说。 　　“要把美帝国主义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毛泽东说，“美帝以帮助国民党的方式来侵略中国，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关系，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 　　四位民主人士深深点头。 　　回到了宋庄，林彪的脑子里还一直转着毛泽东起草的《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这件事。他觉得，不交这封公函也有问题。首先，毛主席对问题有通盘考虑，且极其缜密，在军委指示电里已有“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此文件……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等语，不交就违反了中央的明确指示。再者，虽说已经签订了《和谈协议》，但仍然是纸面上的，万一将来傅作义不兑现，中央要追究起致傅通牒的下落，责任就全在自己身上了。 　　林彪与罗荣桓商量，罗荣桓权衡了利弊，也认为还是以转交为好，虽然《公函》的态度严厉了些，但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可以用这是《和谈协议》签订前所写的来解释。 　　当天晚上7点，林彪吃完晚饭，穿上军大衣，把那封《公函》装在大衣的口袋里，坐着吉普车从宋庄来到五里桥傅方谈判代表的驻地，将《公函》交给了邓宝珊。 　　林彪刚走，邓宝珊从他的表情和做法里，感觉这封信有点蹊跷，马上掏出信来看。说实在的，这封信把他那刚签订了《和谈协议》的好心情扫除了大半。今天下午，中共方面的三位首长都是和颜悦色，使人如沐春风；可是这封信里的口气却这样严厉，好像是当头一棒。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马上找来同为谈判代表的周北峰和参与谈判的刁可成，请他俩传阅了这封信。周是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刁是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的政工处长。 　　“你们感觉如何？”邓宝珊的表情就像是一个医生询问重病的患者。 　　“不好，”周北峰连连摇头，“措辞太严厉了，而且全是指责性语言。” 　　“与其说是公开信，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呀！”刁可成说。 　　“好吧，既然你们都这样看，我跟苏静先生谈谈。” 　　邓宝珊来到苏静的房间。 　　“邓先生，请坐。”苏静忙站了起来，热情地说。 　　“苏先生，刚才林司令送来一封信，”刚一落座的邓宝珊没有任何客套，“让我转交给傅先生。我看了一下，是林司令和罗政委写给傅先生的。我觉得，信的口气太严厉了。根据我对傅先生的了解，他若看了这封信，很可能想不通，那就会影响北平的和平解放，咱们忙碌了这么多天的和谈成果，也就功亏一篑了。” 　　苏静既没看过这封信，也不便索阅这封信，而且，他觉得林总既然这样做，一定有这样做的道理，自己作为下级，也不好说什么。所以，他只是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没说。邓宝珊走后，苏静考虑，邓宝珊是从和谈大局着想，是好意，他反映的情况很重要，还是要让上级及时掌握才好。 　　这么想着，苏静立刻坐吉普车摸着黑从五里桥来到了宋庄。 　　“林总。” 　　“你怎么回来啦？”林彪有些惊讶。 　　“邓宝珊刚才找我，说您让他转给傅作义的那封信，口气太严厉了，傅作义很可能想不通，那就会影响和谈大局。您看……” 　　林彪想了一会儿。 　　“措辞是有些严厉。这样吧，在明天入城的途中，你用个人谈话的方式，让邓宝珊采取对事态发展有利的办法。也可以先找傅作义谈，如果一切都顺利解决，就可以不交通牒。如果谈得无效，就交通牒。总之，一切都由邓先生看着办。” 　　1949年1月16日晚，前北平市长何思源来到北平中南海傅作义官邸，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也在座。 　　“自从天津解放，我觉得北平人有些心安，”何思源说，“天津之战测出了人心。天津西有北平大军，东有塘沽，有河有海，并不太孤立，解放如此之快，大出人们意料。这说明国民党兵不愿打了，北平处于绝对孤立。北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现在到了赶快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决定明天中午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你明天早上在惠东的陪同下先拜访各军军长。18日你作为代表出城到解放军前线总部正式表态。”傅作义说。 　　“我们见了解放军，应该如何说明你的态度呢？” 　　“你就说傅作义服从人民！”傅作义毫不迟疑地说。 　　1949年1月16日晚，蒋介石邀请邵力子、张治中、张群、吴铁城和民社党负责人张君劢、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到黄埔路总统官邸吃晚餐。 　　“毛泽东14日对时局的声明，列位怎么看？”蒋介石问。 　　“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孙科说，“要和谈就应在对等的地位上才能进行，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 　　“三大会战结束，人家本来就是战胜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邵力子说。 　　张治中一看蒋介石的脸色阴沉了起来，连忙转移了话题。 　　“今天主要是听民青两党的意见，我们党内改天再谈吧。” 　　在当天的日记里，蒋经国写道：“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 　　1月17日上午9点，国民党中政会讨论和谈问题。蒋介石没有参加，由孙科主持。在会上，邵力子、张治中主张与中共和谈，谷正纲、张道藩主张继续跟中共作战，双方唇枪舌剑地争论了半天。从此，邵力子、张治中被视为“国民党主和派”。 　　1949年1月17日上午9时，天空晴朗，没有风。一辆吉普车驶出了解放军控制的通县五里桥，驶向傅作义军队控制的清河镇。邓宝珊、刁可成和苏静坐在车上。两旁光秃秃的树飞快地向后掠去。邓宝珊回去的心情比来时轻松了许多，觉得车子也跑得轻快。苏静则感到了肩头上的一份沉重。 　　“这次谈判气氛很好，又顺利达成了协议，真是难得呀！那封信嘛，我们几个昨天晚上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先不交给傅先生，免生意外。”邓宝珊说。 　　“交不交，何时交，由邓先生定夺。只要对事态的发展有利。”苏静说。 　　邓宝珊会心地向苏静点了点头。他知道，苏静的意见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昨夜他一定请示过上级了。 　　1949年1月17日上午10点，中国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一分不差地来到了苏联外交部。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约见他，也不知是什么事。反正最近国内的战局很不妙，军人们就像传染上了瘟病，连连告警。外交部来电让他盯着苏联对国内请求其调停内战的1月8日照会的答复。从时间上来估计，八成是苏联政府对国内请求其调停内战的照会有了回音。 　　对于这件事，傅秉常自己觉得有一点儿“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意思。得势的时候完全趴在了老美的身上，肆无忌惮地反苏，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又求人家出来帮忙。苏联不幸灾乐祸就是好事，还能指望它帮多大的忙呢？ 　　一见面，维辛斯基没有一句寒暄，就公事公办了。 　　“大使先生，我奉苏联政府命令，向您转交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请求其充当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调停人的书面复函。” 　　“谢谢外交部长先生。” 　　维辛斯基客客气气地双手拿着复函，傅秉常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复函。 　　“那贵国的意思是……”傅秉常想从维辛斯基的嘴里掏出一点苏联政府在外交辞令之外的意图，现在，这是国内最急于知道的。 　　“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充当上述备忘录中所说的调停人是适宜的。……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 　　维辛斯基完全是一副职业面孔，就像学生背书似的机械地动着嘴巴，一连串的俄语单词像连珠炮那样不停顿地流了出来，都是复函里的原话。这家伙，都这把年纪了，记性真不错！傅秉常想。 　　1949年1月17日中午，在北平新华门对面的北平参议会，召开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了七省市参议长、北平市长、国民党驻北平军队的将官、一些记者，还有一些中统、军统特务。 　　刚从南京回来不久的何思源介绍了南京正在酝酿和谈的情况，他还提了三点建议：一、要求把北平改称北京。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三、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与会者都表示赞同。会议决定，把这三点写入通电，同时发给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中共毛主席；何思源作为人民代表，第二天出城正式与解放军接洽。 　　何思源下午回到家，见到了中共北平地下党常与他联系的张均和另一个人。 　　“何先生，中共北平工作的负责同志派我们来提醒您，多加警惕，因为明早要出城，防备今夜有危险。”张均说。 　　“谢谢你们，我会注意的。也请转告负责同志。”何思源说。 　　何思源进到屋里，夫人何宜文和两儿两女都在等着他，听他带回来的新消息。 　　“我明早出城，北平问题就要和平解决了。准备庆贺吧。”何思源说。 　　“太好了！”孩子们欢呼说。 　　何宅是前、中、后三进的院子。前院住门房和几个手下人，后院住几个女用人和厨师。何思源一家六口住中院正房，正房三间，中间是客厅，两边连两间耳房。何思源夫妇住东间，两个女儿住东耳房，两个儿子住西耳房。 　　天黑了下来。何思源不知道，保密局的处长叶翔之三天前带着四个特务秘密飞赴北平，亲自指挥这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此刻，特务们穿着没有番号的军大衣，在附近等待夜深人静时闯入何宅开枪打死何思源。保密局北平站豢养的著名飞贼段云鹏，此刻正潜伏在何宅中院正房的房顶上观察动静。 　　何思源全家一直没睡。半夜时分，七省市参议长又涌了进来，商谈与解放军接洽的事宜，大家兴奋地谈论着，而且一时半会儿没有走的意思。这使叶翔之不得不改变闯入开枪的计划，只能采取第二方案，由段云鹏在何家屋顶安放定时炸弹，炸死何思源。 　　“谈的时候不短了，列位是不是都饿啦？”何思源看看手表问。 　　“嗯，我是有点饿了。” 　　“我也有点儿。” 　　“我还行。” 　　“这样吧，我家里还有几只德州扒鸡，味道很不错，请列位品尝一下，也预祝明天出城接洽顺利。”何思源建议说。 　　“好，好，好。”大家都说。 　　“李秘书，你去告诉老王，热几只扒鸡端上来，让朋友们品尝。”何思源说。 　　李秘书刚出门就回来了，神色有些紧张。 　　“何先生，我听见点动静，好像……房上有人。” 　　“走，咱们出去看看。” 　　何思源拿着手枪和手电筒，跟着李秘书出了房门，在院子里、屋顶上照了照，没发现什么异常。这时，何思源想起张均的忠告。 　　“走，咱们到后门去。” 　　何思源带着李秘书打开了后门。他想，万一出事可以从这儿逃出去。 　　何家好不容易躺下的时候，已经是18日凌晨两点。凌晨3点，东耳房屋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何思源与两个儿子惊醒后马上从床上跳起来，冲进东耳房救人。这时，正房屋顶床头又是一声巨响，浓烟弥漫，弹片、砖头、木屑乱飞。东耳房屋顶被炸了一个洞，房梁震落，砸在何思源上女一中的二女儿何鲁美身上，使她当场遇难。何家的其他五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伤。如果两颗炸弹同时爆炸或者正房的炸弹首先爆炸，那何思源就有生命危险，而且何家死的人会更多。为防特务再次行凶，何思源到在协和医院的地下室。 　　1949年1月17日晚，毛泽东在西柏坡办公室刚刚起草了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来电的复电，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阿洛夫和师哲就进来了。显然是斯大林来了电报。 　　的确，由于在写这封电报时，斯大林还不知道中共已决定和谈，并且公布了八项和谈条件，这封电报里所谈的一大部分关于和谈重要性的内容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就显得是在无的放矢。值得注意的是在电报里，斯大林明确提到了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可能性，反映出恐怕是苏联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深深忧虑。 　　倒是在这封电报结尾，斯大林提出的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同中共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举行会谈的建议，使毛泽东很感兴趣。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建设性的提议。因为除了苏联有顾虑之外，自己在事实上也走不开，现在又提出了和谈的问题，就更走不开了。这样，由苏联派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中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49年1月18日上午，北平市参议会开会，决定仍然派和谈代表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并派代表到协和医院探望何思源。 　　“何市长，大家开会决定，还是要出城与解放军接洽。您这伤……” 　　“和平是大事，我个人挨炸是小事，不能因小失大。我的伤再重，就是走不动了，找人抬着我也要出城去参加和谈。我就是为此而付出生命，也是光荣的。” 　　当天下午，何思源缠着绷带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半路上遇到的北平市民和蒋军士兵都纷纷向他表示慰问，还有人向他伸出大拇哥说：“何市长，你做得好！” 　　对于这次暗杀事件，南京国民党造谣说：“这是中共攻城，打击和平使者。” 　　在南京总统官邸，蒋介石向着毛人凤，生气地抖动着刚出版的报纸。 　　“怎么回事？我让你们干掉何仙槎，你们却干掉了他的女儿！” 　　“嗯……原来想用手枪狙击，但怕特工被抓住，所以，就改成用定时炸弹。” 　　“连杀一个人都杀不掉，真是废物！要你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用？” 　　“学生再派人去……” 　　“晚啦！何仙槎还等着让你们去杀呀？” 　　回到保密局，毛人凤找来了叶翔之。 　　“没杀死何思源，校长很生气。你们是怎么搞的？” 　　“定时炸弹是北平站豢养的著名飞贼段云鹏放的，应该说是万无一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没有炸死他，却炸死了他女儿……” 　　“都怪你没有按我的意思在路上狙击，为了特工的安全而误了大事。牺牲个把特工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 　　1949年1月19日上午10点，黄启汉来到白崇禧在汉口的官邸。白崇禧立刻屏绝了一切手下人，两人坐在紧挨着的两个单人沙发上。黄启汉从贴身的衣服里拿出了李济深托他转交给白崇禧的绫条。 　　“健公，这是任公让我转交给你的。” 　　白崇禧接过绫条，急急地看了起来。 　　“太好啦！”白崇禧喜出望外，“你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这封信的事情。” 　　“好好好。”黄启汉稍显尴尬地唯唯诺诺。 　　在路过衡阳的时候，黄启汉遇到桂系的另一位立法委员李任仁，李任仁说他应白崇禧之邀专程从桂林来武汉商量要事。黄启汉相信李任仁同意任公的观点，就悄悄地让他看了这封密信。 　　“根据任公和我在香港谈话时的分析，”黄启汉继续说，“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桂系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严肃、慎重地考虑。” 　　“对对对，”白崇禧频频点头，“我也是这么认为。” 　　紧接着，黄启汉就把李济深对他说的那番话详详细细地转述了一遍。 　　“任公讲得都对，”白崇禧说，“自从东北战事失利，继之徐州告急，我就看出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所以，我发电报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停止作战，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同时，湖北、河南等省参议会也发出电报要求和谈。我要季宽去香港，就是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的。可惜晚了一步，任公北上了。” 　　“我在香港见到季宽兄了，但他没跟我说去香港是这个目的。”黄启汉说。 　　“这封信你没告诉季宽吧？” 　　“没有。” 　　“好。一定要保密，一定要保密啊！跟谁也别说。你暂时……最好也少露面。”白崇禧一再嘱咐。 　　1949年1月19日下午3点，蒋介石穿着深蓝色的中山服，脸色阴沉，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会议室召开会议，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参加会议的人有孙科、陈立夫、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吴忠信、吴铁城等。 　　“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他的目光扫了扫张治中和邵力子，“所提出的条件，那是什么条件？那不是和谈的条件，是招降的条件，是哀的美敦书！这些条件，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蒋介石停顿下来，看看大家的脸，然后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白水。 　　“我建议由行政院发一个决议：政府希望国共双方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孙科说。 　　“我让王世杰照会美苏英法四大国，请他们出面调停。美国不同意，苏联也不同意，英国和法国的态度不明确。徐蚌会战已经结束，杜聿明余部三万多人自陈官庄西南方向突围，最后全部被###消灭。局面发展到这步田地，我个人引退已无遗憾。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你们研究。” 　　蒋介石清了清嗓子，又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白水。 　　“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跟中共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蒋介石故意顿了一顿，好像是告诉大家他是主张前边这个的，“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 　　蒋介石停住了话茬，望着大家的脸。可是，在座的人都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萨，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蒋介石忽然明白了，他已经成了和平祭坛上的祭品，沉重的十字架已经压在他身上了，不管他扛得动还是扛不动，只能挣扎着往前挪，如果摔倒了就得被压死。他感受到耶稣吃最后的晚餐时的心情。 　　1949年1月19日晚，在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里，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坐在炭火盆的对面，一边烤火一边谈论着。 　　“现在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多少啦？”毛泽东抽着烟问。 　　“著名的民主人士嘛……”周恩来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有五六十位了。” 　　“真不少了。”毛泽东思忖着，点着头说。 　　“还在陆续北上，每一船都能来十几、二十几位吧。” 　　“都是在香港的吗？” 　　“主要是在香港的，还有一些南方城市转道香港的人。” 　　“这条航线……算是立了大功喽！”毛泽东感叹地说。 　　“是啊！香港分局做了很多工作。” 　　“民主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除了香港，就是上海了吧？” 　　“对。” 　　“上海转道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多不多？” 　　“不多。” 　　“为什么？” 　　“一是离香港比较远，二是国民党特务监视得很严，行动不便。” 　　“唔……”毛泽东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恩来，你看，需要我写信邀请的民主人士还有哪些呢？” 　　“嗯……”周恩来思考着，“我想到了三位。” 　　“说说看。” 　　“一位是孙夫人。” 　　“应该，应该，国母啊！我一会儿就写，以我们两个的名义。” 　　“还有两位侨领。” 　　“那我知道了，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南洋侨领陈嘉庚。” 　　“对，”周恩来笑了，“主席记得真清楚。” 　　“不是记得清楚啊，我刚收到司徒美堂先生去年10月23日的一封来信，正打算回。嘉庚先生是来过延安的老朋友了，还能忘嘛。我写。” 　　“刚刚收到潘汉年给我和李克农来的电报，说桂系大员黄绍竑最近到香港找到他，替李宗仁、白崇禧问我们党对时局的态度，说李、白跟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早就想投身人民革命。白崇禧还想跟刘伯承、邓小平接洽……” 　　周恩来说着把电报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起来。 　　“噢——这是个重要的动向。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不是正在谋求取代蒋介石的位置吗？” 　　“是啊，只要蒋介石下野，接替的肯定是李宗仁了，他是副总统嘛。” 　　“这是美国导演的一出戏，变换一下台上的主角，目的是阻止我们南下。” 　　“这封电报怎么回？” 　　“我回。” 　　“那主席就辛苦了。” 　　“写几个字，算不得辛苦。恩来，现在蒋介石放出和平空气，特务会不会收敛一些，这是不是一个接孙夫人北上的时机啊？” 　　“我给潘汉年他们去电报安排一下。” 　　夜深了，毛泽东在灯下给宋庆龄写信。告之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热切盼望宋庆龄能北上，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第八章和平解放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使文化古都没遭受破坏，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会亏待。 　　1949年1月21日下午，在汉口的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引退，以李宗仁代总统的通电。晚上，又收到了蒋介石从溪口给他打来的电报：“数十年袍泽，同生死共患难，临去不胜依依……”白崇禧嗤之以鼻，让黄启汉随便拟个复电给他。 　　当天晚上，白崇禧邀请几个桂系亲信在他的办公室里密商。 　　“老蒋干不下去啦，”白崇禧说，“要德公做挡箭牌。看样子，他还要在幕后控制的。但事已至此，只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实现停战和谈。” 　　“要和谈，首先就要对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表明态度，”立法委员李任仁说，“我看华中五省先停止征兵征粮，以表示要求和谈的诚意。” 　　李任仁63岁，字重毅，广西临桂人。清末秀才。曾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一、二、三届议长。参与发起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白崇禧恶狠狠地瞪了李任仁一眼。 　　“还未开始谈，怎么能够停止征兵征粮呢？万一谈不成，怎么办！” 　　李任仁不敢再说了，其他人也都不做声。 　　过了好一会儿，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李品仙打破了沉默。 　　“还是看看八项条件吧。‘第一条，惩办战犯’。我认为，这就不能接受！” 　　“没错儿，惩办战犯，等于把我们一网打尽，这怎么受得了？”白崇禧说。 　　“惩办战犯的问题，”李任仁说，“无非是明确战争责任的问题。讲到个人，只要促成和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就可以从战犯变为功臣。” 　　“这是我们自己这样讲的，”白崇禧立刻反驳说，“哪个能保证，咹——？” 　　“重老说的还是对的，如果只同意七条，不同意第一条，显然会给人看出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战犯之列的关系，这就太不漂亮了。”刘斐显然指的是白崇禧。 　　刘斐51岁，字为章，湖南醴陵人。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 　　“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和谈。”黄启汉补充说。 　　“唉……看来，不同意也得同意喽。”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感叹地说。 　　“我看也是这样。”桂系的立法委员韦永成说。 　　“那……好吧，那就接受这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吧。”白崇禧答应得很勉强。 　　散会了，别人都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了白崇禧和黄启汉。 　　“启汉，你马上给我起草一个简短的讲话稿送到武汉各报社，让明天见报。明天，我派一架飞机送你去南京见德公，让他马上送你去北平与中共联系。” 　　1949年1月21日夜，香港轩尼诗道一座普通小楼的房间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几位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刘晓正在召开会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主持。 　　“刚刚接到的中央指示电和毛周致宋电，大家已经看了。”方方说，“非常重要，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不要向任何人泄露。因为关系到孙夫人的安全。” 　　“我同意方方同志的意见，保密是最好的安全措施。孙夫人不是一般人物，无法替代。同时，中央的指示电已经说得很细了，我们要认真地逐条落实。”潘汉年说。 　　“我们的任务其实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给孙夫人送信，第二个步骤是送孙夫人北上。咱们具体商量一下怎么样来实施这两个步骤。”方方说。 　　“我看第一个步骤相对容易，难的是第二个步骤。对第一个步骤，中央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嘛，让廖梦醒译成英文，让金仲华去送。”刘晓说。 　　“金仲华去，”潘汉年思忖着，摇摇头，“恐怕不太合适……” 　　“为什么？”刘晓问。 　　方方也关切地注视着潘汉年，等着听他的意见。 　　“在上海，很多人都认识金仲华，现在上海特务活动得很厉害，他回上海……有危险。他是民主人士，不应当让他冒这样的风险。再说，他现在受我党之邀，正在这里主编英文刊物《远东通讯》，也没有人能接替他呀。”潘汉年解释说。 　　“对，对，对，对，”方方点着头，“那是不合适……还是考虑其他人吧。” 　　“我倒有一个想法……”潘汉年忽然说。 　　“快说！”刘晓迫不及待地说。 　　“咱们来个出奇制胜！” 　　“怎么个‘奇’法？” 　　“把两个步骤合成一个步骤……” 　　“咋合？”方方问。 　　“派一个生人去送信，给孙夫人化装，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香港。” 　　“我听着……都悬得慌！首先，生人就难以取信于孙夫人……”刘晓评论说。 　　“这点可以找仲华和梦醒想想办法。” 　　“有这样的人选吗？”方方也怀疑，好像是在听故事一样。 　　“眼下就有一个呀……”潘汉年有点卖关子。 　　“谁？”方方和刘晓几乎是一起问。 　　“华—克—之—” 　　“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方方和刘晓异口同声地说。 　　华克之是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1902年出生在江苏宝应的一个大家族，爷爷是武举人，父亲是秀才。从小学到大学，他一直是深受老师喜爱的“品端学邃”、练达时事的好学生。在治学、从政、经商这三方面都有着锦绣的前程。 　　1924年，华克之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他还与好几位国民党上层人物结下莫逆之交。他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钦佩共产党人的无私牺牲精神。北伐时，他出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华克之拒绝蒋介石拉拢，公开从事反蒋活动被捕，国民党###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以“人才难得”为他说情，蒋介石碍着他们的情面，也因为华克之是个年轻有为的国民党人，为了笼络这个人才而予以释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军队丢失了东三省。华克之认定中国的事情都坏在蒋介石的身上，没接受小学同学、中###员陈辋子转达的共产党组织不同意暗杀的反对意见，决心实施个人的刺杀蒋介石计划。1934年11月，在南京成立了一家晨光通讯社。社长叫胡云卿，是一位出资赞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除粤、桂系的中央委员没有出席外，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各派要人齐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戒备森严。当各中委出礼堂至第一会议厅门口照合影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迟迟不肯出来，转由行政院长汪精卫与众人合影。举起照相机的孙凤鸣突然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向汪精卫连击三枪，汪精卫倒在血泊中。 　　场内秩序大乱，汪精卫的侍卫举起手枪向孙凤鸣射击，孙凤鸣中弹倒地。场内秩序渐渐平定，蒋介石略显惊惧地走了出来。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抓住蒋介石的手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蒋介石无言以对，命令将汪精卫抬上救护车，孙凤鸣也被送进医院抢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此事与蒋介石有关。蒋介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特务们逮捕了一百多人，才弄清刺杀案的组织者是华克之，“胡云卿”是他的化名。悬赏5万大洋缉拿他，眼线遍布全国以至香港，但华克之仿佛在地球上蒸发了，哪里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华克之配了假牙，戴着厚厚的平光镜，不停转移住处。同时仍然想办法营救战友，募捐钱财资助死难者亲属。 　　为了回击特务散布的刺汪案是共产党所为，或斧头帮的王亚樵所为的谣言，华克之在刺汪案一周年时，写了《告全国###》，说明刺汪案是几个爱国青年的个人行为，刺杀目标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他到处散发《告全国###》，并分别寄给蒋介石、毛泽东。此后，悬赏华克之的金额上升到10万大洋。 　　华克之虽然自己毫发无伤，但同伴相继被捕，连亲属也未能幸免。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惨遭毒手。与此事无关的陈辋子为搭救崔正瑶被秘密处死，尸体被投入镪水池……这些不幸的消息令他痛苦万分，心如刀绞，他终于否定了这条个人救国的道路，认定陈辋子说得对，要拯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靠组织的力量。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做介绍人，毛泽东亲自批准，华克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得力干将。华克之曾用过几十个别名，化装过小贩、记者、教授、茶商、高级将领和华侨巨商等各色人物，穿梭于高中低档的各种场合。抗战时期，华克之打入汪伪汉奸政权第三号人物周佛海身边，不断获取机密情报，使中共中央得以及时了解、公开揭露蒋、日、汪勾结的阴谋。日本投降不久，华克之扮装成国民党中将，跟日军要了整整五辆卡车的炸药和194挺机枪，送到新四军军部。此外，像营救我党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李白，在国民党国防部窃取到25000∶1的中国军用地图，在特务监视下探望驾机起义飞行员刘善本的家属，租用美国军舰为解放区运盐等惊天动地的事情，不胜枚举。 　　1949年1月22日早8点，黄启汉来到白崇禧办公室。 　　“健公，你对我这次北上还有什么指示，最好再具体一点。” 　　“自从我们发给蒋介石电报，主张和谈后，蒋介石很恼火，这一回势必和他闹翻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嗯……”白崇禧想了想又说，“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你到了北平，务必要找到李济深，希望他能来武汉共商大计，我写一封信给他。” 　　白崇禧说着就坐了下来，用毛笔给李济深写复信。 　　写好信后，白崇禧把信装进信封，没有封口，然后交给黄启汉。 　　1月22日下午，黄启汉乘飞机到达南京。当天晚上，李宗仁在傅厚岗69号李公馆自己的房间接见了黄启汉和参议刘仲华。李宗仁显得心事沉重，焦躁不安。 　　“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我已经找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你们两个送到北平去。你们见到中共领导，要表示我们的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谈判。告诉他们，我愿意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李宗仁说。 　　“那就太好了！”黄启汉兴奋地说，“任公去年年底在香港给健公写了一封信，让健公走和平道路，是我转交的。这次，健公亲笔回信，让我到北平交给任公。临来南京的时候，健公还让转告您，要注意防备蒋介石幕后捣蛋，最好请他到国外走走。还有，孙科和我们也不合作的，这个问题必须注意。” 　　“嗯，嗯，我会注意的。”李宗仁点着头，向黄启汉伸出了手，“健生给任潮的信让我看看。” 　　黄启汉拿出信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抽出信读了起来，然后还给黄启汉。 　　“这样吧，我也给李任潮写封亲笔信，你当面交他。” 　　李宗仁说着拿起了电话。 　　“喂——雪邨吗？”黄雪邨是他的秘书，“你马上代我起草一封致傅作义的信，要肯定他接受和平改编是做得对的，也希望他支持我搞好和谈，哎哎哎。” 　　打完电话，李宗仁就坐在书桌前，拿起毛笔，给白崇禧回信。 　　南京总统府内，李宗仁终于坐在了代总统的座椅上，既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想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又知道前途叵测，肩头的担子很重。他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取代蒋介石就是因为要和谈，可以说，和谈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 　　“立刻代我起草一个就职声明，就说‘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政府方面的和平谈判代表。”李宗仁给秘书黄雪邨下达了指示。 　　西北行政长官张治中到总统府拜会李宗仁。 　　“德公，我在南京盘桓已久，现在要回西北了，特来向你辞行。” 　　“文白兄，我想让你接替孙科当行政院长。你意如何？” 　　“谢谢德公抬爱，但是，我实在是干不了。” 　　“那当和谈代表总是责无旁贷吧？和谈在即，就不要回西北了。” 　　“我离开兰州日久，西北公务积压，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那……就快去快回吧。”李宗仁想了一下说，“哎，文白兄，我是第一次独立主政，你要不吝赐教哇。” 　　“德公太客气了，谈不到‘赐教’。” 　　“那……你说我上任伊始，应该先走哪步棋呢？” 　　“嗯……”张治中坦诚相告，“为了进行和谈，必须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就要更换新人。不能老是一套班子像走马灯似的。” 　　“嗯，有道理。”李宗仁连连点头，“那，你看……请谁出来合适呢？” 　　“最好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革政府再谈和。你如能请孙夫人任行政院院长，李济深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好好好，文白兄说的确是金玉良言哪！” 　　“德公客气，这是当今天下人的共识，文白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张治中走了。李宗仁寻思，老蒋不久前就动了起用孙夫人的主意，刚放出点风来，就被孙夫人登报断然拒绝，挡了回去。白健生派黄季宽带着重金去香港接李任潮，结果被中共着了先鞭。现在，任潮已经坐在了中共的热炕头上，还会在乎坐这冷炕吗？可是，不这么办又别无良策，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这么想着，他马上召来了秘书黄雪邨。 　　“马上代我起草一封电报，邀请李济深入京，会商和平之意见。起草一封信给孙夫人，请她出任行政院院长。态度要诚恳、谦和。让介侯做我的特使，到上海登门拜访。”他脑子里一亮，想起了民盟的张澜和罗隆基，“嗯……顺便也请邵力老同机到上海，代表我拜会一下张澜和罗隆基，请他们出任和平调停人。” 　　1949年1月23日，“美龄号”从南京机场起飞，没过多久就在上海机场降落。邵力子和甘介侯下了飞机，钻进了早就在这里等候的德国黑色奔驰汽车，行驶在上海的马路上。寒风瑟瑟，市面萧条，不多几个行人缩着脖儿揣着手儿，匆匆地行走。报贩挥舞着报纸，大声吆喝着：“号外！号外！蒋总统宣布引退！李代总统发表就职声明！”那是今天的特大新闻，但很少有人上前买上一张…… 　　在集益里张澜的寓所里，邵力子拜会了张澜、罗隆基。 　　“内战给咱们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祸，可以说是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啊！不能再打下去啦，再打就国将不国啦。表老和努生兄一贯倡导和平，反对内战，成了民众的喉舌，仲辉无比钦佩。现在，李代总统决心体恤民意，实现和平，特请表老和努生兄出任和平调停人，调停国共内战，策进和平运动。希望二位就像当年在国共重庆谈判时一样，居间调停，达成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请表老和努生兄万勿推辞。” 　　“仲辉兄，不行，不行，不行！”张澜连连摆手，“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民盟是第三方面，可以居间调停，那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局势完全变了，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民盟只能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停。谢谢李代总统的美意，请仲辉兄转告李代总统，请他见谅。” 　　“表老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确有不便之处，我也就不勉强了。努生兄，你年富力强，是不是肯勉为其难呀？”邵力子看到张澜主意已定，知道此老一旦认准了，再劝也是“梁山泊的军师——吴（无）用”，只好把目标转向了罗隆基。 　　“表老的意见，就是民盟的意见。我作为民盟一员，也没有转圜的余地，只能与表老共进退。请邵力老体谅。”罗隆基也没有商量余地地说。 　　1949年1月24日下午，黑色的德国奔驰轿车停在了林森中路1804号宋庆龄寓所的门口，李宗仁的特使甘介侯走下车来，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据说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斐。夫人的观点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丈夫的观点。 　　甘介侯，53岁，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27年一度代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当过几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李宗仁与美国政界联系的桥梁。大概是根据宋庆龄从小在美国长大，受美国文化熏陶，精通英文这些特点，李宗仁派来了甘介侯。 　　甘介侯与宋庆龄的对话，完全用英文进行。在客厅里刚一坐定，稍事寒暄后，甘介侯就呈上了李宗仁的信。 　　“孙夫人，这是李代总统给您的亲笔信。李代总统已经决定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和平谈判。李代总统请您亲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以便时常请教，共策和平大计的进行。同时，李代总统也已经电邀李济深到京，整顿党务，会商和平之意见。” 　　宋庆龄点点头，打开信封，抽出信纸，看了两眼。 　　“甘先生，我中文不行，请您代为翻译一下。”宋庆龄说着把信递给甘介侯。 　　“好，我代念一下。” 　　甘介侯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地翻译着。 　　“……蒋先生凌然引退，仁以基于个人对国家之责任，不得不出面勉维现局。……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兹特请甘介侯兄代表趋诣，面陈鄙悃，务恳赐予指示，以资循率，并乞即日命驾莅京，使获随时承教。尤深企祷行期，敬希先示，以便迎候为幸。” 　　“请你转告李代总统，就说我谢谢他的盛情相邀，对他所做的和平努力非常同情。但是，我现在正忙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同时，我近来的身体也不好，不能从命。很抱歉，请李代总统谅解。” 　　1949年1月25日下午2点，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话响了。林彪拿起了话筒。 　　“01吗？”01是林彪的代号。 　　“我是。什么事？”林彪听出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的声音。 　　“托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 　　“不清楚。” 　　“你问问苏静。如果没有交的话，让苏静和邓宝珊一起去交给傅作义。” 　　放下电话，林彪知道是毛主席在督办这件事，于是拨通了苏静的电话。 　　“苏静吗？” 　　“是，01。” 　　“邓宝珊交了信没有？” 　　“进城的路上，我把你的话转告他了。他现在交没交，我不清楚。” 　　“你问一问邓宝珊，若是还没交，务必于今明两天，你与他一起去交给傅作义。”林彪命令道。 　　“是。” 　　苏静乘车来到北平东四孙家坑51号，走进邓宝珊家的四合院。 　　“苏代表，请坐，请坐。”邓宝珊在北房的客厅里接待了他。 　　“邓先生，请您转交给傅先生的信交了没有？” 　　“没有。”邓宝珊的头很果决地一摇。 　　“那咱们现在就去交吧。” 　　邓宝珊想了一下。 　　“好吧。”他把那封信揣到了兜里。 　　他们乘车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受到了傅作义的热烈欢迎。 　　“苏代表，宝珊，坐，坐，坐。”傅作义看上去气色不错。 　　“傅先生，您身体还好吧？” 　　“好，好，好。苏代表在这里工作还顺利吧？” 　　“有傅先生的支持，很顺利。” 　　…… 　　趁着他们说话的时候，对这里熟门熟路的邓宝珊来到了傅作义的书房，见到了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 　　“珊叔。” 　　“哎，冬菊，这有一封信，交给你爸。”邓宝珊说着把信交给了傅冬菊。 　　1949年1月28日，张群在回四川担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前，特地来到上海集益里，拜访了张澜。 　　“表老，我要回四川了，你有什么嘱咐吗？” 　　“今天的大局还不清楚吗？最好是跟人民走。”张澜语重心长。 　　“这一点我明白，”张群面有难色，“但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忍背弃他。” 　　“那你回四川就为人民做点好事。首先，应该释放###。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我的侄儿张修实，连我的民盟都没有参加，你们在南充将他和学生邓安镇一起抓到重庆。邓安镇是我家乡乡长的儿子，平时好打抱不平，有点调皮，听说他小小年纪，就遭到毒打，至今这二人还被关在重庆。对普通百姓都这样，难道你们还会释放真正的共产党吗？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准备在四川打内战，这就为人民造福了。” 　　“好，表老，这些我回四川斟酌着办吧。” 　　1949年1月31日拂晓时分，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白色，一架小型军事运输机从旅顺机场起飞，向西南方向飞行。在太阳已经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降落在石家庄附近的军用机场。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他的三个随行人员走下飞机。米高扬54岁，中等个儿，脸上的肌肉很紧，戴着礼帽，上唇有黑色的胡子，比他的实际年龄略显年轻，穿着很合体的深色皮大衣。师哲和汪东兴前来迎接。 　　“欢迎，欢迎，安得列夫同志。”师哲握着米高扬的手说。安得列夫是米高扬的化名。 　　“谢谢您的迎接，师哲同志。”米高扬说。 　　“上车吧，还有一段距离。”师哲说。 　　大家分乘三辆美国轿车，向西偏北方向行驶。大体是背着太阳，向着大山前进。因为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尘土也卷起老高。汽车跑了两三个钟头，钻进了山沟，终于停在了一个农家院落的门口。 　　毛泽东走了出来，握住刚下车的米高扬的手。 　　米高扬一行在西柏坡呆了七天。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与米高扬交谈。中共中央其他几位书记也分别就自己分管的工作向米高扬做了详尽的介绍。 　　2月7日，米高扬一行离开了西柏坡，到达了旅顺。当晚，米高扬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触中的大致印象：“……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1949年1月31日，李宗仁在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部与解放军交接了城防，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消息，在总统府里再也坐不住了，偕邵力子坐着专机来到上海。 　　上午10点30分，李宗仁就召开了社会名流座谈会，参加者有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张君劢、钱新之等十余人，共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事宜，提出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搭桥”。下午又召集了行政院在上海的各部官员孙科、吴铁城、朱家骅等商量面临的各项问题。 　　1949年2月2日，李宗仁来到了宋庆龄寓所。宋庆龄在客厅里接待了他。 　　李宗仁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服，打着酱紫色的领带，头发梳理得恰到好处。看上去有些像是实业家，一点儿也不像是军人。他的态度极其热情、诚恳。 　　“由于蒋先生错误的内战政策，导致了国民党今天的失败。现在蒋先生引退，由我来主持政局。这两天，我在上海主持了一系列社会各界人士的座谈，人心思和呀！我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也决心顺从民意，实现和平。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今后，还是要和平建国。我本来想请夫人出任行政院院长……” 　　“德邻先生，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宋庆龄态度很冷淡。 　　“夫人既然不肯接受，我也不便勉强。现在，我想备一架专机，请孙夫人以个人身份到北方一行，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转达我谋求和平的诚意。不知您以为如何？” 　　宋庆龄沉吟着。李宗仁用热切期盼的目光注视着她。 　　“德邻先生，谢谢您的信任。但是，我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 　　“为什么呢？”李宗仁大失所望，看了一眼客厅北墙正中悬挂的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照片，“国民党为中山先生所手创，对于它的成败，孙夫人总不能坐视吧？” 　　“正是由于国民党为中山先生所手创，所以我对国民党二十三年来的很多作为才格外痛心。”宋庆龄正色地说，“德邻先生应当知道，我早就发表过一个公开的声明，您可以再重读一下，我在那里明白地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加这个党的任何工作。” 　　1949年2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1月31日新闻稿《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其中全文公布了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并指出：“此公函系于一月十六日在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对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当日邓宝珊将军偕同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 　　拿到了这天的《人民日报》，傅作义才第一次看到这个公函。说他感受到的震撼犹如五雷轰顶，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首先，在他看来报上说的一点也不符合实际，从来也没有人给他看过这篇公函。而且，这是怎样一篇文字啊！满眼都是触目惊心的字眼儿，看得他头皮发炸，耐着性子硬着头皮才勉强读得下去。文中列数了他的罪行，完全是一篇对罪犯的判决书。 　　本来，他还有点自我陶醉，觉得自己像孙中山说的那样，“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审时度势，顺应民意，主动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使文化古都避免了战火，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形象。可是在这篇新闻稿里，他却成了由于害怕而被迫缴枪的胆小鬼，束手就擒的罪犯。要是早两天看到这篇公函，到底还和谈不和谈，他真要好好想一想了。可是现在呢，说什么也晚了…… 　　“太不像话了！哪里有这样的事！”他把桌子敲得咚咚山响，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样咆哮着，“部队出城了，城防交接了，我也没用啦！” 　　此刻，在傅作义的心里，都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类的字眼儿。一失足成千古恨，悔不当初啊！ 　　稍微冷静了一点儿，他想到，报上说这篇公函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给什么人，一切都言之凿凿，不可能都是假的吧？会不会是邓宝珊打了埋伏没有交给自己呢？嗯……有这个可能。这么想着，他拨通了邓宝珊家的电话。 　　“宝珊哪，看报了吗？” 　　“看啦。” 　　“报上说……林、罗让你交给我一封信，有这事儿吗？” 　　“有哇。” 　　“那你怎么不交给我呀？” 　　“交啦。” 　　“交给谁啦？” 　　“交给冬菊啦。” 　　“什么时候？” 　　“就是苏代表跟我上你家那天。” 　　“好吧。”傅作义放下了电话。 　　得，真有这回事！赖不着人家！共产党说话，还真是一口吐沫砸一个坑儿啊！ 　　“冬菊，你为什么不把信交给我？”傅作义的眼睛里喷射着怒火。 　　“我，我怕你想不通……”傅冬菊声音很小，自知理屈。 　　“你把我坑啦！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声色俱厉，在记忆中，他对女儿从来没有这样过。 　　“怎么把你坑啦？”傅冬菊不服气地反问。 　　“要是早两天看到，我就……”傅作义右手攥着拳头往左掌上狠命一砸。 　　“你要干什么？你还想打呀？你打得了吗你！”傅冬菊严厉地说。 　　就像是一个吹得鼓鼓的气球挨了一针，傅作义立刻就瘪了。是啊，作为一个军人，谁愿意接受城下之盟放下武器？不是打不赢也跑不了，才选择和谈的吗？就是早两天看到这篇公函，又能怎么样？不过是早生气两天，到末了儿，还得像现在这么办……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憋屈……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说得都不对，也只委屈了你一个人啊！北平避免了战火，多少人保住了生命……就为了这些，你一个人的牺牲还不值得吗？你怎么不算算这笔账啊？再说，我看上面虽然写得严厉了一些，但都是事实啊！你难道没跟着蒋介石打过内战吗？……” 　　傅作义沉默了。他知道女儿说得对。现在，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时候了。 　　他给林彪、罗荣桓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主要是说明自己事先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公函，因此，他之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跟这篇公函没关，更不像报上所说的是受到了这篇公函的威慑，也不是为了保全个人的生命财产，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于在内战中的罪责，他不否认，也认为应当受到惩处，并要求指定时间、地点，他自己到监狱去报到。听起来，多少有点说气话的成分了。 　　2月3日，收到傅作义长信的林彪、罗荣桓立刻用电报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毛泽东当天复电： 　　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 　　1949年2月8日下午3点，刚刚进入北平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了傅作义、邓宝珊。在座的还有陶铸、苏静、南汉宸。 　　“北平和平解放，使文化古都没遭受破坏，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会亏待。”林彪说。 　　“过去，我心里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我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自从解放军占领了沈阳之后，我就认为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今后愿意为人民服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傅作义说。 　　“傅将军说得很好，‘通牒’是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的。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做一结论，以便开始与傅将军做新的合作。既不因为过去之罪而抹杀今日之功，也不因为今日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林彪说。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为华克之的上海之行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电的指示，由廖梦醒把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翻译成了英文，并附上原信，以便于宋庆龄直接阅读并两相对照，同时通过她所熟悉的廖梦醒的笔迹就能获得对来人的信任。 　　潘汉年、华克之来到廖梦醒的居室，商量接宋庆龄南下香港的具体方法。 　　华克之47岁，背头，黑发，仪表堂堂，要让算命的说起来，应当是那种富贵之相。 　　华克之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已经磨得很旧的上海市地图，打开摊在桌子上，非常熟稔地指着地图上的一点，看着廖梦醒：“孙夫人家在这个地方吧？” 　　“对。” 　　“请你把房子里面的格局画一下。”华克之把白纸和铅笔放在廖梦醒面前。 　　“好，先画一楼——这儿是客厅，这儿是餐厅，这儿是灶房，楼梯在这儿；再画二楼——这是孙夫人的卧房。这是无垢的房间，她是孙夫人的秘书，柳亚子的女儿。我住这儿。这是阿姨李姐的房间……”廖梦醒一边画着，一边指点着说。 　　“这幢房子有几个出口？”潘汉年问。 　　“嗯……就一个吧。”廖梦醒想了一下，说得不大肯定。 　　“没有后门？”华克之问。 　　“没有……哎，对了，在这块儿有一个门，但不知道通不通外面，因为它一直锁着，我就没见它打开过。”廖梦醒一边在草图上比划着位置，一边说。 　　“唔……”华克之左手托着右胳膊肘，右手托着下巴，看着草图微微点头。 　　“附近总有特务吧？” 　　“嗯。”廖梦醒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一般都在什么位置，你知道吗？”华克之问。 　　“嗯……我也说不好，反正总感觉有眼睛……”廖梦醒说。 　　“你把孙夫人家周围的情况画一画吧。” 　　“好，”廖梦醒又在另一张纸上画了起来，“这是孙夫人的住宅，这是院子，这是马路，这是邻居。这儿有一个小铺，卖香烟、糖果。这儿有一个鞋摊……” 　　“孙夫人出门的时候多不多？” 　　“不多。出门一般是去福利会。但现在时局乱，福利会已很少活动了。” 　　“家里有没有每天固定时间要出来的人？” 　　“嗯……有，李姐早晨5点要去早市买菜。” 　　“早市在哪儿？” 　　“我没去过，听李姐说在徐家汇。” 　　“每天都去吗？” 　　“都去。除非她生病。” 　　“唔……好，”华克之点着头，“还有别人要出门吗？” 　　“别人……噢，对了，无垢下午3点半要去喝下午茶。” 　　“每天都去吗？” 　　“风雨无阻。这是她在国外留学时养成的习惯。” 　　“在哪儿？” 　　“无垢领我去过一次，”廖梦醒在地图上寻觅了一阵，然后用铅笔在地图上点了一个点，“喏，在这儿，叫ScotlandCoffeeBar，门脸不大，但咖啡的味道很纯正。” 　　“无垢在这家店里有习惯的位置吗？” 　　“说不好，反正那回我们坐在把角临窗的这个桌子。”廖梦醒画了个草图。 　　“汉年同志，”华克之转向潘汉年说，“通过梦醒同志的介绍，我有计划了。” 　　“说说看。” 　　“无垢这个人……可靠吗？” 　　“可靠。”廖梦醒急忙说。 　　“柳无垢可靠。”潘汉年点头赞同。 　　“我跟她在咖啡馆见面，托她向孙夫人转交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这封信。” 　　“嗯……”潘汉年左手抱着右臂，右手捂着嘴，脸时而朝天，时而看地，思考了好一会儿，终于点了一下头，“可以。” 　　“如果孙夫人同意南下，可以把她化装成李姐的样子，早上5点出来。然后，再改装乘船南下。” 　　华克之看看潘汉年，又看看廖梦醒，等着他们的反应。 　　“能行吗？”廖梦醒想想Aunty，再想想李姐，觉得天差地远，简直不可思议。 　　“我看……可以。”潘汉年表态说。 　　“梦醒同志，有没有柳无垢的照片？” 　　“嗯……我找找看，”廖梦醒说，因为走得太急，她没有带什么照片。 　　找了半天，找出一张廖梦醒带着孩子李湄与柳亚子一家的合影，唯独缺少柳无垢一人。当时照这张相的好像就是柳无垢。廖梦醒把照片交给华克之。 　　“抱歉，没有柳无垢，这是她爸柳亚子，她妈郑佩宜，她哥柳无忌，她姐柳无非，无垢跟她姐姐长的差不多。”廖梦醒指着照片上的人介绍着。 　　“嗯。”华克之逐一端详着每一个人。 　　“噢，想起来了。” 　　廖梦醒在屋里找了一阵，找出一张福利会的合影，交给华克之。 　　“喏，就是这个人。”照片上的无垢很小，看不大清楚。 　　华克之看了一阵，把照片还给廖梦醒。 　　“你可以拿去用啊。” 　　“不用。”华克之摆摆手。 　　廖梦醒有些诧异。 　　“克之是过目不忘啊。”潘汉年笑着说。 　　“还要麻烦你给柳无垢写一封英文信，让她信任我。” 　　“好，没问题。” 　　在华克之离港前，潘汉年把完成这次任务的每一个细节与可能发生的问题，都想到了，并预先设计了几种应对方案，他向华克之详细介绍了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必须了解的有关情况，反复交代、叮嘱，一定要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 　　1949年2月14日，黄炎培在上海的新居里大宴宾客三天，庆祝他的七十二岁大寿。宾客盈门，欢声笑语，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来宾的汽车把附近的里弄都停满了。不但把家里的用人厨子忙坏了，也把外面监视的特务们忙坏了。 　　自从黄炎培1948年9月29日迁入这个新居以来，特务的监视就一天也没有放松。有客人来访，他们必抄下车号；黄炎培外出，他们一定尾随盯梢。为了方便监视，这条弄堂把口一号的房子也让他们租下来了。现在来了这么多汽车，光记车号就够忙活一阵子的。最近，上峰放下话儿来，让他们盯紧点儿，他们的神经就绷得更紧了。 　　下午5点钟，宴会刚开始没多会儿，黄炎培的夫人姚维钧提出要老头儿给她和他自己买一对钻戒，宾客们无不笑着拍手赞同。黄炎培只好认可。为了怕老头儿过后反悔，姚维钧当即拽着黄炎培坐进自家的汽车，直奔永安公司钻石柜台。 　　特务的车尾随着他们的车到了永安公司，眼见着他们下了车进了永安公司。因为商场里太乱，进去盯梢反而容易把目标跟丢，所以只能在外面死等。估计是买贵重物品，左等右等老不出来。直到天黑了的时候，黄家的汽车才晃晃悠悠地往回返。 　　此后三天，黄家依然灯火辉煌，门庭若市，来宾如云，热闹劲儿丝毫不减。由于黄炎培再没出门，所以特务们除了记记车号之外，倒也踏踏实实地歇了几天。 　　2月19日中午12点，黄炎培夫妇到达了香港。原来，中共上海地下党获得情报，黄炎培上了黑名单，并且是第一号。于是，吴克坚就设计了这个脱身的办法。进了永安公司之后，黄炎培夫妇立刻从边门出来，登上事先准备好的汽车，转移到狄思威路黄炎培女儿黄###家。第二天一早，他们化装从外滩登上了去香港的客轮。 　　1949年2月19日下午3点40分，柳无垢像往常一样来到ScotlandCoffeeBar，像往常一样要了一杯咖啡、两块点心，像往常一样坐在把角临窗的桌子旁。 　　不大的咖啡馆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人。这些人大多是这里的常客，她差不多都快认识了。透过玻璃窗望出去，北风把一张纸吹得在地上打着旋儿，偶尔有几个行人匆匆而过，一个人用自行车驮着一麻袋钞票顶风摇摇晃晃地骑着…… 　　“小姐，我能坐在这里吗？”一个60多岁的男人绅士风度十足地用英语问。 　　柳无垢感到些微诧异，因为其他的桌子还有空着的，但也没有多想。 　　“可以。”她也用英语回答。 　　“谢谢。”男人得体地道谢后坐下。 　　柳无垢低着头，缓缓地搅动着咖啡，从杯子里升腾起一股浓浓的香味儿。 　　“露茜小姐。” 　　柳无垢惊讶地抬起头来，分明是有人在用英语叫她，而且，知道她这个英文名字的人不多。看了一圈，也没发现叫她的人，对面的老者正静静地品着咖啡，好像十分陶醉，太不可能是他了。周围的人们都做着自己的事情，甚至没有注意到她。她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幻听、错觉，又低下头去搅动咖啡，糖块化得真慢。 　　“露茜小姐。” 　　那个声音又在叫，真真儿的，肯定不是幻听。她抬起头来，正碰上老人炯炯的眼神。 　　“你的朋友托我带来一封信。”老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英语小声说。 　　“朋友，什么朋友？”柳无垢用英语问。 　　老人不动声色地推过来一张折叠的纸，柳无垢打开纸，熟悉的英文手书映入眼帘，是梦醒！柳无垢的心怦怦直跳…… 　　回到住所，柳无垢走进宋庆龄的书房，宋庆龄正在用英文打字机写信。 　　“大姊，”因为与柳亚子多年好友的关系，宋庆龄总是这样称呼柳无垢，“回来啦？” 　　“回来啦。”柳无垢有些神秘地说，“夫人，您知道我今天遇到了谁？” 　　“遇到谁啦？”宋庆龄仍然低着头，噼里啪啦像炒豆似的打着字。 　　“遇到梦醒……” 　　宋庆龄就像条件反射似的停止打字，扭过身来。 　　“梦醒？你遇到梦醒啦？” 　　“不是，是梦醒介绍来的人。” 　　“噢，他说什么？梦醒还好吧？” 　　“好。他让我转交给您一封信。” 　　“谁的信？” 　　“他没说，我也不知道。给！” 　　柳无垢递给宋庆龄一个小信封，封得很严实，显然是精心包裹的。宋庆龄用剪子铰开信封，抻出两张纸，一张写的是中文，一张写的是英文，英文一看就是梦醒的笔迹。宋庆龄先看了看落款，不觉念出声来。 　　“毛泽东、周恩来。” 　　“啊，毛泽东、周恩来？”柳无垢反应强烈，“这人可真有来头啊！” 　　宋庆龄匆匆地看着英文信，然后又看中文信，胜利中的中共领导人还保持着的诚挚、谦逊、热情、周到，使她感动。但是，关于北上之事，她还要好好地想一想。况且她患了一种荨麻疹，发作起来浑身刺痒，难以自已，正在治疗…… 　　“来人说，他们准备了一套周密的计划，先接您去香港，保证您的安全万无一失。然后，再从香港送您与何香凝先生一道北上。” 　　“北上的事，我得好好想一想。再说，我正在治病。” 　　“来人等着答复。” 　　“我明天答复吧。” 　　“您知道来的这人是谁？” 　　“谁？” 　　“华克之！” 　　“华克之？”宋庆龄没反应过来。 　　“就是当年刺汪案的领导者，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买他头的那位。” 　　“噢——”宋庆龄想起来了。心说，他都成了共产党了。 　　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柳无垢像往常一样来到ScotlandCoffeeBar，像往常一样要了一杯咖啡、两块点心，像往常一样坐在把角临窗的桌子旁。她打量了一下周围，咖啡馆里还是每天必到的那些老主顾，看不到华克之的身影。 　　“小姐，我能坐在这儿吗？”一位中年男人站在她的面前。 　　“不行，我在等人。请到旁边的……” 　　柳无垢还没说完，中年男人已经坐下了。 　　“你……”柳无垢愤怒地想站起来换个桌子。 　　“露茜小姐，是我。”中年男人用英文小声说。 　　“噢，”柳无垢恍然大悟，“对不起，华先生，没看出来。” 　　“没关系。怎么样？” 　　“夫人决定不走。” 　　柳无垢说着把一封包得很严实的信动作幅度很小地往前一推，华克之的手漫不经心地在桌面上那么一划，那封信就不见了，像变魔术一样。 　　“为什么？” 　　“夫人正在治病。” 　　“到了香港也可以治啊！” 　　“夫人已经决定了。” 　　“这是她的亲笔信吗？” 　　“是。” 　　华克之沉默了，知道事情并不像自己当初想的那样简单。好在这种情况，也是潘汉年预想过的一种。他推过来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是潘汉年写的。 　　“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孙夫人。” 　　“我一定转交。”柳无垢郑重地说。 　　“好，那我先走。明天见！” 　　柳无垢回到住处，一走进房间，就看见宋庆龄坐在沙发上，似乎是正在等她。 　　“大姊，”宋庆龄立刻站了起来，关切地问，“送到了吗？” 　　“送到了。” 　　“华先生怎么说？” 　　“他说，到了香港也可以治病，还问是不是您的亲笔信。然后，他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您。” 　　宋庆龄打开信看了起来。 　　“宋庆龄先生：您好！毛主席和中共全党的同志都关心您的安全。我们担心蒋介石从上海撤退时，有可能对您采取暗杀或者绑架的手段，我们绝对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希望您按来人的话行动。请慎重考虑，三思而后行。切切。” 　　宋庆龄沉默了。她的心里涌动着巨大温暖，眼睛湿润了。她仿佛感受到了父母对待儿女的那种情感。在这个人命并不值钱的冷漠世界上，这样的感情并不多见呀！ 　　“夫人，您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我觉得中共说得有道理……” 　　“我早就考虑过了，一动不如一静。我估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 　　“那……明天我怎么回答他？” 　　“我再写一封回信。” 　　张治中于元月底回到兰州，就决心不再离开。整个大局形势都使他心灰意懒，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觉得，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他甚至打电报给李宗仁，辞去了“和谈代表”的身份。他想率领西北走和平道路。对新疆他有相当把握，但对宁夏、青海的二马就感到棘手，对甘肃也得下工夫。 　　李宗仁不断地来电话、电报，催张治中回南京，并且说邵力子已经辞去了首席和谈代表，此职务非他莫属。朋友们也劝他说：“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和，现在国共双方都愿意谈和，你就不应该置身事外。”张治中基于自己二十多年对和平的痴心妄想，觉得虽然目前和的可能性很小，但也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经过慎重考虑，他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 　　1949年2月20日下午4点，南京的气候异常恶劣，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天空中布满了灰黑色的云，云层很低，能见度只有二百公尺。张治中乘坐的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平安降落。走下飞机，张治中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何应钦、白崇禧等人。 　　“文白兄，”白崇禧笑着说，“我听到空中飞机的声音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为你祷告平安哩！” 　　1949年2月22日下午2点，毛泽东正在西柏坡办公室批阅文电，周恩来进来了。 　　“主席，傅作义和邓宝珊已经到了，住在后沟招待所。他们要来看你。” 　　“他们是客，远道而来，我去看他们。”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 　　“那我先去通知一下。”周恩来急急忙忙地走了。 　　周西林开着摇摇晃晃的吉普车，车上坐着毛泽东和李银桥。没走多会儿，就到了后沟，傅作义、邓宝珊和周恩来已经等候在招待所的门口。吉普车停了，毛泽东刚一迈下车，身材与毛泽东同样魁梧的傅作义已经迈着大步走到他跟前来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主席，我有罪！”傅作义低着头，说得很沉痛。 　　“傅将军，你有功！”毛泽东说得很恳切，“谢谢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大家走进招待所朴素的会客室，在沙发上坐下了。 　　“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文物的破坏，也避免了双方官兵的伤亡，傅将军带了一个好头哇！”毛泽东抽着烟说，“我军很快就要打到江南去了，估计这样的事情不会少。” 　　“我们正在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北平解放了，就能在北平召开了，不少民主人士都准备参加。”周恩来说，“我们希望傅将军和邓将军，都能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哪有资格？”傅作义感慨地说，“戴罪之身，岂敢妄想啊！” 　　“傅将军不必多虑，北平和平解放，你是功臣哪！”周恩来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过去，我盲目崇拜蒋介石。后来才认识到，不能再跟着他走下去了。”傅作义说。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还会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冷御秋，就和平谈判、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1949年2月25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69号自己公馆的客厅里，接见了曾经在他身边工作，后来又转到白崇禧身边当参议的刘仲容。 　　刘仲容46岁，湖南益阳人。1925年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冯玉祥部任处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任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参与筹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任常委。1945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事局专员。 　　“德公，健公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当局洽谈和谈问题。我要先去上海，与中共地下组织接洽北上的途径。” 　　“好，健生的电报我已收到了，我完全同意他的打算。我这个代理总统，担子重大，当务之急就是同共产党和谈，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啦！” 　　“德公还有什么吩咐？” 　　“噢，对啦，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已经从北平回来了，颜惠庆还带来了毛泽东的口信，欢迎你去，说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认为派你去北方是合适的。” 　　刘仲容不但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亲信，还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的秘密成员，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这后一层关系，李宗仁、白崇禧并不知道。 　　到了上海，刘仲容住进了国际饭店，通过“小民革”与中共地下组织接头。吴克坚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当天晚上8点就来到了他住的房间。 　　“仲容同志，你好哇！什么事？” 　　“李宗仁、白崇禧派我去北方接洽和谈的事，请你转告中共中央。” 　　“好，你等着回信儿吧。” 　　吴克坚戴上礼帽走了。 　　《建国大业》揭秘档案 　　http://book.sina.com.cn2009年08月28日19:02新浪读书 　　史实性长篇小说《建国大业》揭秘档案选择题： 　　1、哪一年五一节中共提出口号，其中第五条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A、1949年；B，1948年。 　　2、毛泽东在河北省何地发布了这个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口号： 　　A、西柏坡；B、城南庄。 　　3，如果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就不能建立合法联合政府吗？ 　　A、是；B，不是。 　　4、毛泽东在城南庄险些被敌机轰炸，提供情报是混进我军内部的特务刘从文，此案是怎样侦破的？ 　　A、肃反检举；B、敌伪档案。 　　5，冯玉祥将军应邀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在哪里遇难身亡？ 　　A、日本海；B、黑海。 　　6，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因主张和平解决北平，在家里遭遇国民党特务报复。是： 　　A，枪杀；B，爆炸 　　7、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应邀参加政协会议却没有到会。因为： 　　A、遇车祸；B、遭暗杀。 　　8、新疆特区政府派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等五位代表参加政协会，却未能到达北京，是因为途中： 　　A、集体被暗杀；B，集体遇空难。 　　9、后来中共要求新疆特区政府再派代表，赛福鼎为团长一共是几位代表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A，三位；B，五位。 　　10，哪三位非中共的民主人士被选为国家副主席？ 　　A，宋庆龄、李济深、张澜；B，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 　　11、为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参加政协会议，中共特派一位女同志前去上海邀请并护送来北平。 　　A、江青；B、邓颖超。 　　12、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自上海到达北平参加会议，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她的到来，火车站是： 　　A、永定门车站；B、前门火车站。 　　13、李济深为参加政协会从香港化妆商人，坐苏联船北上在哪个港口下船？ 　　A、天津；B、大连。 　　14、得知国民党特务要对张澜进行暗害，是谁将他从上海虹口医院救出来？ 　　A、潘汉年；B、阎锦文。 　　15、民盟中央常委黄竟武在上海为阻止国民党特务偷运黄金到台湾，被特务用残忍手段杀害，是： 　　A、沉江；B、活埋。 　　16、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第一位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代表是谁？ 　　A、贺绿汀；B、徐悲鸿。 　　17、在2992幅国旗应征图稿中，上海小职员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中选，中央政府奖励他多少设计稿费？ 　　A，一万元；B，五百元。 　　18、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名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有代表提出名字太长，要求改名，是哪位代表率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 　　A、张奚若；B张志让。 　　19、是从哪一天起北平改名北京，并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A、1949年10月1日；B、1949年9月27日。 　　20，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是哪个国家？ 　　A，朝鲜；B，苏联。 　　21、国徽是第一届政协哪次会议确定的？ 　　A、第一次（1949年）；B、第二次（1950年）。 　　22、斯大林为了解中国情况派一位苏共政治局委员来西柏坡听中共的意见。这位苏共政治局委员是： 　　A、葛罗米柯；B、米高杨。 　　23、为了谋求与中共和谈，国民党内有人电报逼迫蒋介石辞去总统下野成功。 　　A、李宗仁；B，白崇禧。 　　24、1948年国民党第一届代表大会竞选总统时，蒋介石曾想推举谁做国民政府总统。 　　A，孙科；B，胡适。 　　25、蒋介石在上海撤退前布置其儿子蒋经国秘密地干好一件的要事。 　　A、杀掉张澜；B、运走黄金。 　　26、谢雪红是哪个民主党派的领导者和创始人？ 　　A，台湾民主同盟；B、农工民主党。 　　27、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席是谁？ 　　A、黄炎培；B、胡厥文。 　　28、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谁？ 　　A，沈钧儒；B、史良。 　　29、中国致公党创始人是谁？ 　　B、陈嘉庚；B、司徒美堂。 　　30、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的水利部部长是谁？ 　　A、朱学范；B、傅作义。 　　31、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大会发言中有一位农村妇女代表发言，令全场代表都感动落泪，毛主席带头鼓掌。这位农村妇女代表是： 　　A、范小凤；B、李秀真。 　　《建国大业》内容简介 　　朱燕 　　大型史实性长篇小说《建国大业》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十周年的献礼书。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建国大业》也将于9月17日在全国震撼上演，这是一部电影人向祖国集体致敬的电影。 　　《建国大业》围绕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创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成立新的政府，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整个小说结构集中在毛泽东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这三位后来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非中共人士的关系上，情节起伏，情感浓重，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民主党派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结下的深厚情谊。据内部人士透露，《建国大业》在角度和题材上有出新，而在领袖的塑造上，将更加人性化、生活化，充分展示出领袖的内心世界，把领袖还原成一个个普通人。 　　整部小说四十五万字，历史详实，有很多有趣的细节。电影得到了###的重要批示，及刘云山的重要批示。 　　作者王兴东：1951年出生，大连人，满族，一级电影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创作发表20多部电影剧本，其中投拍的有《蒋筑英》《天国逆子》《留村察看》《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先后获中国电影政府奖最佳编剧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4次获###“五个一”工程奖，并有多部作品获国际电影节大奖。 　　作者陈宝光：1952年出生，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编辑部编辑，副编审，已发表电影评论20多万字，中短篇小说15万字，曾三次获电影评论奖。 　　附电影《建国大业》大事计： 　　1，《建国大业》将震撼上演电影人向祖国集体致敬 　　汇集了国内当今最红明星和大牌导演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经过5个月艰苦奋战终于完成拍摄，进入后期制作。《建国大业》确定将于9月17日隆重上映，届时将举行中国电影界最为盛大的影片首映式。该片还将在香港地区上映，台湾地区也有望上映。 　　2，《建国大业》将打造空前绝后的电影神话 　　《建国大业》电影里，除了观众熟知的著名特型演员外，成龙、甄子丹、李连杰、刘德华、张国立、陈道明、孙红雷、胡军、陈坤、刘烨、葛优、姜文、冯小刚、陈凯歌、吴宇森、许晴、章子怡、赵薇……陈可辛就曾羡慕地向《建国大业》导演说：“我用一辈子都拍不完的明星，你们一部戏就拍完了。”可以说该片每个角色都系出名门，这些演员无论哪一个都能独当一面，此次为了《建国大业》的拍摄，众多明星甘愿为了只有几分钟的戏份放下大牌身段，足以证明《建国大业》作为国庆献礼影片的分量之重。 　　此片的导演韩三平表示：“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明星加盟，一个是影片宏大的题材提供了基础，里面有太多的伟人和历史名人。再一个就是这些明星非常愿意参与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影片，表达他们对祖国的一份心意。”饰演蒋介石的张国立说：“可以说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影片，无论是影片题材，演员阵容，还是建国60周年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今后的电影拍摄中都是无法复制的。” 　　3，视频直播间（2009年6月30日14时开通） 　　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于2009年6月30日14时在北京举行电影官网启动仪式暨海报揭幕仪式。 　　4，6月30日14:30直播《建国大业》官网启动 　　5，《建国大业》云集172名巨星9月17日内地上映 　　《建国大业》创作谈 　　召开一届政协会，接生一个新中国 　　编写《建国大业》的前后思考 　　王兴东 　　一、五星红旗是认识人民政协的一面镜子 　　五星红旗飘扬在地球上六十年了，这个代表共和国标志的旗帜，就是由第一届人民政协在2992幅国旗图案中，通过民主协商，投票选定的。 　　我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却不知道国旗是谁设计的？怎样选 　　定的？有一次我参观《国旗在我心中》的展览，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上海市民曾联松设计的，令我非常惊奇，一个普通市民设计的国旗，怎么会确定为国旗的呢？后来知道是人民政协筹备会发表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启事，曾联松先生是应征投稿而被选中的。在国旗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多么奇妙而鲜为人知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创作《共和国之旗》的电影，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第一届政协有关国旗、国歌的史料和会议记录。当第一届政协大会把应征稿件择优38幅图案印刷成册，交给全体代表选择并发表意见，当多数人同意一颗红星下一条黄杠的红旗图案时，张治中先生找到毛泽东主席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国家和革命了吗？一杠子也代表不了黄河，老百姓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在分组讨论中，各抒己见，田汉先生一直看好五星红旗的图案，为了更好地民主协商，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请郭沫若、黄炎培、沈雁冰等18位代表召开国旗、国歌的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毛泽东指着五星红旗的图案解释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样，五星红旗图案在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了解到我们国旗诞生的过程，每当我仰望着这面享誉世界的五星红旗，我为生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自豪，我们的国旗并没有采用统军元帅，艺术大师设计的图案，而是经过充分民主协商，采用了一位上海市民的设计图案。每当我仰望着的五星红旗，像一面鲜明的镜子透视我们人民政协从创建之始就坚守着“民主、团结”的方向，国旗上边始终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各界社会爱国人士的意志和选择，读懂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也就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什么成为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1998年我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进入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那么人民政协组织是怎样创建的？为什么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的历史性决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历史性的伟大功绩太让我激动，太让我思索了。作为新中国的公民，我必须要知道这个新国家是怎样诞生的？作为一位政协委员，我必须要知道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怎样接生了共和国？作为电影编剧，我能把这段史实搞成电影吗？ 　　二、点燃《建国大业》的创作想法，政协委员笔写政协会议 　　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发表后，2006年春天，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和副主席张和平，为加强对政协委员的形象化宣传，策划搞电视剧本《政协委员》，我们几个影视编剧的委员在宽沟会议中心开了两天会。我提出能否写人民政协的创建，从根本上搞一部反映第一届政协的故事。阳安江主席表示支持，他说这样更好，让人们认识到人民政协创建和共和国的诞生是系系相关，并且以历史的史实解释了人民政协事业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是一部大片子，写作难度很大的，尤其是怎么来写？政治把关很重要的，还是要请示一下全国政协领导为好，在人民政协成立六十周年时拿出来也不迟，但是要先作些积累。 　　我当了三届政协委员，尤其是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对于政协的感情日益加深。一次，王蒙先生（时任文史委的主任）就说起了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是历经艰险，遭遇重重障碍和阻力。冯玉祥将军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为参加政协会议，离开美国途经黑海在船上被大火烧死；李济深从香港冒险北上，乔装商人一路风险到达东北大连；张澜在上海险些遭反动派特务绑架沉江暗杀，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北上开会；杨杰将军马上就要进京开会了，在香港寓所被特务们杀害；新疆的政协代表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阿巴索夫、罗志五位代表，在赴会途中，坐苏联飞机在西伯利亚撞山遇难，全部牺牲了。 　　围绕着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国共两党展开了大集会和大阻截，大团结与大暗杀的生死较量，看起来仅是开一个会，然而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充满惊险搏杀和危机四伏的悬念，是一场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与蒋介石独裁统治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的最富有冲突的历史戏剧。 　　我把创作电影剧本的想法向王蒙主任汇报了，身为中国作协的老领导，他表示热情的支持，让我写个报告，并当面向贾庆林主席报告这件事情。2007年贾庆林主席做了批示，同意立项。 　　于是，我全心进入了创作，为走出资料堆，找到更准确的感觉，我到河北西柏坡、城南庄，到南京、上海等地实地考察，采集细节。采访名人之后。为了更准确地写好毛泽东这个人物，我请出好友陈宝光，他从15岁就研究毛泽东，非常熟悉史料，其父亲是前北京档案局局长，从小培养了他对党史的兴趣，有了宝光加盟等于对于史料的准确性上有了保险。 　　有人曾建议，要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38人出席的旧政协写起，我们排除了这个开端，电影是以人物为核心的叙事呈现，并不是新旧政协会议的对比论坛。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以谁为主，则在开端提出人物的需求，这至关故事走向和决定主题的要害问题。以旧政协开端是写蒋介石操控下召开的所谓和平建国大计的会议，是表现蒋介石的建国思想。而我要完成的是“召开一届政协会，接生一个新中国”，是以人民政协的筹备和创建，表现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则必须从1948年毛泽东在城南庄发出“五一节口号”开始，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与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主张，五一口号向世人表达了中共要召开政协会议，吹响要建立新中国的进军号，这是毛泽东的主动作，也是人物的最高需求，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如何完成了“建国大业”，这个主题将紧扣住人民政协会议能不能开成？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身在蒋统区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们能不能来解放区参加这个会议？遇到哪些障碍与险情，最后怎样到达北平参加会议的？三位非中共的民主人士又怎样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为什么要召开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参加的人民政协会议，这就是历史赋予大会的重要政治使命，经过人民政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并向世界昭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民主意志的，否则，没有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一切都将是非法。 　　“会议”与建国至关重要，“会议”是故事的核心，是表现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如何开成开好这个会，整个故事从五一口号提出，围绕“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战略方针展开，在创作中我们有意避开三大战役的详述，一切都紧紧揪住“开会”这个核心事件，着重表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之外的另一条战线的政治智慧，那就是我党的统一战线，实现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如何克服重重障碍，摆脱了反动派的大破坏，大截杀，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团结和吸引一切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前来参加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群英盛会，完成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经过政治协商民主表决，合法地接生了人民共和国，选举了新国家的领导人，这就是全部的故事。 　　三、摆脱史实的流水账，抓住“一个篱笆三个桩” 　　面对着浩瀚文史资料，面对着那么多参加政协的历史名人，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难。其实，第一届政协会议不是没有拍过电影，也不是没有写过文学作品，为什么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前车之鉴，让我清醒，就是不能面面俱到，大量史料的罗列，观众看的是故事，而我们编剧必须要做到的是讲一个好看的故事，阐明一个深思的主题，树立起几个难忘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列出一群人物名单。 　　研究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国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等人的传记，我们深深地被他们的领袖作风，人格魅力，政治主张所感动，完全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尊重他们，并盛情邀请他们一定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毛泽东作为中共主席，要实现多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必须请来这三位非中共的领袖，于是，主要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关系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角，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结构的角度，重点表现毛泽东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非共产党的副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情谊，人物关系的局限性突出了人物的特性，避免流水账式在交待众多人物，在电影中使用足够的篇幅展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和协商建国的情怀，安排李济深摆脱特务跟踪，从香港上船北上大连，布置上海地下党从虎口中营救张澜，派邓颖超赴上海诚请宋庆龄赴北平开会，宋庆龄因1925年陪孙中山北上，病逝北平，视为伤心之地，不愿前来。在邓颖超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同意北上，毛泽东和所有人都到车站迎接，其真诚令人动容。 　　写政协的影片，往往认为是政治片而枯燥无味。恰恰相反，这是一部充满惊险危机和紧张情节的故事，开场毛泽东提出召开政协会，半月后，混进我军的特务密报毛泽东的位置，蒋介石就派飞机轰炸毛泽东住所，险些遇难；紧接着是应该第一个到达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事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横跨大西洋在苏联船上遇难身亡；李济深在香港多方争夺之际，何香凝促使李济深冒险北上，海上漂泊九天，一路风险；在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下，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前来谈判，没想到在毛泽东等人的精诚感动下，居然整个代表团都留在北平，并参加政协会议；蒋介石在上海撤退前采取绑架屠杀手段，民盟中央执委黄竞武等12人被活埋，为了确保张澜、罗隆基先生的安全，地下党营救张澜也是惊心动魄的场面；为了控制李济深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其秘书张序被反动派特务收买，随时暗杀李济深……没有比政治斗争充满残酷和危险，无论是电影还是故事，都给人物设计了危机和悬念。总之，像一个婴儿出生母腹必须阵痛和流血一样，新中国的诞生也必然流洒无数人的鲜血。因此，了解这样一个新旧政权较量的故事，围绕一个政协会议展开了尖锐冲突，奉献给观众许多惊险情节和揭密性故事。 　　“召开一届政协会，接生一个新中国”，尽管这个故事没有涉及更多的战争，然而这是一场政治的斗争，无情和有情，残酷和宽容，独裁和协商，六十年前关系中国命运的一次盛会，各种政治人物都在这个舞台上有所表演。而毛泽东用他的三大法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赢得了这场建立新政权的全面胜利，这位从领导农民秋收起义的共产党人，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新国家的主席，他在闭幕式上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五星红旗飘扬在地球上六十年了，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了，身为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人民政协作为基本政治制度为何永久性地载入宪法，《建国大业》是我们这批新中国礼炮催生下的孩子，怀着对于共和国的感情，通过研究读解人民政协的历史与毛泽东的建国思想，呈献给这个难忘岁月的礼物。 　　2009年7月23日